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谁来种地？中国农机学会这么回答

编者按

农机一小步，农业一大步。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面朝屏幕背靠数据”，中国农机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革命。

近日，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理事长苑严伟接受中国科协之声独家专访，讲述农机如何从“傻大笨粗”变成“精细如绣花”。而这，正是中国农机人正在书写的答案。

人物简介

苑严伟，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长期从事农机智能化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工作，是“十三五”“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中国第二代卫星导航重大专项、发改委及农业农村部重大攻关工程等项目负责人。

一个论坛“留住”人才，

以及学会五年来的“硬功夫”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提出这样的重要论断。苑严伟表示，迈入新时代，推动农机行业高质量发展，创新人才短板还比较突出。

他讲了一个怪现象。农机学科，学的是机械，干的是农业。学生毕业了，两头不靠。去机械口？人家觉得你沾了农业的“土气”。去农业口？人家觉得你不够“农”。有个叫“农业工程”的一级学科，更尴尬——传统机械企业一看，觉得你不是纯机械；农学单位一看，觉得你不是搞育种的。“工程觉得你不够全面，农业觉得你不够农业。”苑严伟一摊手。

结果呢？能力强的学生，直接转行去了IT、新能源汽车，工资高啊。留下的人，企业招不到，学生找不到对口工作。去了IT行业，发现自己没有科班训练，跟人家卷不动。“两头吃亏。”苑严伟说这话时，语气里没有责怪，只有可惜。

怎么办？2023年，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发起了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博士生学术交流相关活动。

“开始规模很小，但后来越来越受关注。”苑严伟说，这个学术交流活动不搞虚的。学生做报告、贴墙报，企业HR坐在下面听。讲完了，直接聊。全国37所高校、200多名博士生来了，121份口头报告、96份墙报，24位专家现场点评。企业也来了——农机生产企业的、科研院所的、高校的。

“学生有了归属感。”苑严伟说，“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都来参加，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家。”更重要的是，从学校到社会的路，一下子打通了。第一届的博士生，有的已经毕业，留在了农机领域。

过去五年，这类学术交流活动，只是学会工作的一个缩影。作为农机领域科技工作者的“家”，学会搭建的，是一整套集学术交流、科研探讨与产业决策联动于一体的完整体系。

先说学术交流。2025年学术年会，南京，600多人参会，13个分论坛。耒耜国际会议，江苏大学，5位院士、300多位嘉宾。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大会，广西柳州，主题叫“数智驱动”。还有拖拉机分会、畜牧机械分会、设施园艺分会……31个分支机构，一年36场学术活动。每场都是“硬碰硬”的干货。

再说战略咨询。学会承担了国家两个大调研。一个“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方宪法研究员带队，7批44人次专家，跑了河北13个市县22家单位，历时5个月。一个“河南粮食生产数智化”，赵春江院士领衔，深入6个市县12家单位。两份报告，直接送到决策者桌上。

学会还编了一份《农业装备技术路线图报告》，42万多字，21项分技术路线图，308项成果。从大田粮食到丘陵山区，从蔬菜水果到畜牧养殖，未来五年、十年怎么干，一项一项列清楚。这不是挂在墙上的文件，是“施工图”。

人才培养也没落下。第十届国际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218所学校、1845个项目团队，796件作品杀进决赛。中国科协青年人才培育工程，学会推荐了17名博士生、23名青年工程师重点培养。还有团体标准——2025年发布40项计划，批准发布45项。科技成果评价完成了24项。《农业机械学报》，影响因子在农业工程学科排第一，全球排名第六，中文期刊第一。

这些事，背后是学会31个分支机构的支撑。从农业机械化到人工智能，从设施园艺到丘陵山区农林机械，每一个细分方向都有“据点”。

苑严伟在中国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博览会现场，向陈学庚院士、泰国农业工程学会主席等嘉宾介绍中国农机院产品

苑严伟总结学会的定位，就一句话：“我们是一个桥梁——连接国家战略和田间地头，连接高校育人和企业用人。”

而那个博士生论坛，正是这座桥上最生动的风景。它解决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群年轻人的“身份焦虑”。让学农机的人，知道自己是谁，能去哪儿。

从“按斤播”到“按粒播”：

一场播种精度革命，以及比网约车更早的“农机云”

以前的农机，给人印象就是傻大笨粗。苑严伟不回避这个问题。

“过去播种，一亩地播几斤，全凭老把式的经验。车走得快慢，种子流得多少，根本控制不了。”他说，一块地播完了，发现播多了或者播少了，都没办法。“全靠感觉。”

他带着团队干了一件事：给农机装上“眼睛”和“大脑”。

先讲精度。他们在播种机上装了流速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再加上北斗定位。车每走一米，播了多少粒，实时监测。“原来玉米播种是按斤，一亩地五斤六斤。现在不是了——按粒播，一亩地播六千株、六千五百株、七千株，一粒一粒数出来。”

不光是数量。行距、株距、播种深度、覆土厚度，全部精准计量。原来一穴播两粒三粒，长出来苗太密，还要人工间苗。现在一穴一粒，省种子、省肥料。“苗齐苗壮，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但单机精准只是第一步。更大的痛点，是车和地的匹配。

