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供销社是干什么的？收破烂的？”表哥在年夜饭桌上笑着问我。父亲摔了筷子，妻子红了眼眶。
我没辩解，在冷衙门一坐就是三年。
三年里，我跑遍了全市的基层社，写了两份直报省委的调研报告。
当省里考察组推开我的办公室门，组长说“海峰，我来接你了”——
那个叫我“收破烂”的表哥，脸色比墙还白。
01
2019年9月。山南省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处处长周明远把我叫进办公室。他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进组织部后第一个带我的人。
“海峰，‘基层历练计划’的名额定了。你去江城市供销社，副主任，副处级不变。”
我愣了一下：“供销社？”
周明远点头：“对。供销社。全市最冷的衙门。”
我没说话。我在省委组织部干了五年副处长，经手的干部考察材料能装满一个档案柜。去供销社——这个跨度，大到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
周明远把茶杯推到一边，看着我。
“海峰，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听我说完。”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我面前。
“你去供销社，不是简单的挂职锻炼。你有一项特殊任务——撰写一份关于基层干部生态和供销社系统现状的调研报告。直接报省委主要领导。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份红头文件，上面盖着“秘密”的印章。
“三年。”周明远伸出三根手指，“三年后你回来，这是你的机会。你的调研报告，直接决定省委对基层改革的决策。别跟任何人说。包括你的家人。”
我合上信封。
“我去。”
一个月后，2019年9月，我拎着一个行李箱，站在了江城市供销社的大门口。
一栋老旧的五层楼房。墙皮脱落，院子里停着三辆货车，轮胎上长了青苔。传达室的老大爷从窗口探出头：“找谁？”
“我是新来报到的。林海峰。”
老大爷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了。过了两分钟，他慢悠悠地出来：“你就是省里来的那个？上三楼，吴主任等你。”
我上了三楼，推开主任办公室的门。
老吴五十八岁，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夹克，头发花白，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报纸。茶杯里的水已经凉了。他抬头看我，没有站起来。
“林海峰同志？省里来的？”
“吴主任，您好。”
老吴上下打量了我一遍。三十三岁，一米七八，白衬衫、深色西裤——这是我在省委组织部养成的习惯。
他叹了口气：“副处长来供销社，委屈你了。我们这儿，你也知道——要权没权，要钱没钱。你来这儿，是组织上让你‘过渡’一下吧？”
我笑了笑：“组织安排，服从。”
老吴点头，眼神里写着四个字：来养老的。
“你的办公室在三楼走廊尽头。有什么事，找办公室老刘。”
我跟他握了握手，转身出去。
刚走到走廊，迎面碰上一个人——五十多岁，中等身材，深灰色夹克，头发往后梳，脸上带着体制内老油条特有的笑容。
“林主任？我是孙建国，副主任。”
“孙主任，您好。”
孙建国打量着我，目光从我的衬衫领口扫到皮鞋，然后笑了：“听说你是省委组织部的？副处长？怎么来供销社了？”
“组织安排。”
孙建国往前凑了半步，压低声音：“林主任，咱们这儿是冷衙门。你来这儿，是不是在省里得罪人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这个人的目光里不是好奇，是警惕——他在判断我是不是威胁。
“孙主任，我没有得罪人。我是主动要求来的。”
孙建国的笑容僵了一瞬：“主动要求？来供销社？有意思。”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他不是怕我，他是怕我来“抢位置”。供销社虽然是冷衙门，但也有它的利益——闲置资产、人事安排、预算分配。孙建国在供销社干了十五年，这些东西都在他手里。突然来了一个省委组织部的副处长，他当然紧张。
但我不是来抢他位置的。
我是来干别的事的。
