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组织部那辆黑色桑塔纳停在财政局楼下的时候，我刚把程科长的保温杯续上水。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我抬头看见王建国整了整领带，李淑芬飞快地往桌上放了一份文件，张德山把翘着的二郎腿放下。
整个预算科像被按了开关，瞬间换了副面孔。
考察开始后，从王建国到张德山，每个人都在数落程科长——说他独断专行，说他不会做人，说他脾气臭。
我坐在角落里，手心全是汗。
轮到我发言时，所有人都看向我，那眼神像是在说：小子，该你了。
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我说三点……”
01
星期二早上七点半，我推开预算科的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窗外灰蒙蒙的，十月天说凉就凉。走廊那头传来门卫老张拖地的声音，哗啦哗啦的。我脱下外套挂在椅背上，先把电热水壶灌满水，按下开关。
这个活儿我干了三年了。
三年前我考进财政局那天，程科长上下打量我一眼，说：“个子不小，就是不知道能干点啥。”后来他让我给他端茶倒水，整理文件，跑腿打杂。
科室里的人都说程科长拿我当使唤丫头，可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
他是那种话难听、事照干的人。
我刚来那会儿什么都不会，是他手把手教我怎么看报表、怎么对账目、怎么处理乡镇报上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数据。
水开了。我把保温杯洗干净，放了一撮茶叶，倒上开水。茶叶是程科长自己买的，铁观音，他说喝惯了别的茶没味道。
我放好保温杯，又用抹布把程科长的办公桌擦了一遍。
桌子上一字摆着三摞文件，每一摞都用夹子夹得整整齐齐，标签上写着日期和内容。
程科长有个习惯——东西摆在哪儿，别人不能乱动。
有一次张德山翻了他桌子上一份文件，他当场发火：“你动我东西干什么？自己没长手不会找？”张德山脸上挂不住，事后在走廊上骂骂咧咧：“什么人啊，一点面子不给。”这些我都听在耳朵里。
我正准备去开水间接水，听见楼道里有脚步声。
抬头一看，王建国走进来了。
他今天穿了件新衬衫，头发也梳得油光水滑，还系了条领带。
这在平时可不多见。
王建国平时穿得随意，有时候连衬衫扣子都扣错位。
“小林来得早啊。”王建国冲我笑了笑。
“王科长早。”
他没再说话，走到自己办公桌前，拉开抽屉翻了翻，又关上。
我瞥见抽屉里有个牛皮纸信封，厚厚的。
他没让我看清楚，赶紧把抽屉推上了。
然后他又走到窗边，往下看了看，像是在等什么人。
接着李淑芬也来了。她今天也穿了件新衣服，紫色的外套，还涂了口红。她一进门就在镜子前照了好一会儿，又掏出粉饼补了补妆。
“淑芬姐今天真精神。”我说。
“那是，今天有大事。”李淑芬笑得意味深长。
然后是张德山。他今天破天荒没穿那件灰夹克，换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虽然看着有点皱巴巴的。
张德山进门就看见王建国，两人对视一眼。
“建国，都准备好了？”张德山压低声音问。
“准备好了。”王建国也压低声音回答，“等会儿该怎么说，你心里有数。”
“那还用说。这些年的账，也该算一算了。”
我在旁边听着，心跳得有点儿快。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昨天下午局办公室通知过，今天组织部要来考察。
考察的是程科长。
办公室里陆陆续续来了其他人。
刘大伟进来的时候还打着哈欠，看见气氛不对，赶紧收住了。
赵丽娟是倒数第二个进来的，她穿着平时的深灰色西服，安安静静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八点差五分的时候，走廊上响起熟悉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很重，节奏很快，一听就知道是谁。
程耀华推门进来了。
02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头发乱蓬蓬的，手里夹着一本厚厚的账本。
他的眼镜滑到鼻梁上，也没顾上推一推。
一切都跟平常没两样。
“小林，茶泡了没有？”他头也不抬地问。
“泡了，科长。”
“嗯。”
他走进自己办公室，把门虚掩上。
我透过门缝看见他坐下来，翻开账本，又拿起笔在上面写些什么。
他的桌子上还摊着一张乡镇财政所的报表，上面画满了红圈。
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微妙。
王建国和李淑芬交换了一个眼色。
张德山坐在椅子上，手指不停地敲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
刘大伟本来想说什么，看了看大家的表情，又把话咽回去了，低头假装在翻文件。
谁都知道今天要来什么人。
墙上挂钟滴答滴答走着。八点十分，八点二十，八点二十五。
走廊里突然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有人喊了一声：“组织部孙主任来了！”
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像是炸开了一样。
