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在最深的黑暗里：1941—1943年，根据地军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1
抗战最难的时候，很多根据地司令和政委都开始吃树叶了。老政委都只能烤烤蚂蚱待客，吃的周希汉他们直接求饶。秦大刀回忆，由于树叶吃得太多，很多人的排泄都得相互掏。野菜南瓜干那都是好东西、硬通货。
有的根据地连盐都吃不上，晋察冀因为没盐，都开始刮人和狗尿过的墙根熬盐了。太行当时给太岳发过指令，就是想办法从运城盐池搞盐。由于缺少战马必要的豆料和盐，冀南骑兵团日常训练都降到了最低标准。
因为啥，就是岗村老鬼子到处修炮楼据点封锁压缩根据地呗。
这时候，哪个根据地有身管炮那就好过很多。
当时，太岳把决纵带来的几门其实没几发炮弹的晋造（大部分炮和蛋上交了，就这几门还是太岳扯皮硬留下来的)拉到伪军据点前，有的打都不用打，吓唬一下，就能划拉到一个团半个月的给养。
顺带还能缴获几十条枪、几千发子弹和部分手雷。还能扒人家军装和被子——冀南缩水、冀中沦陷，华北的棉花来源基本断绝，搞得大部分根据地连被服都做不了。很多班排就一件能穿的棉袄，冬天站岗放哨轮着穿。战士们冬天睡觉，都喜欢抱着牛羊猫狗，因为它们体温高。
有晋造，虽然打不了中队级的鬼子据点，毕竟对面真有山炮还真有炮弹，但一般的炮楼就能端，日子就没那么苦。有一次某个据点日伪军刚在周边完成征粮十万斤，还没来得及起运就被太岳推着晋造打三发炮弹给没收了。这些粮，足够一个团吃俩月，还缴获一百多条枪和一个望远镜，可把大家乐坏了。
还有一次入冬前打伏击，对面几百号鬼子伪军拼死抵抗，眼看队伍要吃亏，伏击阵地上的晋造打了两发，对面伪军直接投了，剩下的鬼子只能跑了。这一战，就搞了被服上千百套、盐和粮合计大几万斤，一个团过冬的物资基本有了。
你说，跟一个团一千多条人命乃至一块根据地比，一门16根黄鱼的92步炮算啥。
为了破坏太岳这几门炮弹基本打光的晋造，鬼子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
因为，别管有没有炮弹，这几门晋造就是太岳拔据点的利器。多说一句，由于有晋造加持，太岳腹地的据点拔的太快，42年下半年就把沁源等县城变成了孤岛，搞出了敌后战场最搞笑也持续时间最长的沁源围困战。鬼子担心太岳用沁源钓鱼（围点打援），太岳担心鬼子看出来自己当时攻坚能力稀烂（那几门炮有一个基数的弹多好啊)……，变成长时间互相试探挑逗。
这还只是性能不如鬼子中队级配备山炮的晋造，威力就这么大。而如果有鬼子大队才能装备两门的92式，那还不翻了天了。现在知道身管炮有多金贵了吧？
这么说吧，所有炮兵都得经过军区和特别组织审查，结论审查上是军区司令和政委签字，通过的人档案留底。这还不算，他们还得经过日本战俘（教官)考核。日常负责这批炮兵的军政一把都是老红军，他们的驻地和调动是最高机密。一般的军区干部摸都不能摸。
调动他们，得太岳军区司令员、政委、参谋长全部签字，连炮弹都得签字核准才能使用。如要真打，得有军区副参谋长出前督战。
而为了淘换这几门炮的弹药和零部件，陈旅长被迫干起了老本行，对着日占区和晋绥军弄了多少内线。
2
1942年，河北，一个战士每天只分到7两小米。7两，还不够今天一顿早饭。
“连病号都没有粮食吃，只能从树上打点枣当粮食。”老八路张怀瑞对那段日子的记忆，刻骨铭心。
这不是一个人的记忆，而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从1941年初到1942年底，日军仅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74次，使用兵力累计83万多人次。他们打着“烧光、杀光、抢光”的旗号，走到哪里杀到哪里，走到哪里烧到哪里。国民党顽固派非但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还动用几十万军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祸不单行，多地又遭旱灾蝗灾，庄稼绝收。
八路军由50万人减至约40万人，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人锐减到5000万以下。冀中根据地的人口，从5000万暴跌到了2500万。
晋西北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从150万跌到不足80万。有的地区最惨的时候，只剩下17个村子。
日本人说，他们能赢。
但他们错了。
他们低估了中国军民活下来的决心。
一把锄头一支枪
1941年春天，延安东南45公里，一个叫南泥湾的地方。
几位扛枪的老乡来了——不是来做客的，是来开荒的。
这帮人叫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叫王震。他们手里有枪，但走得近了你才看清楚，枪旁边还挂着一把锄头。
“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他们自己编的口号，天天喊着喊着就喊成了真话。
但你要以为开荒是件容易的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南泥湾那地方，几十里没有人烟，到处是荒山坡、齐腰深的蒿子草和根深蒂固的圪针林，稍不留神就被扎得浑身是伤。战士们开荒之前，铆足了劲儿一镢头下去，锄头被那些软绵绵的枯草弹回来，根本挖不到土，腐草还泛着一股恶臭，熏得人头晕目眩。没有房子住，用树枝搭棚子，睡在露天地里；缺粮食，一趟趟跋山涉水去背，往返一百多里；没有衣穿，夏天光着膀子干，冬天打柴烧炭取暖；没有工具，凑些破铜烂铁回来自己打铁。