办公室在三楼走廊尽头。十几平米，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柜，一台老式电脑。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隙里灌进来。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院子里的垃圾桶旁边，苍蝇嗡嗡飞。
第一天。
没有人给我安排工作。周一开班子会，没人通知我。我是在走廊上碰到办公室老刘，才知道会已经开完了。我去找老吴要事做，老吴说：“林主任，不急。你先熟悉熟悉情况。”
食堂吃饭，我一个人坐一桌。旁边两桌坐满了人，热热闹闹地聊天。看到我，声音低下去，等我走了，又热闹起来。
有一天中午，我端着餐盘走过走廊，听到两个科员在拐角处小声说话。
“省里来的那个，听说是在省委组织部犯了错误，被发配下来的。”
“是吗？怪不得来供销社。这种地方，就是养老的。”
“你看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也不说话。八成是真犯事了。”
我没有停步，径直走过去了。
他们看到我，声音戛然而止。我假装没听到。
那天晚上，我在供销社招待所的房间里给妻子方敏打电话。房间十五平米，墙皮脱落，窗外是老城区的灯光，稀稀拉拉的。
“小敏，这边条件还行。你跟孩子先别过来，等我安顿好了再说。”
方敏的声音有些疲惫：“你不是说让我跟你去江城吗？”
“这边……情况比较复杂。等我稳定了，你再过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林海峰，你是不是后悔了？”
“没有。我只是——”
她打断我：“行。我等你。”
电话挂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然后打开笔记本，写了一行字：
“2019年9月，到江城市供销社。吴德厚不重视。孙建国有敌意。没人给我安排工作。但我知道我是谁。”
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
我不是来养老的。
02
2019年10月，供销社领导班子分工文件下来了。
我的分工：政策研究、信息宣传、离退休干部工作。全部是边缘工作。核心业务——财务、人事、资产管理、经营发展——全在孙建国和另一个副主任刘春来手里。
班子会上，老吴宣布完分工，看了我一眼：“林主任刚来，不熟悉情况，先分管这些。慢慢来。”
孙建国在旁边补了一句：“吴主任说得对。林主任是省里来的，水平高。政策研究很重要嘛。”
他说“很重要”三个字的时候，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我看见了。会议室里的科员们也看见了。有人低头笑了一下。
我没有争辩：“好。我服从安排。”
回到办公室，我去找办公室主任老刘要材料。
“刘主任，我需要近三年的工作总结、财务报告，以及各县区供销社的基本情况。”
老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科员，戴着老花镜。他听了我的话，从老花镜上方看了我一眼。
“林主任，这些材料……有的。但我得找找。您等几天。”
等了三天，没消息。我又去找他。
老刘挠了挠头：“林主任，不好意思。财务报告要孙主任签字才能给。您得找孙主任。”
我去找孙建国。
孙建国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看见我，挂了电话，往椅背上一靠。
“林主任，什么事？”
“孙主任，我想看看近三年的财务报告。”
孙建国皱了皱眉：“财务报告？林主任，你分管政策研究，不需要看财务报告吧？你看那些干什么？”
“我想了解一下供销社的整体情况。”
孙建国笑了。那种笑不是善意的，是一个老猎手看到小动物误入领地时的笑。
“整体情况？供销社的情况就是——没钱、没人、没业务。你看报告也看不出什么。不如坐着喝茶。”
我没有争辩，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孙建国在后面加了一句：“林主任，你是省里来的，不了解基层。基层跟省里不一样。在这儿，悠着点。”
我没回头。
2019年11月，方敏带着女儿来江城了。
她在供销社附近的老小区租了一套房——没电梯，六楼，暖气不热。女儿刚上幼儿园，每天要走二十分钟才能到。
搬家那天，我请了半天假，在楼下等她。她从出租车上下来，抱着女儿，后面跟着一辆小货车，拉着几个纸箱。
她站在老小区的楼门口，抬头看了看——灰色的外墙，生锈的防盗窗，走廊里堆着旧家具。
然后她来了我的办公室。
门推开的那一刻，她站住了。
十几平米的房间，墙皮发黄，铁皮柜上有锈斑，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隙里灌进来。桌上只有一台旧电脑和一部掉漆的电话。
