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金花：三嫁三娼终成北京人爱戴的护国娘娘

1900年夏天，北京的胡同里传着一句怪话：“一个女人，会说洋话，把洋兵给说住了。”那会儿城门洞开，八国联军的马蹄声压在每个人心上，百姓只顾着逃命，谁还敢往枪口上撞。偏偏有个穿着旗袍、脚步稳当的女子，敢拦着德国兵，张口就是一连串德语，把对方愣是说怔了，这才有了后头那场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会面。

在北京老人口中，这个女人后来被叫作“护国娘娘”“赛二爷”。而沿着她的足迹往前追，就会发现，这样的胆识和嘴上的功夫，不是凭空来的。徽州破落人家的闺女、苏州花船上的清倌人、欧洲公使夫人、八大胡同里头牌班主，她一生走的路，说一句“起起落落”都有点轻。

有意思的是，这个一辈子三嫁三为娼的女人，并没什么官衔，却让许多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男人心里发虚。清末民初的大动荡，把赛金花这样的人推到了台前，也把她一次次摔回尘埃。

一、徽州闺女到苏州彩云：风尘路是被逼出来的

赛金花出生在安徽徽州黟县，确切年份存有争议，大体在清同治年间。徽州那一带，自明清以来商风兴盛，不少人家靠贩盐、经营木材发了财。她的父亲也是其中一类人，早年家境还算殷实，能供闺女读点书认字。

转折点是母亲去世。父亲续弦，新进门的继母对这个小姑娘并无多少疼爱，家道又在此后走了下坡路，被债务拖得东倒西歪。为了谋一条活路，一家人从黟县挪到了江南繁华的苏州。徽商南迁，原本是想借水路、丝绸生意再搏一回，可惜这次赌局输了，留下的是一地鸡毛。

在家里，继母经常把怨气撒在这孩子身上，打骂是常事。赵灵飞（赛金花早年的名字）年纪还小，对家里争吵只觉得害怕。有一次，她低声问外祖母：“姥姥，我是不是多余的？”老人的眼眶当场就红了。最终，外祖母咬牙把她接走，以为能护住一段安生日子，结果却被人钻了空子。

二、状元公赎身：从花楼到欧洲公使夫人

19世纪80年代，京中有位颇有名望的人物来到苏州。这人即是同治朝的状元洪钧，后来官至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当时他因家中丧事守孝，心情郁结，随家眷到江南散心。有人提议去听曲解闷，他被拖去了画舫，恰好听到了傅彩云的戏。

洪钧年纪比她大得多，仕途又已有成就，本不必在花船上动心。偏偏这位状元公对这位清倌人有些不同看法。有人说，他听她唱完《锁麟囊》，又看她写了几行小楷，便对身边人说：“此女可教。”短短几个字，把欣赏和怜惜都说尽了。

洪钧后来豪掷千金，为傅彩云赎身，将她带回京城，纳为三姨太。彩云摇身一变，从苏州画舫的清倌人，成了京城权贵家中的内宅女子，名字也改成了“洪梦莺”。她进入洪府，见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书香缭绕、宾客如云，还有频频进出的官员、幕僚和外国传教士。

洪钧对这位三姨太颇为照顾。梦莺进门时，他已在为出使欧洲做准备。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深感被动，为了修补与列强的关系，不得不派遣大臣驻外公使，签订各类条约，其中就包括中德之间的友好协定。洪钧奉命出使俄、德、奥、荷四国，梦莺便随行一同远赴欧洲。

出洋途中，洪府为她借用诰命夫人的服制，以公使夫人身份行走社交场合。对一个出身花楼的女子来说，这种身份跃迁不可谓不大。她在欧洲的几年里，接触到的是另一种秩序：沙俄宫廷的仪式，德意志的军队与贵族宴会，日内瓦的沙龙与音乐会。有人提到，她在那段时间里学会了简单的法语、德语和英语，还能在客厅里弹几段钢琴曲，虽未必精深，却足以应付场面。

出使大约4年后，洪钧奉召回国，仍在北京任要职。彼时清廷内外交困，为了西北边疆帕米尔等地问题与俄国交涉，洪钧卷入其中，因意见与朝中大员不合，受到牵连，仕途受挫。在一连串事件之后，他病重去世，享年已过花甲。

洪钧死后，梦莺的处境陡然跌落。嫡妻对这个年轻的三姨太历来心怀怨气，现在少了丈夫撑腰，矛盾立刻爆发。按照当时的家法，她既无嫡出子嗣，又无自身经济根基，洪府对她“不再留情”。有传记记载，大夫人曾当着下人的面冷冷地说：“你该走了。”梦莺只得收拾衣物离门而去，一个“公使夫人”的梦，到这里彻底做完。

