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丹东沿江开发区的朝鲜餐厅，我去了不下二十次。
不是图吃的。是那个叫小金的服务员，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给客人倒酒时手不抖，唱《阿里郎》时嗓子细细的。你跟她说话，她认真听，听不懂就歪头笑，不敷衍。
可这次去，她说餐厅下个月关门，她要回国了。
“以后还来吗？”我问。
她摇头。“三年合同到了，必须回去。”
小金来中国三年，在丹东、沈阳、上海都干过。她说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大超市、高铁、外卖。可她从不多说。你问工资，她摆手：“这个不能说。”只含糊讲比朝鲜高。问她高多少，她低头擦桌子，不答了。
在丹东，像小金这样的朝鲜姑娘很多。餐厅、酒店、洗浴中心，都有她们的身影。年轻，漂亮，能歌善舞，中文说得磕巴但够用。她们来中国打工，每月工资大部分上交，到手只留几百。三年期满，必须走。多一天都不行。
我问她：“想留在中国吗？”
她放下手里的抹布，认真想了想。“喜欢，但留不下。”
“嫁个中国男人呢？”
她脸一下子红了，赶紧摇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谈恋爱。”顿了一下，又说：“就算恋爱了，也不能结婚。嫁到中国，是……很严重的事。”
她没说“严重”具体指什么，但那个表情，不是害羞，是怕。后来熟了，她才多说几句。她说在朝鲜，跟外国人结婚不是法律禁止，但比禁止更麻烦——需要领导批准。
“你见过谁被批准吗？”我问。她没回答。
在朝鲜人心里，民族血统要“纯洁”。跟外国人通婚，会被认为玷污了整个民族。这不是写在纸上的规矩，是刻在骨子里的观念。小金在丹东三年，见过中国男人追朝鲜服务员，有的姑娘动心了，偷偷约会，但最后都断了。“不敢，真的不敢。出了事，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的事。”
她说这话时，声音压得很低，眼睛往门口瞟了一眼，怕领班听见。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喜欢的中国，她其实够不着。她每天端菜倒酒、唱歌跳舞，笑嘻嘻的，像一只关在笼子里被看个够的金丝雀。笼门开着，她不能飞。
小金就要走了。她给自己买了几件新衣服，塞进箱子。还买了一部二手手机，说是带给弟弟。“他想要中国手机，买不起新的。”她剥开一颗糖，含在嘴里，糖纸叠成小方块，装进口袋。她说这是中国的糖，回去分给邻居小孩。
我最后问她：“你会想中国吗？”
她点头。“会想。想丹东的鸭绿江，想这里的人。可我得回去。”
“回去干什么？”
“回去……听领导安排工作，也许结婚，生孩子。”她说完笑了，这次笑跟平时不一样，不是服务客人的笑，是认命的那种。
中朝友谊桥上，货车一辆接一辆往朝鲜开，满载货物。小金要坐火车回去了，从丹东到新义州，不过十几分钟，却像隔了两个世界。她在中国待了三年，看过高楼霓虹、车水马龙，看过中国女人穿裙子、化妆、开汽车，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她喜欢，但不能留下来。像隔着玻璃看一场电影，散场了，她得回幕布后面去。
最后一次见面，她把那杯没喝完的可乐打包带走。吸管插好，杯盖按紧，装进塑料袋。走出餐厅门，回头冲我挥了挥手。灯光下，她眼睛亮亮的，没哭。
但那袋可乐，她拎得很紧。像拎着三年里攒下的所有甜，舍不得撒手。回去以后，她还是那个穿民族裙、唱《阿里郎》的朝鲜姑娘，继续对着另一桌客人笑。而那袋可乐，喝完了，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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