她的眼泪掉下来了。
“林海峰，你在省委组织部好好的，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小敏，这是组织安排。”
“组织安排？组织安排你来养老？”
她甩开我的手，背过身去擦眼泪。
我站在她身后，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来，眼睛红红的。
“你同学李凯，在省发改委，今年刚提的正处。你呢？你三十三了。三年后三十六。你在供销社看报纸？”
我说：“小敏，你再给我一点时间。三年。三年后我们就回省城。”
她看着我，眼泪又流下来了。最终她叹了口气：“行。我等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别让我爸妈知道你在供销社。他们问起来，就说你在市政府工作。”
我说：“好。”
那天晚上，方敏在出租屋里收拾东西。女儿在客厅地上玩积木。暖气不热，方敏给女儿套了两件毛衣。
我坐在厨房里，听着隔壁的电视声和楼上的脚步声，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我不能说。我不能告诉她我来供销社的真正原因。不能告诉她调研报告的事。不能告诉她三年后的安排。周明远说得很清楚——别跟任何人说。
2019年12月，我第一次下基层调研。
去的是凤凰县供销社——全市最差的县级社。
从江城市区开车两个小时，最后半小时是盘山路。到了凤凰县城，供销社在老街的尽头——一栋两层的老楼，墙上有裂缝，像蜘蛛网一样从屋顶蔓延到地面。屋顶铺着石棉瓦，有几块已经碎了，用塑料布盖着。
主任老周在门口等我。五十多岁，穿着旧棉袄，手里夹着一根烟，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
“林主任？省里来的？您怎么来我们这儿了？”
我说：“周主任，我来看看情况。”
老周把烟掐了，带我进楼。楼里更惨——办公桌是八十年代的，椅子腿用铁丝绑着，墙角摆着一个煤炉，烟囱从窗户伸出去，接口处漏烟。
他给我倒了杯茶。茶叶是碎末子，水不太热。
“看什么情况？我们这儿的情况就是——没钱、没人、没业务。全县十五个基层社，关了十二个。剩下的三个，也是半死不活。”
我说：“周主任，您觉得问题出在哪？”
老周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他在判断我是“随便问问”还是真想听。
“林主任，您是真想知道还是随便问问？”
“真想知道。”
老周把茶杯放下，叹了口气。
“问题出在上面。市社不管我们，省社更不管我们。我们这些基层社，自生自灭。上面每年要我们报材料、填表格，但从来不下来看一眼。钱没有，政策没有，人更没有——我这儿最年轻的职工四十三岁。年轻人谁来供销社？来了也留不住。”
他看着窗外。窗外是一条土路，路边停着一辆三轮车，车上装着化肥袋子。
“林主任，您是从省里来的，您说——供销社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我没有回答。
但我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了笔记本上。
那天晚上，我回到招待所，在笔记本上写：
“凤凰县供销社，危楼，十五个基层社关了十二个。老周问：供销社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个问题，我要给他一个答案。”
03
2020年。
这一年，我在供销社彻底成了“透明人”。
没有人找我开会——后来我才知道，孙建国专门跟办公室老刘交代过，班子碰头的事不用通知我。没有人找我汇报工作——我分管的那几块，信息宣传是老刘兼着的，政策研究没人搞过，离退休干部一共三个人，半年才来一次。
没有人跟我吃饭。食堂里，我端着餐盘坐下来，左右两桌的人会自然地把身体往另一边偏一偏。不是故意的，是习惯——就像你不会刻意跟一个路人搭话一样。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路人。一个从省里来的、不知道犯了什么事的、被发配到冷衙门养老的路人。
但我不在意。
我有自己的事做。
2020年一整年，我利用“政策研究”的名义，跑遍了江城市所有县区的供销社。
凤凰县去了四次。清溪县三次。天南县三次。石桥区两次。还有下面的镇、村，加起来跑了三十多个点。每次出去，我都跟老吴报备。老吴从不反对——反正我分管政策研究，下去调研是正当理由。而且我不在办公室，大家反而更自在。
我调研的内容不是表面上的“政策研究”。我在摸一个更大的底：全市供销社系统的资产状况、人员结构、经营情况、存在的问题、改革的可能路径。
