新书推荐 | 被牺牲的女性——从安提戈涅到邻家女孩

《被牺牲的女性——

从安提戈涅到邻家女孩》

揭露“牺牲”的本质

探究女性“被牺牲”的内在原因

01 内容简介

Content Summary

在人类社会的深处，有一群女性始终站在生与死的交界处——她们是少女、情人与母亲，她们或被命运选中，或主动献祭，在沉默中走向牺牲与毁灭。《被牺牲的女性》不是一部控诉之书，而是一次穿越灵魂的叩问。

·何为牺牲？

牺牲不只是压迫的代名词，它同时是某种反抗与新生的符号，因此，女性的牺牲永远是一种悖逆之举，是一场背对着“公序良俗”的个人壮举。

·牺牲从何而来？

牺牲往往源于未被言说的创伤——家族的秘密、暴行的记忆、童年的缺失，它们如影随形，迫使女性在某些时刻成为“替罪羊”或“摆渡人”。

·为何总是女性？

女性之所以成为牺牲品，并非因其天然的性别属性，而是因为女性特质的命运，总是义无反顾地冲向牺牲。

从伊菲革涅亚的献祭、安提戈涅的违抗、朱丽叶的殉情，到彭忒西勒亚的作战、埃洛伊兹的修道、美狄亚的复仇，再到伍尔夫的创作与死亡……她们的牺牲虽无观众，却构成了集体记忆的底色，提醒着我们：没有见证者，就不存在牺牲；而女性的声音，必须在几个世纪的沉默之后，被真正听见。

献给所有曾被牺牲绑定，或仍在牺牲中寻找出路的你。

因为你值得为自己活着，而非为他者牺牲。

02 作者简介

Author Introduction

安娜·杜弗勒芒特尔（Anne Dufourmantelle，1964—2017），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她在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é）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深造。曾任教于法国国家建筑学院（École nationale d’architecture）、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以及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作为法国哲学界独具魅力的声音，她的思想深受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影响，并与之合著《论好客》（De l’hospitalité，1997）。2017年，她因救两名落水儿童而溺亡。

