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结婚我转了9万9，父亲要求18万酒席全包：共生关系有多可怕？

俗话说“血浓于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流着同样血脉的兄弟姐妹，对于他们我们往往会不求回报地付出，

有时候你的付出会带来感恩，有时候却不一定，正如这个博主分享的自己的故事一样。（暂且称为A女士）。

A女士成长于单亲家庭，早年丧母，与父亲弟弟一同生活，深知自己家庭特殊性的她，早早地扛下了本不属于她的责任。

为了有钱供弟弟上大学，她不惜辍学去厂里做工，厂里的环境并不好冬冷夏热，但为了节省开支，她从不舍得为自己添置新衣。

就这样苦熬了几年，终于将弟弟供了出来，读完大学的弟弟对于姐姐的奉献全都看在眼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你，姐”，听到这句话她泪眼婆娑，觉得这几年的苦都是值得的。

然而在弟弟快临近结婚时，却发生了她意想不到的事，起初得知弟弟要结婚，她比谁都高兴，拿出了攒了很久的九万九积蓄，作为给弟弟的新婚分子钱。

A女士本以为弟弟会感激自己的付出，没曾想换来的却是父亲的责骂和弟弟深夜的退款，电话那头的父亲像“吸血虫”一样，先用长姐如母压她，后要求她拿出18万给自己的弟弟办婚礼。

她颤抖又气愤地回应道：“我管了他20年，供他吃穿，现在他不小了，该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不会再给多的钱！”随后挂断电话，几个人为此争执不休，A女士也陷入了无尽内耗。

后来，愧疚的弟弟想到A女士的诸多付出后，主动找上了门，向她郑重地道歉，并表示9万9是借的，他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还清9万9后，弟弟长大了，她也终于放过自己了。

中式家庭：共生心理

“你是他姐，你就应该帮他”！相信这句话对于很多有弟弟的女孩都不陌生，对于无数中国父母来说，姐姐就应该无条件的帮助弟弟，弟弟与姐姐似乎有着天然的“脐带”，必须“共生”。

从发展心理学视角来看，这种共生状态可以追溯到 Margaret 提出的母婴共生理论，最开始婴儿通过与母亲的融合获得一些安全感，随后在成长过程中习得社会技能与知识，逐渐完成分离个体化过程，形成独立的自我边界。

然而，在某些家庭系统中，这种成长会受到阻碍，就比如，在A女士的家庭中，本应该承担自身义务的弟弟却依旧在姐姐的庇护下不停地索取，

因此对于弟弟来说与姐姐的关系不需要有边界感，其父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对于A女士的付出充耳不闻，将其付出内化为家庭义务。

虽然A女士最后的结局是好的，但是大部分故事的结局里，父亲和弟弟并不会醒悟，因为本该有边界感的她也陷入了“自我拷问”中，这也恰恰说明她的自我边界也稍微从家庭系统中分离出来。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才有了一系列“扶弟魔”，完成与原生家庭的“自我分离”并非易事，因为你所对抗的不仅是世俗的议论和眼光，还有你自身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对世俗的认同。

大部分“樊胜美”就是这么形成的，她们深知自己不应该无底线的付出，却又难以逃离家庭的“捆绑”，因为在她们一部分认知里付出与牺牲就是孝顺的一部分，

“吸血虫”式父母也在其成长过程中不停地强化了“无底线付出＝真正的孝顺”的观念。

孝＝顺，不顺=不孝？

“孝＝顺，不顺即不孝”，这种观念其实已经植根于无数中国家庭中，在中国式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里，家庭成员的存在，并非是独立自主的，必须依托关系角色存在。

比如，弟弟的姐姐，父亲的女儿，这导致了很多家庭将家庭成员的付出视为理所应当，因为这就是扮演这些社会角色（social role）所自带的义务。

这就涉及到了前面所讲的“道德义务的内化”，在大部分有着“共生”倾向的家庭中，每个人的义务往往会被“道德化”，“情感化”，并以“孝悌”的传统伦理方式植根于个体心里，完成社会驯化。

因此，当父亲指责她不给18万就是“没良心”，“不孝”的时候，本质上就是在利用道德情感来维系共生结构与家庭系统，他并没有正视A女士的主体性，也不明白边界感的重要性。

然而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的真正的成长从不建立在他人无尽的牺牲以上，而是建立在拥有自身边界感的基础，以及对自身责任的承担。

如果A女士不留余力地为弟弟奉献，那么他弟弟永远无法成长，终其一生也是“巨婴”，可没有谁能陪谁一辈子，

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庇护谁的一生，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懂得“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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