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兵团在长津湖伤亡5万人，宋时轮在汇报中，总结6大原因

一场战役，伤亡5万多人，长津湖血战，为何会成为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最惨痛的一场胜利？

时间回到1950年11月27日，志愿军第九兵团，3个军15万人，在朝鲜长津湖地区，穿插包围了孤军深入的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约1.6万人。

15万对1.6万，看似胜券在握，可真的打起来，才发现根本不是一回事。

由于后勤供应跟不上，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第九兵团的官兵只能饿着肚子，穿着单衣，黑夜长途奔袭几十公里，阻击全副武装，机械化的美军。

经过20多天苦战，第九兵团虽重创美军陆战第一师，但没能完成上级下达的作战目标，全歼美军陆战一师。

与此同时，第九兵团在战斗中损失惨重，据战后统计，整个第九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战斗负伤14,062人，冻伤减员30,732人，阵亡7,304人，总伤亡人数高达52,098人。

面对如此的惨胜，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战后，主动向志愿军总部和中央致电，表示第九兵团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且伤亡很大，自己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反省总结出了6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仓促入朝，对困难准备不足。

抗美援朝打响后，为了遏制东线北上的美第十军，确保西线侧翼安全，中央急调在山东的第九兵团入朝。

面对中央和志愿军总部的多次急电，第九兵团到了东北后，没有休整换装，而是直接入朝。对此宋时轮表示，

当时应该听从东北军区同志的建议，在沈阳休整一两日，全军换上冬装，那非战斗减员情况会好很多，后续就不会出现无法穿插追击敌军的情况。

第二个原因，第九兵团在训练中，缺乏针对性实战演练

第九兵团隶属于三野，革命时期长期在华东地区打仗，新中国成立后，第九兵团最初的任务是攻台，因此一直在沿海训练，缺乏在北方冬季的实战训练。

在北上之后，包括司令员宋时轮在内，第九兵团的官兵，对北方的严寒气候预估不足，没想到11月份的天气就如此寒冷，这也是第九兵团冻伤减员严重的一大主要原因。

第三个原因，后勤运输困难，供给无法保障

美军轰炸，气候寒冷，大雪封山，几个原因叠加在一起，几乎截断了第九兵团的所有后勤通道，武器弹药，粮草辎重都无法得到补给。

如果后勤保障能够让志愿军战士都穿上棉衣，炒面管够，那美军陆战一师肯定插翅难逃。

第四个原因，战前侦察不足，未能完全掌握敌人动向

战斗开始前，由于风雪严寒，美军行军速度大大降低，志愿军由于侦查不足，很多部队过早进入伏击阵地，致使部队在埋伏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冻死冻伤的现象。

第五个原因，战役打响后，各部协作并不完美

前面的四点原因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这一结果，当战役打响后，第九兵团出现协作混乱，执行任务不到位等问题。对此宋时轮主要提及了“26军南调时间过迟”的问题。

原本1950年11月30日，志愿军司令部要求26军直插古土里，去填补包围圈的缺口。

12月2日，志司再次致电，要求第九兵团命令26军尽快赶到，在围堵敌人的同时也要加强黄草岭一带的防御。

对此宋时轮很重视，立刻电令26军，在12月3日晚进攻下碣隅里。

但26军已经连续作战数日，部队补给困难，冻伤减员严重，疲惫不堪，而且麾下3个师都距离目标数十公里，短时间难以赶到，军长张仁初便请求能推迟一晚发起进攻，宋时轮同意了。

按张仁初的计划，麾下76、77、88三个师，在12月3日先赶到预定位置，休整一晚后，于12月4日发起进攻。

结果那天风雪很大，只有76师坚决执行了命令，77师和88师直到3日下午才出发，而且路上还出了岔子。77师出发后，在夜里迷了路，走了一整晚又回到了原地。88师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师长吴大林受伤失联，副师长王海山躲进坦克残骸避战，造成部队群龙无首。

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原本计划12月4日发起进攻，88师直到12月7日才抵达战场。

期间宋时轮见26军迟迟未能赶到，连忙让20军58师、60师前去补救，只是此时美军已通过水门桥成功突围，最终导致志愿军全歼陆战一师的战略目标落空。

第六个原因，对美军的强大缺乏认知

在发现被志愿军包围后，美军陆战一师拼命向后撤退，而古土里的水门桥，就是美军撤往咸兴的唯一通道。

当时第九兵团上下都认为，只要炸掉水门桥，那美军陆战一师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为此20军派出部队，于12月1日和4日两次炸掉了这座桥，可每次都被美军工兵修好了。最后，志愿军干脆把桥基也炸掉了，就当所有人都以为胜券在握时，可以高枕无忧，完成对陆战一师的围歼之时。

美军再次展现了其强大的一面，他们竟然从日本调来8套，每套重达1.1吨的车辙桥组件，空投到美军阵地，然后在被炸毁的水门桥上，重新架设了一座承重50吨的大桥，帮助陆战一师逃出生天。

综合来看，上面的六点原因，既有无法改变的客观原因，例如天气，后勤，美军的强大，也有准备不足，指挥失当的人为原因。

战后，作为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主动担过了所有责任，导致其回国后，未继续得到重用。

当时志愿军入朝的六个兵团司令员，除了未直接参战的23兵团，其他四位兵团司令员，邓华，陈赓，杨得志，杨成武，回国后都依然得到重用，不是出任大军区，就是调到中央总部机关任职。

只有宋时轮，转到了军事教育方面。对于一个长期在一线指挥的将军来说，这算得上是冷处理。之所以如此，跟第九兵团在长津湖的表现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