03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序001

引言 001

一 牺牲性女性 005

在生者与死者之间 007

个体的行动，集体的宿命 011

女性的影子 014

不省心的女性 016

牺牲者还是被牺牲者？ 020

空白的生命 022

放弃的诱惑 026

倾盆而至的女英雄 032

牺牲，从创伤中解脱？ 036

二 少女 043

今日此处，仍有伊菲革涅亚 045

一位少女 057

安提戈涅，少女与死亡 063

考狄利娅，被偏爱的女儿 075

朱丽叶或已逝的韶华 081

彭忒西勒亚（Penthésilée）与处女战士 089

圣女与食人怪，圣女贞德与吉尔·德·莱斯 104

独一无二的女性 111

三 情人 119

牺牲里的情欲 121

伊瑟 127

关于贞洁与伟大的爱情 133

牺牲，爱之痴缠 145

姐妹 153

兄弟之爱 157

贝蕾妮丝或对绝对的偏爱 160

卖淫 167

野性的女人 178

四 母亲 183

牺牲中的交易 185

母性：恐惧与创作 191

马利亚和美狄亚 196

杀子 210

五 创作、牺牲与女性 217

牺牲与死亡冲动 219

创作与解脱 220

致一位画家女友 225

关于焦虑的必要性 229

弗吉尼亚·伍尔夫： 童年、死亡、优雅 233

04 精彩书摘

Reading Highlights

一 牺牲性女性

在生者与死者之间

牺牲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开辟了一个悲怆的空间。因为必须要找到一言半语来回应来到这个世界的恐惧，之所以恐惧是因为要在背靠死亡与允诺的情况下面对未知。在任何时期，献祭仪式的壮观都是在传递这份悲怆，让人尽可能感受到其中的美与人性。即便献祭不指向某位神明，没有任何固定仪式，也不是出自什么神圣的经文，但只要我们共享同一门语言、同一份对逝者的记忆、同一段历史，牺牲就是牵系所有人类族群的联结。从这场灵魂的自我对话—古希腊人称之为“思想”—中衍生出了我们心底的渴求： 相信有人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牺牲”（sacrifier）一词来自拉丁语“sacrifacare, sacrum facere”，意思是“做神圣的事”。牺牲，最初是向神明献祭以获得他们的恩慈，以期神明用神力让生死之界壁垒分明，以防二者互相侵蚀。在当今的世界，俗与神的界限已不再分明，至少在世俗社会的纷杂日常里是如此。但“牺牲”一词仍会让我们记起有一个位置是留给被抛弃的神性的。但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如果说牺牲总是面向某位未知、虚构且全能的他者，那正是因为面对神的缄默，我们必须创造一套语言。这一创造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场域，由此语言才能趁虚而入。就这样，依赖着恐惧而生的牺牲求助他者的方式，就是用尽一切手段召唤他者，祈求得到他的回应。

当宗教在信徒生活中只占据微不足道的一角时，祈求神明慈悲又有何益呢？牺牲仍在分隔着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但在神位上，已空无一人。可以想见，之后连这个空位也会消失，最终被废弃。但从某种角度上看，牺牲的仪式变得前所未有地活跃与实在。

一直以来，“牺牲”一词都意味着生者与彼世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位于冥界的彼世本是缄默不语的。人们试图用牺牲来让彼岸内或外的某个存在开口。以前，我们管它叫“神明”，现在我们称之为“虚无”或者—用更合适的词来说—“科学探索”。但人类仍然希望某个本原之物能在有限的边界之外与人沟通，让他逃离生之荒谬，这种荒谬在于生因死而戛然而止，没有任何价值加诸他的行为或延续给他的后代。牺牲是这份希冀的展现形式，这也是牺牲要质询他者的原因。他者越不回应我们，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就越崇高。我们想象自己背负着欠他的债，换句话说，我们这条命是欠他的。因为有这样的信念，我们才笃信，这一世要遵循某种必须完成的宿命。而这份笃信撑起了整个宇宙、价值等级和道德体系。各地文明以极具差异化的方式表现出这份与神明的债务关系，只是当权力系统濒临崩溃时，这种表现才格外明显。当人类要到彼世寻找自身厄运的原因时，牺牲就成了强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演示了与神明或其他冥灵的联系。

如今，我们似乎已不再需要这样的演示。尽管神明已离弃人类情感的剧场，但这世界真如人们所说，与宗教彻底疏离了吗？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截然相反，比如信仰的复兴，比如尽管习俗不同、国家不同，人们却痴迷于信仰与宗教战争领袖，又比如某种“软信仰”，这种虔诚无关某位神明，却渗透到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试图为糟糕的偶发事件找到某种意义。牺牲仪式上的规矩都在尝试用亡灵的记忆联结人类与神明，开辟出一个被承认的神圣时空，它超越了所有物质供奉。

我们在脑中勾勒的牺牲意象总是因战争而具有英雄主义色彩，并且在一次次的战争中持续升华。但其实牺牲昭示了深埋的创伤，它揭开了某个神圣的领域，之前这里被损毁、被辱没，如今要重塑差异—当然也包括距离、意义、象征—以求个人或集体的伤痛不会被沉默与遗忘掩盖。我们也可以说，之前被蹂躏或被否认的找到了修复的出路，找到了救赎（希望“救赎”这词不至于过于沉重），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牺牲仪式里。

某一举动要想获得牺牲的意义，必须要在社会空间中产生回响，让献身牺牲者的命运被粗暴地解读为宿命。但也有一些“空白的”生命，他们的自我湮灭也涉及牺牲的场域，但从未获得任何外部形式的公众见证。照亮他们的是一条通过自我消解的道路，最终极的形态就是秘教或弃世的形象。他们的“空白”是一种标记，象征着他们的生命切断了所有与尘世成规的联系，只留下绝对性的一面，并日渐锐利，让我们愣在原地。这种“生中之死”（mort dans la vie）的体验，使得这群人—比如巴特比1—变成了摆渡人。他们用乖张又新奇的方式拒绝俗世，但实则是对庸常的宽宥与超越。