这一段经历，有荣耀，有宠爱，也埋下了后面“护国娘娘”的伏笔。欧洲那几年的眼界，日后成了她能用德语拦住德兵的资本。

三、“赛二爷”出场：八大胡同里的女班主

被洪府扫地出门后，洪梦莺又成了孤身一人。她不可能再退回普通内宅妇人的生活，只能继续靠自己。此后几年，她先在上海一带停留，又转往天津，最后在北京落脚，重操旧业，靠办班子谋生。

那时候，京城的八大胡同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烟花地。胡同两侧，牌坊林立，灯笼连成一片，进出的不是普通小民，而是旗人子弟、商贾、小军阀，还有各路跑码头的“混混”。在这样的环境里想要立住脚，一个女子单凭姿色是远远不够的。

依托早年在苏州学得的本事，再加上在洪府、欧洲积累的人脉和见识，她开始招人组班，自称“金花班”的班主。她规矩严苛，一方面讲究清倌做派，要求姑娘们上得厅堂，下得酒局，另一方面又懂得怎么讨这些客人的心。帐算得极精，场子也经营得有模有样，一时间在北京花街里颇有名头。

有意思的是，她在这个阶段渐渐不再把自己当作“被人挑的女子”，而是“坐庄的东家”。为避免被轻慢，也为方便在各类场合出入，她常常女扮男装，穿长袍、戴礼帽，走路带风。久而久之，熟人都戏称她“赛二爷”。“赛”自然是她的名头，“二爷”却是对一个讲义气、敢担当的江湖人物的称呼。

据说有一回，同行有人欺负她带出来的姑娘，她火了，当场拍桌子骂街，把对方的场子闹得鸡犬不宁。旁边有人劝：“赛二爷，消消气，小事。”她把茶盏往桌上一放：“我这人，人可以少赚，脸不能少。”这种半真半假的江湖话，听起来粗，却也说明了她在那圈子里的位置。

八大胡同里，人来人往，赛二爷的“金花班”逐渐站稳，成了可以与老牌名馆掰手腕的存在。她赚的钱不少，但花得也快，一则要打点官面人情，二则要养一帮子弟兄和姑娘。表面繁华背后，仍旧是风月场的老路。谁也没想到，再过不久，这个班主就要面对比同行争斗更凶险的局面——列强的炮火。

四、北京城破与德语拦兵：“护国娘娘”的由来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山东一带迅速蔓延，口号喊得震天响：“扶清灭洋。”在冲突不断升级的环境下，驻华各国公使十分紧张。1900年6月，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马车被击毙，引爆了外交危机。各国以此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自天津登陆北上，8月攻入北京城。

城破之日，乱兵四出，抢掠、纵火、辱人几乎无孔不入。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来说，那是刻骨铭心的惊惶时刻。很多人往四城城门外逃，还有不少人躲在胡同深处，生怕一开门就是持枪的洋兵。

有记载说，某天，一队德国士兵闯进她住的胡同，沿路踹门，有妇女吓得直哭。有兵士打算往里搜，她突然站了出来，直接用德语喊住他们。德兵愣了一下，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能听到熟悉的语言。她沉声说：“我是洪钧的夫人，曾在德国见过你们的将军瓦德西，现在我要求见他。”这几句话的具体措辞已不可考，但大意如此。

德兵犹豫了一会儿，有人将情况报上去。瓦德西在北京的司令部设在中南海一带，对这位自称公使夫人的中国女子当然有所怀疑，但出于好奇，还是同意见上一面。很快，一辆军车开到她门前，将她接往驻地。

面对瓦德西，她拿出当年的合影，说明自己是随洪钧出使欧洲时与德方交往的旧识。随后，她并没绕圈子，直接提出请求：希望德军约束部下，不要任意杀戮百姓，不要焚毁宫殿与书院。传说中，她还特别提到城里不少古迹、牌楼、庙宇的名字，强调那是“几百年的东西”，毁了就再也没有了。

城中百姓并不知道她与瓦德西谈了什么，只看到一个传言：有个说洋话的女人去见了洋大官，回来之后，德兵好像规矩了点，一些胡同不再天天被洗劫。消息在茶馆、街口乱传，人们给这位不知姓名的女子安了好几个称呼，其中“护国夫人”“护国娘娘”最为响亮。

当然，用“护国”形容她的举动，有些夸张。她能做的，是尽量维护所在街区乃至部分城里的平民免遭更大灾难，并不能左右整个战局。她不是统兵大员，更谈不上决策者。不过，在那样一个弱国无外交、百姓无依托的时代，这点微小的斡旋，对普通人来说已经够珍贵。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在欧洲学来的几句德语、一张当年与外国高官的合影，这些看似“浮华”的东西，此刻被硬生生转化成保命的工具。也难怪后来不少北京老人提起她，都愿意给她记上一功。

五、逼良案、三嫁三娼：乱世浮沉的下半生

八国联军撤出后，北京的秩序缓慢恢复。清廷签订《辛丑条约》，赔款、驻军、拆炮台，一一执行，国势每况愈下。赛金花的名声在京城一带已经传开，一方面是“护国娘娘”的传说，一方面是八大胡同“赛二爷”的江湖故事。她继续经营自己的场子，看似风光，隐患却在滋生。

