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滥用“一事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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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江宣传）

面对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一些新问题，群众诉求强烈，但常规流程难以适配时，相关部门通过适度灵活裁量，回应民意、积极作为，往往会获得大家点赞。像广受好评的“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便是典型：起初只是为群众解决常规渠道办不了的单个疑难诉求，属于“一事一议”，解决完后并未止步，而是持续归集窗口受理的高频堵点、流程卡点，梳理共性难题清单，针对性补齐政策制度短板。

“一事一议”本是解决问题、破除矛盾、推动工作的有效方式，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是如果滥用“一事一议”，便会造成制度破窗、规则绕道、标准松动，破坏公平公正的生态，引发一系列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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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事一议”，是指针对特定事项，进行个别研究、单独决策、专项处置，从而破解一些特殊难题。从根本上来说，“一事一议”就是“特殊问题特殊处理”，然而，好钢有时没有用到刀刃上，现实中的一些做法明显偏离了制度初衷。

比如，沦为竞争筹码。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领域，一些干部为了尽快出成绩，或者是为了和别的地方竞争，动辄把该走常规流程的事项纳入“一事一议”，为此大开“绿色通道”。过去，这方面有过不少案例，像是项目审批搞“灵活变通”，土地使用开“特殊口子”，或者是程序边干边补，特别是开出一些超常规、违反上级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

近年来，这种攀比式的招商模式不断得到整治，但一些地方依然通过投资基金、隐性补贴等“土方子”，开凿政策洼地，并将此作为招商协议之外的“潜规则”。

比如，化身“私人定制”。在资金密集、利益交错的工程建设与政府采购领域，这种规则外的弹性手段为暗箱操作留出了空间。面对本该严格走招投标程序的常规项目，有时却以工期、资质、价格等为由，启动“一事一议”竞争性磋商，实则架空了招投标程序。这样的腐败案件也不少见，此前，就有某国资企业负责人用“一事一议”打掩护，把项目内定给充当“白手套”的熟人企业负责人，把所谓的“急事特办”异化成了为特定利益方量身打造的“私人定制”。

借由“一事一议”搞定制的行为，在人才引进等领域也广受诟病。前几年，某地为了引进特定人选，特意按人设置招聘条件，被举报后，一年多后卷土重来，连入围者都没有变，引发舆论哗然。

再如，当作“灭火”工具。在民生保障领域，“一事一议”常被作为兜底手段。像是嘉兴曾在2024年出台浙江首个地市级社会救助“一事一议”实施办法，打破传统救助政策的刚性边界，为常规救助无法覆盖的困难群众托底。不过，也有一些地方把“一事一议”作为信访、举报、舆情等“灭火”工具。有些干部为了息事宁人，大开方便之门，即便是一些不合理的诉求也予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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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万物皆有度，过犹不及。如果任由“一事一议”的口子越开越大，其侵蚀的将不仅是某一项具体工作，对整体事业都有不小影响。

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现代治理的重要准则之一。当“一事一议”被滥用，规章制度就成了摆设。比如，某镇引进项目时承诺“一事一议”保障权益，后续政府拖欠“土地溢价金”十余年，历经多任负责人仍未解决，不仅企业权益受损，地方政府公信力也大打折扣。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无边界的灵活性还可能会形成畸形导向。比如，一些无理要求或许会借“一事一议”的掩护蒙混过关；那些敢于提要求的人也可能借此占得便利，而本本分分按规矩办事的企业和群众反而会吃亏。长此以往，必定会导致规则意识淡化，破坏公平秩序。

现实工作中，不少“一事一议”没有公开标准，这就容易变成“权力说了算”。同时，为了快速招商引资、彰显政绩，一些地方通过“一事一议”向企业开出超常规优惠承诺，土地、税收、补贴等政策突破上限。可短期热情过后，要么难以兑现承诺，要么项目本身脱离实际、缺乏效益，时过境迁就演变为“新官不理旧账”的纠纷。

这种滥用“一事一议”搞出的“政绩”，大多不利于长期发展。像是一些地方把税收和补贴挂钩，税收越高，补贴则越多，从而增强所谓的营商环境吸引力。有学者就分析过这一现象：这种优惠政策是违反国家税务法规的，属于明显的恶性竞争。关键是，这会诱使企业把公司注册地点改来改去，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增加额外的价值。

倘若片面认为“一事一议”便能解决所有问题，就会缺乏改进完善制度的动力，这本质上是用短期战术勤奋，掩盖长期战略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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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事一议”并不是万能的，而是一把使用时需要慎之又慎的“双刃剑”。规范“一事一议”，关键在于让其回归“非常之事、非常之议”的定位。

一方面，“特殊问题特殊处理”也得依法依规。确需启用“一事一议”的，必须明确刚性边界，哪些事项可以议、由谁来议、按照什么程序议、决策结果如何公开，都要作出清晰具体的规定，杜绝随意开口子、私下搞变通。

“一事一议”的最大风险，莫过于灵活性过大、监督缺位。从启动、决策、执行到验收、审计的全流程，都需要制度来约束。审批环节可以优化，但监管责任绝不能简化；决策过程可以高效，但民主程序绝不能缺失。问责制度同样不可或缺，对于违规启动、暗箱操作、利益输送等行为，则要坚决查处，以严肃问责形成震慑，让“不敢滥用”成为共识。

另一方面，议完一件事就该解决一类事。我们常说，干事有“一件事”思维和“一类事”思维。前者只盯着个案解决，后者则从一件件事中总结规律。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要善于从特殊事件中提炼普适的做法，从而通过制度设计，把临时举措转化为常态化机制，让解决同类问题有例可循，减少“一事一议”的频率。

最后，很多“一事一议”乱象的根源，在于部分干部把它当作快速出政绩的“捷径”，急于上项目、树形象、显成效，不惜突破规则、规避监管。领导干部必须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依规办事，不盲目追求短期效应，不以破坏制度为代价换取表面成绩。

谋求长远发展，不能一味迁就变通、突破边界，必须依靠制度完善、流程规范。兼顾人文温度与管理弹性，坚守规则红线与原则底线，刚柔相济方能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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