所有的调研结果，我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江城市供销社系统现状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因为这是我要直接报送省委主要领导的材料。
2020年5月，一个下午，孙建国推开我的办公室门。
我正在电脑前打字。他进来的时候，我把文档最小化了——不是因为心虚，是因为这份报告确实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孙建国拉了把椅子坐下来，翘着二郎腿。
“林主任，听说你最近经常下县里？”
“对。政策研究需要了解基层情况。”
他看了一眼我的电脑屏幕——被我最小化了，只剩下桌面壁纸。
“林主任，你是真认真啊。供销社有什么好研究的？你写那么多报告，给谁看？”
我说：“孙主任，报告写好了，自然有人看。”
孙建国的眼神变了一下。他在揣摩我这句话的意思——“自然有人看”是什么意思？给谁看？给市里看？还是给省里看？
他没有追问。
“林主任，我跟你说句实话——你在供销社，再怎么努力，也出不了成绩。供销社是冷衙门，没人关注。你不如省省力气，等三年期满，回省城。”
我说：“孙主任，谢谢你的建议。但我这个人，不干活难受。”
孙建国摇了摇头，站起来走了。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我读懂了——他在想：这个人到底在搞什么？
2021年春节，我回省城过年。
亲戚们在大伯家聚餐。三桌人，满满当当，热气腾腾。
表哥王志强最后到的。开着一辆黑色奥迪A6，穿着深蓝色的羊绒大衣，皮鞋擦得锃亮。他在省发改委当处长，负责重大项目审批——这几个字在亲戚圈里，分量比黄金还重。
他一进门，所有人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他身上了。
“志强来了！快坐快坐！”“听说你们处今年审批了一个大项目？”
王志强笑着跟大家打招呼，然后看到了我。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海峰，好久不见。听说你去供销社了？副主任？”
“嗯。”
他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周围的人都听见：“供销社是干什么的？收破烂的？”
亲戚们笑了。有人笑出了声，有人是憋着笑。
我也笑了笑：“表哥说得对。供销社确实是收破烂的。”
吃饭的时候，二姨在旁边小声对我妈说：“海峰这是怎么了？在省委组织部好好的，怎么去供销社了？是不是犯错误了？”
我妈没说话，夹菜的手抖了一下。我假装没听到。
那天晚上，父亲把我叫到书房。
他退休前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一辈子要强，一辈子在意“面子”两个字。
他坐在书桌后面，脸色铁青。
“海峰，你到底在搞什么？你表哥说你去收破烂了，你也不反驳？你是省委组织部的副处长——你去供销社——你对得起谁？”
我说：“爸，我没有收破烂。我有我的任务。”
“什么任务？你告诉我！”
“爸，我不能说。”
父亲猛地拍了桌子，茶杯震了一下，茶水洒出来了。
“你——你真是气死我了！”
我站在那里，没有动。
过了很久，父亲的声音低下来了。
“海峰，你妈身体不好。她每天都在念叨你。亲戚们都在看笑话。你……你就不能给她争口气吗？”
我说：“爸，再给我两年。”
父亲摆了摆手：“出去吧。我不想看见你。”
我走出书房，关上门。站在走廊里，我听到门里面传来一声叹息。
那是那个春节最难熬的一个晚上。比孙建国的排挤、比同事的冷眼、比食堂一个人坐一桌——都难熬。
2021年3月，我完成了第一份调研报告。
三万八千字。每一个数据都是我亲自核实的。每一段访谈都是我亲自做的。每一个结论都有充分的依据。
我通过内部渠道，把报告直接报送给了省委组织部周明远处长。
三天后，周明远给我发了一条加密信息——
“报告收到。部领导很重视。继续深入。”
我看着这条信息，删掉了。然后继续去食堂吃饭。一个人坐一桌。
04
2021年4月，我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那天上午，我去找老吴。
老吴正在办公室里看报纸。五十八岁的人了，两年后退休，他没有任何折腾的动力。
我敲门进去，在他对面坐下。
“吴主任，我想做一件事。”
老吴放下报纸，看着我：“什么事？”
“把全市的供销网络重建起来。”
老吴的手停在茶杯上，愣住了。
“重建？拿什么重建？没钱、没人。”
我说：“吴主任，我在调研中发现，各县区供销社有不少闲置资产——仓库、门面、土地。把这些资产盘活，可以筹集一笔资金。然后用这笔资金，重建基层社的网络。”
