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终老，也没那么可怕

孤独终老，也没那么可怕

↑《三块广告牌》剧照

对衰老的恐惧几乎根植在所有人的内心深处。在老去的路上，除了身体的病痛，不断消逝的生命记忆、接踵而来的离别与失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失落与孤寂，同样令人不堪忍受。

“衰老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为它动摇了我们对生命意义的信念。”在《独居笔记》里，作者梅·萨藤这样写道。

在写下这些日记与回忆录时，萨藤正处在她的人生边缘：自己经历中风，相伴半生的爱人坠入阿尔茨海默病的深渊，陪伴多年的爱宠也相继离世……

面对衰老，她沮丧、失落，却从未消沉。如果孤独是生命的必然，萨藤选择穿越它们，并夺回自己的生活。

面海独居，观鸟、养花、散步，她用最具体的生活，填补生命的空白，用写作整理并重识自我，在与孤独同行的路上，萨藤不断创造着生活新的秩序与意义。

“我愿意相信，当我死去的时候，我已经把自己奉献出去，就像一棵每年春天播撒种子的树，它从不计较损失，因为这不是损失，而是在为未来的生命添砖加瓦。这就是树的存在方式。也许它扎下了深深的根系，但仍会随风播撒它的宝藏。“

以下是《独居笔记》译者张亦非对梅·萨藤的介绍，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生机勃勃的、勇敢的独行者。

《独居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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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独生女儿

1912年，欧洲大陆挣扎在动荡的边缘。一个名叫埃莉诺·玛丽·萨藤的女孩在比利时出生了。几十年后，她将以“梅·萨藤”这个名字被记入文学史，她的日记将成为女性研究的经典教材，吸引那些寻找生活方向、寻找自我的读者。

梅·萨藤的父亲乔治·萨藤是一名化学家、科学史学家，以三卷本《科学史导论》留世，还创办了期刊《伊西斯》；母亲玛贝尔是位艺术家，设计过家具和刺绣面料，也精于绘画。

↑梅·萨藤

一战爆发后，萨藤一家逃离比利时，先前往玛贝尔家人所在的英国，随后又辗转前往美国，最终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定居。乔治毕生致力于科学史研究，曾在哈佛大学担任兼职讲师，还受到卡内基科学研究所的资助。

梅·萨藤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在父母的无尽爱意中长大。她天性敏感，擅长捕捉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和微妙情绪，热爱诗歌和艺术，17岁就开始发表十四行诗。

高中毕业后她拿到了纽约瓦萨学院的奖学金，但并未就此开启大学生活，而是选择追随当时的百老汇明星伊娃·勒加利纳，在她的剧团学习表演。

剧团倒闭后，梅·萨藤尝试写短篇小说，她的作品被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看中，由此得到了250美元预付款，这笔钱成了前往欧洲的差旅费。此外，父亲每个月还会给她生活补助。

年轻的梅·萨藤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各处游览，结识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赫胥黎夫妇、柯特连斯基、詹姆斯·斯蒂芬斯等人，他们的写作和人格都对她产生了巨大影响

回到美国后，梅·萨藤一度创办了自己的剧团，但最终也宣告解散。用她的话说，“1934年我的剧团倒闭，25岁的我开始了真正的生活，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我经历了太多种人生，与太多的人发生过关联。”

02
成为自己

20世纪30年代末，梅·萨藤迎来了第一个创作黄金期。她出版了第二部诗集，新的小说也已经完成。为了维持生计，她从事一些短期的教学工作，在美国各州的高校进行诗歌朗诵和演讲，还曾在纽约为美国作战新闻处做编剧，撰写宣传纪录片剧本。

她结识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和其中的一些人发展出终生的友谊。1945年，梅·萨藤在圣菲遇到朱迪丝·马特拉克（《独居笔记》中的朱迪），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两人一直是伴侣关系。

1950年，梅·萨藤的母亲去世，这给她带来无尽的伤痛。1952年，让·多米尼克离世，再次让梅·萨藤陷入悲伤。这位优秀的比利时诗人是她的精神导师和挚友。

她在1986年的一篇日记里回忆起让·多米尼克二战初期为《布鲁塞尔晚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也回忆起贯穿数十年岁月的“微小希望”：

“而那微小的‘希望’/是每天/向我们道早安的人……如果没有‘希望’，这一切都只能是片墓地/我微小的‘希望’就是每天夜里上床睡觉的那个她/每天早上起床的那个她/度过了美好夜晚的她。”

1956年，父亲也去世了。两年后梅·萨藤卖掉了父母在马萨诸塞州的房子，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纳尔逊，搬进一栋自己购置的老屋。

她接连出版了两部小说：《小房间》和《史蒂文斯夫人听美人鱼歌唱》。后者常被视为梅·萨藤的“出柜之作”，也是她作家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自此，她的作品开始在高校的女性主义项目中受到重视，女性主义期刊也开始出现研究她作品的文章。