我看见王建国立刻站起来，整了整新衬衫的领子。李淑芬飞快地把桌上杂七杂八的东西收进抽屉。张德山也坐直了身子。
然后门被推开了。
孙主任站在门口，五十多岁的样子，白衬衫，黑裤子，脸上没什么表情。后面跟着一男一女，每人手里都拿着文件夹。
“程耀华同志在吧？”孙主任问。
“在在在。”王建国立刻迎上去，脸上堆满了笑，“孙主任您好，我是副科长王建国，程科长在办公室里等着呢。您辛苦了，快请进。”
“麻烦你帮我叫一下。”
“好好好。”
王建国快步走到程耀华办公室门口，敲了两下：“程科长，组织部的同志到了。”
门开了。程耀华走出来，他看着孙主任，笑了笑：“老孙，来了。”
“来了。”孙主任点点头，“耀华，咱们就开始吧。先跟你本人聊聊，然后找同志们谈谈。”
“行。”
两人一起进了会议室。那扇门关上了，发出一声轻响。
办公室里安静了大约十秒钟。然后我听见王建国轻轻咳嗽了一声，李淑芬凑过去，压低声音说：“王科长，等会儿谁先进去？”
“按顺序来。”王建国说，“我先。”
“你准备怎么说？”张德山凑过去问。
“该怎么说怎么说。”王建国看了一眼紧闭的会议室门，“有些事，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年他干的那些事，也该有个说法了。”
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假装在整理一份报表，其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心跳得厉害。我悄悄抬头看了看赵丽娟，她低着头在看文件，表情很平静。
03
那扇门一关就是一个多小时。
我坐在办公桌前，手里的笔没动过。窗外的风吹进来，吹得桌上的纸沙沙响。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
九点十分的时候，会议室门开了。孙主任走出来，说了句：“王建国同志，请进来一下。”
王建国站起来，整了整领带，深吸一口气，进去了。那扇门又关上了。
又是将近二十分钟。
我在外面坐着，能隐约听见里面传来谈话声。但听不清楚具体内容。只偶尔听到几句“这个同志”之类的话，断断续续的。
十点的时候，王建国终于出来了。他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看起来心情不错。经过我身边时，他甚至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林，等会儿轮到你了，好好说。”
“好的，王科长。”
然后李淑芬被叫进去了。
她进去之前，特意去洗手间补了补妆，对着镜子照了好一会儿。
她进去的时间比王建国短一些，不到十五分钟就出来了。
出来时同样带着笑，还朝张德山眨了眨眼。
张德山第三个进去，出来时满脸得意。他经过我的桌子时，故意说了一句：“有些人啊，就是纸糊的老虎，看着凶，一戳就破。”
刘大伟是第四个，他进去的时间不长不短，出来时脸色有些复杂。他没跟任何人说话，直接坐回自己的位置上，开始翻文件。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赵丽娟被叫进去之后，待的时间最长。
她进去的时候表情很平静，出来的时候表情也很平静，什么也没说，径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李淑芬看了她一眼，想说什么，又没说。
办公室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等着最后一个人。
我。
“小林，差不多了。”李淑芬看着我说，“该你了。”
我站起来，觉得腿有点发软。那会儿是上午十一点十分。
那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妈特地打来电话：“听说你们科长要调走了？那可该高兴了吧？你不是总说他脾气大吗？”
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心里清楚，程科长脾气是大，但他是个好人。
是他教会了我怎么看账本，是他告诉我财政工作不是算数那么简单，是他在我犯错误的时候把所有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三年前我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有一次把一笔三十万的拨款算错了，差点酿成大祸。
是程科长连夜陪着我重新核对，熬到凌晨三点，把所有数字一个个敲出来。
第二天开会，他当着局长的面说：“这个方案是我审的，责任在我。”
我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了几分钟。
那几分钟特别漫长，像是过了一个世纪。
我能感觉到走廊那头有人在看着我。
我不用转头就知道是谁——王建国靠在墙上抽烟，目光冷冷的。
门开了。
“小林同志，请进来吧。”孙主任说。
我站起来，推开了那扇门。
04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条桌，铺着白色的桌布。
窗户开着一条缝，秋风吹进来，窗帘轻轻摆动。
孙主任坐在桌子一头，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坐在两侧，面前放着笔记本和录音笔。
