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韩炳华
山西昔阳钟村墓地出土的陶爵。
山西昔阳县钟村墓地是黄土高原东部发现的夏商之际极为重要的墓地。墓地发掘了5座墓葬，每座墓葬中的男性均头系扇贝。这是目前发现最集中的头系扇贝人群墓葬。
在此之前，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出土了扇贝形金覆面、铜覆面，朱开沟遗址二里岗上层文化墓葬出土了铜扇贝，老牛坡也发现了铜质扇贝。此外，河北磁县南城村遗址、河南登封南洼遗址、山西吕梁后石村遗址等地也发现了头系扇贝墓葬。若将吕梁、登封、磁县、钟村等地的“扇贝”类遗存视为同一时期，可见其与中原中心区的密切关系。
分析一个墓地通常从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墓地与居址的关系。如果墓地的选址与一个大型聚落相关联，且居址与墓地的文化因素相同，那么这个墓地的人群在该区域有着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从更大的范围看，如果这种关系在夏商时期中心区与非中心区普遍一致，则表明中心区文化对非中心区的长期渗透过程。其次是墓地的布局。若其呈现出有意识且规律性的布局，并与中原中心区相一致，则暗示着某种共识的存在。在墓地中，墓葬的形制、规模及层级与中心区的优先认同，构成了政治认同的重要部分。同样，随葬品的组合也体现了强烈的有意识行为，若其与中心区保持一致，则可视为对中心区的政治认同。
然后是特殊随葬品的问题。从夏商墓葬中反映出的墓主人对绿松石、玉器、玛瑙、海贝、扇贝等物品的偏好来看，这显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文化现象，并已形成稳固的文化传统。这些物品的价值没有孰重孰轻，都是奢侈品的符号。形成文化传统的“奢侈品喜好”背后实则蕴含着政治与国家认同的双重因素。
在夏商时期，共同遵循的礼制内容、礼制的完善程度，以及基层社会如何贯彻这些礼制，都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钟村墓地出土了管流陶爵，这种器物与陶罐等日常用品有所不同，它直接承载了礼制。晋南、晋中地区均有管流陶爵的发现。目前，这类陶爵的发现地点中，距离二里头最远的是内蒙古大甸子遗址。若将这些礼器背后的共同文化现象定义为政治认同，那么夏王朝的政治疆域在某个时期可能相当广阔。
使用管状流礼器的人群之间未必存在血缘关系，但头系扇贝人群内部极有可能存在血缘联系。前者并未集中出现在中高等级墓地中，而后者则集中出现在钟村墓地。依此判断，扇贝与陶爵所代表的意义表面看并不相同，前者是奢侈品，后者是礼制。
在墓葬中，海贝与玉器作为串饰物往往共同出现。扇贝系于逝者头部，就如同海贝作为串饰置于身部，代表了赏赐物品的存在，也表明有赏赐礼制存在。同样，扇贝、金属扇贝、金属覆面以及玉覆面，都是作为赏赐物品出现，标志着被赏赐者与赏赐者的臣服关系。
由此可以判定，钟村墓地主人所在的晋东区域，均为夏王朝所控制。吕梁后石村出土头系扇贝的墓葬所在的晋西高原区域、太行山东侧的河北磁县同样属夏王朝的管理范围。这个范围，将比我们过去认识的二里头文化的范围大很多。
综上所述，头系扇贝的人群是从属于二里头中心政权的高等级贵族。对这一族群的认知，使我们看到了二里头政权，也就是夏王朝，拥有广阔的政治空间、复杂系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及凝聚不同族属形成共同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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