然而，梅·萨藤被推向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她对姗姗来迟的认可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她不愿意被打上女同性恋作家的标签，尽管很多评论家称她早期的作品里充满了女性情色意象。

梅·萨藤认为自己的作品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群体，探讨的是普世的爱，以及爱的诸种表现形式。

她在日记里写：“我的读者们并不这么想。在我收到的来信中，女同性恋只占5%，甚至更少。占比最高的是已婚女性，其中大部分是有孩子的女人。

如果说我在公众认知中代表了什么，那就是孤独者。正是我的孤独以及我对孤独的描述让我与这么多不认识的男女建立了联系，让他们把我当做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

对自我的探索是梅·萨藤最重要的写作主题之一。她拒绝被标签化，正是出于对自我的敬畏和珍视；她写过一首题为《此刻我成为自己》的诗：

“我曾戴上别人的面具/疯狂奔跑……此刻我安静地站在这里……我的作品，我的爱，我的时间，我的脸/汇聚成一种强劲的姿态/像植物般生长。”

03
孤独而丰盛日子

1973年，梅·萨藤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她卖掉纳尔逊的房子，搬到缅因州的约克，开始了又一段独居生活。

步入老年的梅·萨藤被迫面临接踵而至的打击。身在疗养院的朱迪健康状况日益恶化，阿尔茨海默症让她逐渐失去了对周围一切的感知，再也认不出身边的人。

与此同时，梅·萨藤饱受抑郁症的困扰，还经历了一次乳房切除手术。在花鸟和海风的陪伴下，她努力从痛苦中恢复。日记《过去的痛》如实记录了这一过程。

《爱》

《独居笔记》一书收录了梅·萨藤在缅因海岸的两本日记：写于1978至1979年的《过去的痛》和写于1986年的《梦里晴空》。

梅·萨藤以她超出常人的洞察力和细致笔触，在日记里记下了种种幽微情绪。

她谈论抑郁症和创作的阻塞：“抑郁的暗流仍在涌动。坏念头从我每一处不设防的意识裂缝潜入。然后该起床了，我应该来到书房，开始工作。”

她描绘令人喜悦的生活细节：“我坐下来，看着灯光在丁香叶子间跳跃，感到幸福和安宁，为朋友们即将到来而喜悦。”

“前一晚的大雨过后，道路变成了水潭，时不时需要涉水而过。狗儿们欢快地喝着水，而我们努力在长满青苔的路边站稳脚跟。”

她记录自己直面疾病与衰老反被误解的经历：“英国的一位朋友来信指责我背叛了人的尊严，因为我不仅写了朱迪丧失心智的情况，还写了她对身体失去控制的情形，也公开谈论了衰老意味着什么。我的朋友认为这是对朱迪的背叛，是冒犯。很多人都同意这一点。令我欣慰的是，朱迪的家人并不这么想。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开始思考。我想，部分原因是我想与那些和我一样的人在一起，他们也被迫目睹深爱的人因无法挽回的衰退而泯灭一切，见证他们的痛苦。朱迪现在不是朱迪了。受苦的不仅是衰老者本人，还有那些不得不目睹并亲历另一个人瓦解的人。

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也许无法想象其中的痛苦。但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会认可、缅怀和共鸣。这些时刻让所有的护理和身体照护都变得值得。”

年迈的梅·萨藤每一天都在和各种挫败作斗争，但她对生活的热情从未消减。在日记的末尾，她终走出了阴霾，重拾喜悦与希望。

“一片开阔空间在我面前打开……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做。我为自己重新夺回的生活，为未来的一切欢欣鼓舞。”

04
以诗成名，以日记传世

作为一位声名卓著的作家，梅·萨藤的作品涵盖诗歌、小说、戏剧和非虚构作品，创作活跃期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她一生出版了53部作品，其中多部被纳入美国高校课程。她曾在哈佛大学执教，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无论是在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中，梅·萨藤都毫不避讳地探讨各种社会议题，包括女性主义、种族主义、性取向问题等等。在庞杂的作品列表中，日记成为最受读者喜爱、最被文学界重视的作品。

女性主义研究者、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卡萝尔·海尔布伦对梅·萨藤的日记赞誉极高，称其为“女性自传的分水岭”。

1983年秋天，《巴黎评论》发表了一篇对梅·萨藤的采访。梅·萨藤这样评价日记的特殊地位：“至于日记，你实际上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人生经历，这是其他任何文体都无法提供的，甚至连回忆录也不能。”

在《独居笔记》里，梅·萨藤说：“我一直坚持不向日记里添加任何内容，并且对此深感骄傲，我只会出于文体的需要或者为了消除重复而偶尔做些修改。”

梅·萨藤1995年因乳腺癌去世。她的日记自初版之日起从未绝版。《华盛顿邮报》评价：“无论梅·萨藤写什么，你都能感受到字里行间奔涌的人性。”

美国小说家希拉·巴兰坦曾在《纽约时报》撰文，称梅·萨藤是 “一位追求真相的探索者，拥有令人敬畏的重生力量”。

张亦非｜著

《独居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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