在牺牲行为中，一切都关乎分离与边界—存在于阳世与阴间之间、宽恕和谬误的圣境与妥协和爱恨嗔痴的尘俗之间。因此，在最初的牺牲仪式中，切割肉身显得非常重要。解剖一只牲畜要依着其关节的走向，因为没有及时分离的部分会坏死。此刻的风险就是眼见着枯朽腐蚀生机，这种腐蚀可能是肉身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分离，首先是打开差异的场域： 死者和我们不一样。然后是哀悼的场域： 我们可以为他们哭泣，他们确实是离开了我们。最后是可能性的场域：没有他们，我们也能活下去。分离，得以让生者不受死者侵扰，让他们远离亡灵的纠缠与恐怖（比如屠杀、战争与谋杀的记忆）。这是沿着牺牲所构筑的分隔生死的边界线与不可名状之物拉开距离。凭什么说这是绝对现实存在的呢？因为我们从未停止做这件事……作为言说的生灵，我们出生并生活在某段时期，但却总是在跟死者打交道，他们可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也可能是我们的先人，可能是在战争或病痛中徘徊在我们身边的人，还可能是蛰伏在文字里的人，栖息在每个发声的字节里。

查尔斯·马拉默德（Charles Malamoud）曾向我们指出，在印度经典《梨俱吠陀》（Rig-Veda）提到过的献祭仪式里，献祭肉身的具体限度变成了举行祭祀仪式的封闭领域。这具肉身将神圣空间与凡俗空间分隔开，而这样的差异使世间恢复了烟火气，就如同人死后所产生的空寂因棺材或坟墓这一空间而有了人形。马拉默德强调，献祭肉身并没有随着牺牲而消失。任何牺牲都做不到烧毁一切。总有东西留下，任何火刑，任何想一把烧干净的尝试都不会使之消失。这里的“残余”（reste）是世界本身吗？正是这个“残余”的部分，让意义在牺牲者之间流传，构筑了时间与空间，在字节之间留下了空白。这份残余既不能还给人，也不能还原为人。无论如何，它都是非人的。正如马拉默德所说的，这份残余并不专属于宗教性的传统族群，它存在于今时今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即便是现代的火化，既不留下尸体也没有写下碑文，既没有祈祷也没有召唤，最后还是留下了一把灰。而余下的这把灰虽然已没了人形，但仍属于此世。即使是撒在了公园里，也并不等于完全被抹去、被遗忘。它压在生者心头，提醒着他们那些难以名状之事。在死神盘桓之际，应有人见证并为其言说。牺牲的缘起经常是那些因创痛而不能安息的亡灵，他们被遗忘、被抹去，见证者为他们发声是在讨要某种补偿。德里达曾说，牺牲本质上是对债务的偿还。但既然从存在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从未能摆脱这笔债务，又怎能奢望清偿呢？

这是一笔因活着的事实而向死者欠下的债。这笔债务要说的未尽之事应不断向人性回流、向话语回流、向创造回流。创造者们负担了这份债务中的大部分，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以所赋之名召唤亡者，并与他们定下契约。这就显得仪式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仪式尝试从无以名状中建立一套说法。“债”“牺牲”与“偿还”这几个词，只有在“有物可代”的逻辑下才并行不悖。为了避开被抹杀的风险，我们用其一代替另一。对应生物，我们代以静物；对应人身，我们代以牲畜；对应神务，我们代以俗务，以此来完成代偿。未能摆脱这笔债务的总归要上贡，只是欠债的并不想知道要上交什么。被轻忽之物总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时刻提醒我们要记得，比如鬼屋、闪回、幽灵、现代科技淬炼出的地狱轮回。存在即被分离的状态，却知晓我们从属于某些羁绊。这些羁绊以忠贞之盟联结了生者与死者。盟约是不背弃记忆，不遮掩来处，不让一位逝者无坟无名。如今没有了这份契约，暴烈的怒火将重新席卷我们这片不温不火的大地，就像从前复仇三女神（érinyes，也称作“Euménides”或“Furies”）让罪犯在希腊神庙为其错误付出代价一样。

点击书籍图片，即可优惠加购

“女声”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