老吴的眉头拧起来了。他放下茶杯，身体往前倾了一下——这是他一年半来第一次认真听我说话。
“林主任，你说的这些，我以前也想过。但太麻烦了。涉及资产处置、人员安置、历史遗留问题——搞不好要出事的。”
我说：“吴主任，不搞也会出事。供销社再这样下去，就真的没了。”
老吴沉默了很久。窗外传来院子里的鸟叫声。
最终他叹了口气：“行。你试试。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出了事，你自己负责。”
我说：“好。”
第二天的班子会上，我汇报了改革方案。
孙建国听到一半就坐不住了。他把手里的笔往桌上一拍：“林主任，你是省里来的，不懂基层情况。供销社的资产，不能乱动。动出了问题，谁负责？”
我说：“孙主任，我负责。”
孙建国冷笑了一声：“你负责？你一个挂职的，三年后就走了。你走了，烂摊子谁收拾？”
他说“挂职的”三个字的时候，特意加了重音。
我看着他。
“孙主任，我不是挂职的。我是正式调来的。三年后走不走，是组织决定。但现在，我是供销社的副主任。我有责任做这件事。”
老吴打圆场：“行了行了。让林主任试试。不行再停下来。”
孙建国哼了一声，不说话了。但他看我的眼神变了——从之前的警惕，变成了敌意。他以为我在“捞政绩”。他不知道，改革只是顺带的。我真正的任务并不是这个。
但改革不是“顺带”那么简单。我在调研的过程中，真的看到了基层供销社的惨状——凤凰县的危楼、老周眼里的绝望、那些四十多岁的职工不知道明天在哪里——这些东西进了我的眼睛，就出不去了。
我不能光写报告。我得做点什么。
2021年，我用了半年时间，盘活了三个县区的闲置资产。
过程比我预想的难十倍。首先是资产清查。很多资产的产权关系混乱——有的仓库是七十年代集体建的，产权证早就丢了；有的门面被人占了十几年，说不清是租是借；有的土地被周边村民种了庄稼，你要收回来，人家不干。
我一个一个查，一个一个理。跑档案馆、跑土地局、跑法院。有的产权纠纷要查三十年前的文件——文件在仓库里堆着，发霉了，要戴着口罩一页一页翻。
然后是资产处置。闲置资产要公开拍卖，拍卖之前要评估，评估需要请专业机构，专业机构要花钱——供销社没钱。我自己跑省城，找了一家评估机构。跟人家磨了三天，人家才同意先干活后付款。
拍卖的钱到账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重建凤凰县供销社。
老楼拆了。新楼建起来了——不是什么豪华大楼，是一栋两层的综合服务中心，白墙灰瓦，干净整洁。一楼是农资销售和农产品收购点，二楼是办公区和培训教室。
落成那天，老周站在新楼前面，站了很久。他的眼眶红了。
“林主任，我以为我这辈子都看不到这一天了。”
我说：“周主任，这只是开始。”
老周抹了一把脸：“开始就好。开始就好。”
2021年8月的一个晚上，方敏给我打电话。
“海峰，我看到你在凤凰县的照片了。”
我愣了一下：“什么照片？”
“凤凰县供销社公众号发的。你站在新楼前面，跟一个穿棉袄的老同志握手。”
我说：“哦。那是周主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你好像……挺开心的。”
我想了想：“是。挺开心的。”
方敏又沉默了。我能听到她的呼吸声，有点不稳。
“海峰，我以前不理解你。觉得你去供销社是没出息。但看到照片里的你，我觉得……你好像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
我说：“小敏，我在这里，不是在养老。我在做事。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至少——我在帮一些人。”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抽泣。
“林海峰……你怎么不早说？”
“我不能说。”
“你什么都不能说。”
“嗯。”
她哭了一会儿，然后声音稳下来了。
“行。你继续干。我在家等你。”
我说：“小敏，谢谢你。”
“谢什么。你是我老公。”
挂了电话，我在招待所的窗前站了很久。窗外是江城的老城区，路灯昏黄，远处有火车的汽笛声。
2021年底，我完成了第二份调研报告——《关于盘活供销社闲置资产推动基层社改革的建议》。两万六千字。里面不仅有数据和分析，还有凤凰县的改革实践作为案例。
我把报告直接报送给了省委主要领导。
一个月后，省委办公厅下发了一份文件——《关于加快推进供销社改革的实施意见》。
我仔细看了这份文件。其中有七处表述，跟我报告里的建议几乎一模一样。
我把文件放在抽屉里，没跟任何人说。
05
2022年2月，一个消息在江城市的体制内传开了——