“小林同志，请坐。”孙主任指了指他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感觉到手心全是汗，手指微微发抖。我偷偷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别紧张。”孙主任笑了笑，递过来一杯水，“就是谈谈话，了解一下程耀华同志的情况。你在这个科室工作多久了？”
“三年了。”
“三年了，那对程耀华同志应该很了解了。”孙主任说着，翻开笔记本，“那你说说，你对程耀华同志的工作和人品有什么看法？”
我张了张嘴。
昨晚我一整夜没睡着。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一个问题：明天该怎么说？
说真话？
还是说假话？
我爬起来喝了好几次水，又躺下，又起来。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得屋子里一片惨白。
我看着天花板，一直看到天蒙蒙亮。
科室里的人怎么说的，我都知道。
王建国进去的时候肯定说了一堆坏话。
李淑芬也是。
张德山也是。
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一起把程科长拉下马。
要是我也跟着说，那我就是他们的一伙了。
可要是不跟着说呢？
我心里清楚，这科室里以后就没我“活”的地方了。
王建国是副科长，资历深，人脉广，以后肯定是他上台。
我要是在考察的时候跟他唱反调，以后的日子能好过吗？
他有一百种方法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小林同志？”孙主任又叫了一声。
我回过神来。
“你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说。”孙主任说，“这是组织考察，我们要听到真实的意见。好的坏的，只要是真的，都可以说。”
我咬了咬牙。
“孙主任，我想说三件事。”
“你说。”
“第一件事，是我们科室去年年底那个重大项目。”我说，“那是县里要求紧急完成的预算方案。时间紧任务重，全科室加班了一周。那七天，程科长每天都是最后一个走的。有一次改到凌晨三点，他把所有数字核对了三遍，确保没有一分钱的差错。第二天早上八点，他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眼睛红红的，胡子也没刮。”
孙主任没说话，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第二件事。”我看着他说，“我入职第一年，犯了一个错误。我把一笔专项资金算错了，差点造成几十万的拨款失误。是程科长连夜陪着我重新核对，熬到凌晨三点把账目全改过来。第二天开会，局长很生气，问是谁出的错。程科长说：‘我审的，问题在我。’”
“第三件事。”我说，“我们科室评先进，每年都有一个名额。程科长已经连续五年没评上过。每次评上的时候，他都在会上说先进给年轻人，他一个老同志不需要这些虚的。但实际上，那五年里有两次他的考核分是最高的。他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我说到这里，喉咙有点发紧，停顿了一下。
“孙主任，程科长脾气是不好。他说话难听，动不动就骂人，开会的时候不给任何人留面子。但他是个好人。他来预算科二十年，经手的账目没有一笔出过问题。他把他知道的东西全教给年轻人了，从来不藏私。”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孙主任放下笔，看着我。那眼神很复杂，像是在琢磨什么。
“小林同志，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是真的。”
“那你为什么没说别的问题？”孙主任问，“我们考察的时候，也听到了一些其他的意见。”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王建国他们说了什么，我大概能猜到。
“孙主任，我不知道别人都怎么说的。”我看着他，“但是我在预算科三年，看见的程科长就是这样的。可能他说话不好听，但是他在做实实在在的事。”
孙主任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行，我知道了。”
“谢谢小林同志，你可以出去了。”
我站起来，推开会议室的门。走廊上，王建国还在那儿站着。看见我出来，他吸了一口烟，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去。
“说完了？”
“说完了。”
“怎么说？”他看似随意地问。
“就……随便说了说，实话实说。”
他没再追问，但我看到李淑芬在旁边皱了一下眉，张德山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我回到自己座位上，翻开一本文件假装在看。
其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心跳很快，手心还在冒汗。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组织考察时说那种话。
可我不后悔。
下班的时候，程耀华叫住我。
“小林，今天考察的时候，你都说我什么了？”
我愣了一下：“没说什么。”
“听王建国说，你夸了我几句？”他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
我没回答。
