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女地下党察觉被特务跟踪，紧急吞下毒药自保，特务却在此时破门而入，结果会如何？
1938年3月10日拂晓，佳木斯警署的卡车在街口横冲直撞，十几名持枪特务翻窗入户，半天功夫就带走了三百多人。市委负责人被吓得“供出名单”的消息传开后，地下党组织几乎一夜瓦解。张耕野生死未卜，家里那本写满电码、联系人和通信暗号的黑皮笔记本成了救命索引。金凤英坐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页页翻，最终在“董仙桥”三个字旁划了重重一笔，然后合上本子——必须马上行动。
追溯到1922年春，与张耕野相遇时，她只想做一名能教书育人的女教师。吉林女子师范的课堂里，“教育救国”是时髦词汇，谁也没料到四年后她会辞去双城中学的稳定职位，只因丈夫从暗处递来一句话：“书里那点道理，得先有人活下来才能教。”九一八事变爆发，枪声、难民、封锁让两人彻底转向革命。1931年秋，他们在桦川中学秘密建立党支部，把课堂变成夜里的学习小组，把讲台后的储物柜改成藏书箱。
这份家庭里的火种，很快点燃了十六岁的张宗兰。1934年，她提着半袋小米，坐小火轮沿松花江来到佳木斯。兄嫂只说一句：“跟我们干，危险得很。”她点头应下。第二年，经组织考察，她入党；再过一年，十八岁的她就被推举为市委委员，分管妇女工作。那时，地下党特别重视动员青年和妇女，她正合适。
姑嫂配合的拿手戏，是“萝卜信”。张宗兰在伪桦川县政府做文书，字迹娟秀，每天下班前把抄好的情报卷成纸条，塞入挖空的白萝卜。傍晚，金凤英推着菜车大大方方出城，守桥的宪兵从不翻菜，只掀起油布扫一眼——一车普通冬储萝卜，没有破绽。有意思的是，这套办法用了数月竟无人察觉，成为当时佳木斯党内的传奇。
大规模“清剿”来得猝不及防。3月初，董仙桥把一枚鸡血印章、一张写着“刘志敏”名字的车票交给金凤英：“先转移人，再烧掉所有文件。”任务完成后，姑嫂带着张宗民和两个孩子踏上南下火车。车厢里，一个黑皮帽男子一直低头看报，车到江桥站，他也跟着下。金凤英心里一紧，按了按藏在袖口的玻璃药瓶。
19日傍晚，他们在哈尔滨下车，随意挑了道里区的天泰客栈。“隔壁那四个人，一身皮靴没有雪泥。”张宗兰低声提醒。夜深，姑嫂悄悄把孩子和行李靠窗摆好，水杯里兑进微苦的药粉。金凤英先抿一口，递给妹妹。张宗兰仰头喝下，只留一句低唤：“姐姐，挡住门。”对面房门猛地被踢开，四个特务扑进来。姑嫂几乎同时撞上去，桌椅翻倒，灯芯溅火，两秒钟的空隙里，张宗民抱着大的孩子滚出窗外。可襁褓里的小儿却被乱脚踏碎，再无声息。
毒性发作很快。等巡逻宪兵赶到时，屋里只见两具女尸紧紧依偎，手上还残留拉扯特务衣襟的血迹。特务为掩人耳目，在报纸上写下“因家庭纠纷服毒自尽”的谎言，但城里已经传遍：佳木斯的那对姑嫂，对着敌人撞了过去。
金凤英殁年37岁，张宗兰殁年20岁。档案里写着“牺牲”两字，除此再无评语；天泰客栈后来被改成民房，墙根下那几道斑驳血痕却一直没刷掉。1956年，当地博物馆收集烈士遗物，把那本被硝烟熏黑的笔记本、一个缺口萝卜模型和一只碎玻璃药瓶一起陈列。参观者常被告知：这是东北地下斗争里罕见的“家庭支部”遗存，三个人把命和理想捆在一起，成也一起，毁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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