省委组织部要派考察组下来，考察一批优秀年轻干部。
这个消息在市委大院里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市委组织部、市政府办、市发改委的年轻干部们都动了起来——打听考察范围，猜测考察对象，互相试探。
但供销社的人不以为然。
孙建国在食堂里跟几个科员说：“考察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省里来考察干部，考的是市委市政府的人。供销社？人家想都想不起来。”
科员们笑了。
我坐在旁边那桌，低头吃饭，没说话。
因为一周前，周明远给我发了一条加密信息——
“海峰，考察组下周到江城。你的调研报告，部领导看了。非常满意。准备回来。”
我看完信息，删掉了。然后继续吃饭。
2022年3月10日。
那天早上，江城下了一场小雨。
我像往常一样，八点到办公室，泡茶，打开笔记本。窗外的雨丝很细，落在窗台上没什么声音。
九点钟，楼下突然热闹起来了。我听到有人在走廊上快步走动，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低声说：“省里来人了！省里来人了！”
我没动。继续看文件。
十点钟，老吴的电话打到了我办公室。
“林主任，省委组织部考察组到了。在一楼会议室。你……你下来一趟。”
老吴的声音有些奇怪——不是平时那种懒洋洋的语气，带着一点紧张，还有一点困惑。
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站起来，把桌上的文件收好，把茶杯放进抽屉。然后整了整衬衫的领子，下楼了。
一楼会议室的门开着。
我在门口站住了。
会议室里坐着四个人——三个我不认识，一个我认识。
周明远。
他老了一些。头发比三年前白了很多。但精神还是很好，坐在那里，背挺得很直。
他旁边坐着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副部长的脸上带着一种微妙的表情——像是在配合什么，又像是在看一场戏。
老吴站在门口，手足无措的样子。
我走进会议室。
周明远看到我，站起来了。
他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海峰。”
“周处。”
他的手很有力。
“三年了。”
“三年了。”
周明远看着我，笑了。
然后他转过身，对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说：“张部长，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林海峰同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原副处长。三年前按照‘基层历练计划’到供销社锻炼。”
张副部长点头：“林海峰同志，久仰。”
老吴站在旁边，嘴张着，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周明远看着我，声音很沉稳。
“海峰，你在供销社三年，写了两份调研报告。第一份，关于供销社系统现状；第二份，关于盘活闲置资产的建议。这两份报告，省委主要领导都看了。非常满意。省里已经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供销社改革的实施意见》，你的建议被采纳了。”
他顿了顿。
“经省委组织部研究决定——你调回省委组织部，任干部监督处处长，正处级。”
会议室里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雨声。
老吴的手垂在身侧，微微发抖。
我说：“周处，我服从组织安排。”
周明远笑了：“好。三天后回省城报到。”
他转身，看着老吴。
“吴主任，谢谢你这三年对林海峰同志的照顾。”
老吴连忙说：“不客气不客气。林主任在我们这儿，干得很好。很好。”
他的声音有点发颤。
这时候，我看到走廊上站着一个人。
孙建国。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站在会议室门口，脸色发白。
他听到了。全都听到了。
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副处长。基层历练计划。调研报告直报省委主要领导。调回省城任处长。正处级。
每一个字，都像一巴掌。
我看着他。
他看着我。
我说：“孙主任，谢谢你这三年的‘关照’。”
孙建国的嘴唇动了一下，没说出话来。
他的脸，从白变成了红，又从红变成了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