一个叫郝树才的战士把开荒的熟练度拉满了。抡起镢头一落地，每块土都敲得稀碎，锄头在磕碎石块时磨得火花四溅。锄头用断了柄，他一口气换了两三根，那天一个人就干出了方圆几十里谁都没见过的成绩。战士们围过来盯着他刨出的那片地发呆，眼睛发直。王震听说之后，从地头另一边赶过来，拍了拍郝树才的肩膀说：“咱们三五九旅，打仗出英雄，搞生产也得出英雄！”
但真正让这片荒地变样的，不只是一腔蛮劲儿。
有一天，补充团团长苏鳌慌慌张张跑到王震跟前：“旅长，我发现一位劳动英雄，71岁的种庄稼老专家！”
王震二话没说，撂下镢头跟苏鳌就走。
这位老人名叫朱玉宝，种了一辈子庄稼。苏鳌说，头几天他在开荒的地头转悠，路过一老头瞅了他们大半天，突然说了一句让他脸红到脚跟的话：“你们挖地的方法不对。这么个刨法，又费力气又不出活儿。”
朱玉宝当场比划了几下——换个姿势，抡锄的发力点挪了一点，角度变了，事半功倍。战士们试了试，刨地的速度蹭蹭上去了。
王震听完赶紧进屋请老爷子出山。
朱玉宝一开始还推辞。王震拉着他一句一句地劝，声音不大，但诚恳得让人没法拒绝：“您老种了一辈子庄稼，在种庄稼这事儿上，您就是我们的长官。我请您给我们当农业生产副官，给您写个执照带在身上。不管走到三五九旅的哪个单位，您把执照拿出来给他们一看，他们都会好好招待您，请您给他们指点种庄稼的经验。”
一个扛枪打仗的旅长，为了几亩粮食低头拜老农为师。
朱玉宝还有什么话可说？
他答应接过这个活之后，部队给他发了一身军装，王震同副旅长苏进、副政委王恩茂一起签名，给他发了那张特殊的“执照”。朱玉宝又带来了另一个老农，两个人带着一帮拿枪的庄稼汉，硬是在荒山野岭里垦出了30多万亩良田。谷子、玉米、土豆、南瓜，一样一样从土里冒出来。三年后，南泥湾从一个鬼都不来的地方，变成了一片“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到了1943年，三五九旅已经做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的全额自给。
南泥湾的故事传遍了整个陕甘宁边区。拿枪的人学会了拿锄头，拿锄头的人也学会了自己保护自己。
吃不上饭，也要打下去
3
1942年5月25日，太行山，十字岭。
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张着口袋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箭头全部指向同一个目标——八路军总部。
日军情报人员这几天一直像秃鹫一样盘旋在太行山腹地。少佐益子重雄带的“特别挺进杀人队”，穿着八路军服装，昼伏夜行，手上揣着彭德怀、左权等人的照片和悬赏令，就等着这一仗把八路军总部连根拔起。
一场惨烈的突围战在十字岭展开。
炮弹在地面炸开了花，碎片划破了山谷里的空气。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带着100多人的干部连，眼看就要跳出敌人的火力圈了。
然后，第三发炮弹在他身边落下。
弹片从额头穿进去，从腹部打进去。警卫员陈利财扑上去拖着左权往前走了十几步，左权的身体突然软了下去。那年他37岁，山西辽县（今左权县）的山谷里，倒下了一名黄埔一期出身的八路军将领。
这一天，日军25000人在太行山区全面铺开打击，八路军将士以命换命，一寸一寸地挡住了敌人的推进。
而在冀中平原的另一边，吕正操正在和5万多日军周旋。
1942年5月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万余兵力，配备飞机、坦克、炮兵、骑兵，对冀中根据地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大扫荡。
两个月里，冀中部队作战272次，击毙击伤日伪军11000余名。吕正操后来回忆起那段岁月时说：“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要打五仗。”
王二小死在那一年。1942年，日军在涞源县迷了路，抓住放牛的13岁儿童团长王二小，让他带路。二小把日军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枪声一响，日本兵发现上了当，砍掉他的五根手指，用刺刀将他刺死在巨石上。
后来，阎肃给他写了那首《歌唱二小放牛郎》，歌词里有一句： “他牺牲在鬼子刺刀下，那年他才十三岁”。
13岁。
一个同年出生的记者也死在那一年。汉斯·希伯，德国共产党人，从上海一路追着八路军拍照片、写报道。1941年山东大扫荡，115师3000多人在5万敌军的“铁壁合围”下奇迹般零伤亡突围，一枪没放就穿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希伯就在突围队伍中，他后来在《无声的战斗》里写道：“那些日本的将军们，重重包围的，数万支枪炮所指的，却原来是一堆堆黑色的岩石！”
他自己却没能活到战争结束。
秋收季节，希伯随部队行军，遭遇日军伏击，弹药打光了，拿石块砸、拿刺刀拼，最后牺牲在山东战场。
美国人替他惋惜，说：何必呢，你明明可以走。
但他偏偏不肯。
他和那些扛着锄头开荒的、把锄头又换成枪的、13岁就把命交出去的每一个中国人一样，心里都有同一个念头：不能退。
兵少了，精简；地少了，向荒野要
人少了，兵少了，根据地缩小了，意味着供给更紧张了。
偏偏那时候日本人修起了无数碉堡和封锁沟，切成棋盘一样格子状的地区，抬腿就要查路条，运一斤粮食过封锁线要搭上几条人命。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