1903年前后，发生了那起著名的“逼良案”。事件细节在不同记载中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大致相同：她手下有个年轻姑娘，原是良家出身，被拖入风月场后情绪崩溃，加上受了打骂，吞金自尽。一个人死在这样的地方，很快引来官府和舆论的关注。

在舆论压力下，赛金花被押进牢里，接受审讯。是“逼良为娼”还是“纠纷致死”，当时的笔录如今难以完全查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起案件对她的声望打击极大。为了保命，她不得不花费大量银两打点上下，又找旧日结识的权贵出面说话，最终免于重判，但财产几乎耗空，金花班也元气大伤。

出狱之后的赛金花，再也难以恢复从前的风光。那时的她已不再年轻，却仍旧只能在老行业里讨生活。有段时间，她远走苏州，再到上海。上海正处在开埠之后的高速发展期，租界林立，洋行、码头、银行、报馆一应俱全，也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她在这里的生活，没有北京那么显眼，却也充满艰辛。

不太走运的是，这段婚姻持续时间很短。据记载，曹瑞忠婚后一两年间病逝，她又一次成了寡妇。她曾希望借这段婚姻跳出旧圈子，结果生活重新推回了原点。失去依靠的她，只能再次向熟悉却不体面的路上走去。

后来，她又嫁给了一个名叫魏斯炅的商人。魏家在北京樱桃斜街有宅子，魏斯炅娶她时，对她的过去并不十分介意。这个男人性格寡淡，不喜欢招摇，只求有个伴守日子。赛金花在魏家过过一阵略带平静的生活，甚至试着当个普通内宅妇人。但好景依旧不长，魏斯炅不到三年便病故。她又一次守寡，命运仿佛在和她开玩笑。

这一连串打击，让她的意志开始松垮。加之长期在风月场、权力场之间周旋，人情冷暖看得太多，她逐渐染上了抽大烟的习惯。魏家后人对她并不宽容，家里有人直言：“她这个人，留不得。”最终，她被赶出樱桃斜街，身边值钱的东西所剩无几。

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八大胡同仍旧热闹，但她已不再是昔日的赛二爷。年近四十仍不得不接客，这在当时算是颇为尴尬的光景。有人在胡同口看见她，形容说：“昔日的风采还隐约看得出，可眼神里多了股疲惫。”这类描述，难免带一点夸张，却能反映出她晚年形象在人们心中的印象。

1930年代中期，她的生活已十分拮据，只能栖身在北平天桥一带的贫民区域——居仁里。那里房屋简陋，地面坑洼，街边小摊卖的是最廉价的杂粮和小菜。她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过日子，偶尔还有旧识来探望，带一点烟土或少量银钱。

1935年，有一件事让她短暂地又出现在上层社会的视野里。那年，张学良任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在北平活动频繁。有人提起“护国夫人”的旧事，张学良颇为好奇，特意在北京饭店设宴邀请赛金花。席间，他称她为“赛二爷”，表示敬意。赵一荻在场，听到张学良对她推崇，似乎还有些不服气，少帅当场据说略有训斥，大意是：她当年救命的本事，不是你能比的。细节是否准确，难免有夸饰成分，不过，从这个场面能看出，民国高层对她的护民旧事并非完全陌生。

一年多之后，1936年12月4日，赛金花在北平天桥居仁里的破屋中去世，年近七十。关于她临终前的情景，坊间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流行的是，她抽了一口大烟，仰天叹息：“人生一梦耳。”这句感慨究竟是否出自她口，已无从考证，但对熟悉她经历的人来说，用这四个字概括她的一生，倒也贴切。

赛金花去世后，有人帮她料理后事。齐白石曾题写墓铭，提到她曾在乱世中救人。墓地后来几经迁移，墓碑也并不显眼。对很多北京人来说，记忆中的赛金花，更多还是那个能在八国联军枪口下说洋话、能在八大胡同混出“赛二爷”名头的女子，而不是那位终老贫民区的老太太。

从徽州小姑娘到苏州彩云，从公使夫人到花街班主，再到北京人口口相传的“护国娘娘”，这是清末民初社会变局投射在一介女子身上的轨迹。她的才艺、她的胆识、她在欧洲行走几年攒下的见识，确实在1900年那场大劫中起过作用；但她也始终没能真正走出风尘。三次出嫁，三次又被生活逼回老路，这种循环，本身就是那个时代底层女性命运的一种注脚。

她的一生，很难用一句“好”或“坏”去评判。对当时不少北京人来说，只要记得在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曾有这么一个女人站出来帮过忙，这就够了。至于她的身世、她的名声，早已被街谈巷议磨得模糊，只剩下一个朦胧的影子，挂在“护国娘娘”这四个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