“你现在可以说了。”他说，“反正我也要调走了。”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嗓子发紧：“程科长……”
“行了行了。”他摆摆手，“年轻人心里有数就行。走了。”
他提起公文包，头也不回地走了。夕阳照在他的背影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05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想了很久。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家具是房东留下的。客厅里一台旧电视，一张沙发，茶几上堆着几本财经杂志。我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凉透了的茶。
我妈又打来电话：“考察完了？你们科长是不是要调走了？”
“快了。”
“那新科长是谁？是不是那个姓王的副科长？”
“不知道。”
“你可要小心点。现在单位里面人际关系复杂着呢。你要是不会来事，以后日子不好过。你爸以前在厂里的时候，就是不会拍马屁，干了二十年还是个工人……”
“知道了，妈。”
挂断电话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
窗外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进来。
有车从楼下开过，声音由近到远。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我知道，从今以后，在这个科室里，我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果然，第二天上班，一切都不对了。
我端着水杯去接水，经过李淑芬的桌子时，她“啪”一下把文件合上了，抬头冲我笑了一下：“小林，昨晚睡得好吗？”
“睡得还行，淑芬姐。”
“那就好。我还担心你睡不好呢。毕竟说了那些话，不怕得罪人？”
我没接茬。
接完水回来，经过张德山旁边的时候，他正在跟刘大伟说话。
看见我走过去，他故意放大了声音：“有些人啊，就是不会做人。明明知道该怎么说，非要装清高。以后有好戏看了。”
刘大伟闷着头没说话，眼睛也不敢看我。
王建国在办公室里，我敲门进去送文件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
看见我进来，他冲着电话那头说：“先这样吧，有事儿再说。”然后挂断电话，抬头看着我。
“王科长，这是上个月的支出报表。”
“放那儿吧。”
他指了指桌子一角。我把文件放上去，转身准备出去。他又叫住我。
“小林啊，你还年轻，有些事想不明白也正常。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学。”
“谢谢王科长。”
“出去吧。”
我推门出去了。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听见他轻轻哼了一声。
06
整整一周，我在科室里都像个透明人。
除了赵丽娟偶尔跟我说几句话之外，其他人都绕着我走。
开会的时候，李淑芬故意不叫我，打电话通知的时候说“忘了”。
张德山把需要我签字的文件“忘记”拿给我，等我发现了去找他要，他说：“哦，那个啊，我让人送到你桌上了，你没收到？”
谁都知道他在撒谎。
刘大伟对我倒是客客气气的，但明显也是在观望。他有时候冲我点点头，笑一笑，然后赶紧低下头干活。不想惹事，也不想得罪王建国。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
我每天早上照常给程科长泡茶，照常擦桌子，照常整理文件。
程科长还是那个样子——脾气暴躁，说话不客气，但活儿一点不含糊。
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碰巧跟我坐一桌。
他在饭桌上骂了一个乡镇财政所长的报告写得像小学生作文。
整个食堂都能听见他的声音：“这种水平也好意思交上来？表格对不上，数据缺了一大片，重写！”
我坐旁边，默默吃着饭。
“你，”他看着我，“那个报表你看了没有？乡镇财政那个。”
“看了。”
“有什么问题？”
“有。第三页的数据和附表对不上。”
他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你还真看出来了。”
“是程科长教得好。”
他没再说什么，低下头继续扒饭。
但我看见他嘴角有一丝不太明显的笑意。
那顿饭我吃了很久，程科长吃完先走了。
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又过了五天。
那天下午，我正对着电脑整理数据，突然听见走廊上传来一阵喧哗。有人喊：“组织部的人又来了！”
我抬起头，看见孙主任又出现在了门口，这次他手里拿着一沓文件。
“林晓峰同志。”他说，“你过来一下。”
我站起来，心脏“咚咚”跳个不停。
办公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王建国站在门口，脸色很难看。
李淑芬放下了手中的笔。
张德山愣愣地看着我。
我跟着孙主任走到走廊尽头，那里有一间空的接待室。
走进接待室，孙主任关上了门。
“林晓峰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