苑严伟描述了一个典型场景：一个机手，开着一台收割机，一天要干好几块地。这块地干完了，下一块地在哪儿？怎么走？全靠电话约。前一天晚上打电话约好，第二天开过去，结果农户怕约不到车，同时约了两三个机手。车到了，地已经收了。白跑。

还有空跑问题。一块地五亩，干完去找下一块五亩地，路上空跑时间很长。“一天可能只能干几十亩、一百亩。”苑严伟说，效率极低。

“农机版网约车”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做的。

“我们做得比网约车还早，2011、2012、2013年就开始用了。”苑严伟说。车上装卫星定位，农户的土地需求、机手的车辆位置，都在平台上对接。车和地实时匹配，路线优化。这块地干完，下一块地在哪儿、怎么走最优，系统自动规划。

“效率提升了50%以上。”他说。

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个，而国外不需要？苑严伟讲透了背后的逻辑。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大农场模式。一个农场几千亩、几万亩地，就几个人。自己有车、有地，不会跨区作业。”他说，“我们国家不一样。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机手和农户也分离。有农业合作社种地，有农机合作社没地、专门给人干活。”

所以，在中国，农机买来之后，不是生产工具，是盈利工具。“就像出租车一样——我不是自己坐，我是让别人坐的。”

还有一个特点：地块零碎。一块地可能只有几亩，甚至不足一亩。机手一天要跑好几个村子。没有调度，全靠电话和熟人介绍，效率低、冲突多。

这个平台最早不是从市场需求起步的，是从政府监管“长”出来的。

2012年前后，东北耕地有个大问题：拖拉机常年碾压，地下20到30公分形成一层硬壳，叫“犁底层”。水渗不下去，根扎不进去，庄稼容易倒伏。解决办法是“深松”——把犁底层打碎，松到25公分以下。

但农民不愿意。深松费油、跑得慢、耽误工夫。国家出了补贴政策：一亩地补20块钱。可怎么监管？农民说松了，怎么证明？

苑严伟团队研发了深松监测系统：犁子上装深度传感器，车上装卫星定位。没达到25公分，拿不到补贴。

“这个政策一推动，先在吉林全省推开，后来整个东北、全国都推广了。”

接着，秸秆还田补贴来了。不让烧秸秆，打碎还田，也给补贴。团队在原有平台上加了秸秆识别传感器，实时监测秸秆覆盖率。

再后来，农民自己找上门了。“你能测深度，能测秸秆，那能不能测有没有漏种？能不能测收割损失？”

于是，播种机堵塞漏播传感器、收获机损失传感器，一个一个研发出来。

“政府没有补贴，没有要求，但农民有要求。他找机手干活，就问：你的播种机能测漏播吗？你的收割机能测损失吗？没有？那我找有的。”

从“政府要我用”变成了“农民抢着用”。如今，从耕地、播种、施肥、施药到收获，几十种传感器在农机上广泛应用。整个平台覆盖了全国22个省，上网车辆高峰期有十几万台。

苑严伟总结这个平台的进化逻辑：从单一功能到多功能，从政府需求到市场需求。先解决监管的“刚需”，再满足农民的真实痛点。“这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是一个一个传感器被‘逼’出来的。”

丘陵山区的“死结”与AI的“活路”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赋能农业”。苑严伟很兴奋，但也冷静。

“我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76.7%，还有20%多靠人工。”这20%多，集中在哪儿？蔬菜、水果、丘陵山区。

苑严伟到中国农机院呼和浩特分院内蒙古相关农机企业调研

他举了几个例子。

苹果。用机械手摘，力度大了会捏伤，力度小了会滑脱。草莓熟没熟，茶叶采一芽一叶还是两芽一叶，这些都需要“经验”。AI可以通过图像识别、力觉反馈来解决。但有一个大问题：成本。

“一个苹果采摘机器人，成本20多万。摘一个果要5到8秒，人已经摘了半筐了。”苑严伟算了笔账，“经济账算不过来，就落不了地。”

更棘手的是丘陵山区。我国有2亿亩15度以上的坡耕地，其中25度以上的超过6千万亩。

“在国外，超过15度的坡是禁止从事农业生产的，搞绿化。但我们不行，人口多，土地资源紧缺，边边角角都要种。”苑严伟说。

他特别提到南方的油茶。“将近8千万亩，花果同期——下面的果要采收，上面还在开花结果。机械化极难。”

还有茶叶。分两种：优品茶（一芽一叶、一芽两叶）和大众茶。优品茶目前还得靠人工手摘。“机器人效率还没人高，成本比人更高。”

丘陵山区的痛点有三个：坡度大、地块碎、种的是特色作物。“一块地不足一亩，到另一块地要爬坡，车都过不去。这不是无机可用，是无路可走。”

怎么解决？苑严伟提出一个思路：置换。

“有些条件极其苛刻的地块，将来可能会还林、搞绿化。”同时，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把盐碱地、戈壁滩改造成平整的土地。“把地置换出来，在条件好的区域集中攻克智能化难题。”

而对于那些暂时无法机械化的领域，他寄望于更小巧、灵活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像军方用的机械狗那种，小型化，能爬坡，能进小块地。”这是未来的突破方向。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未来谁来种地？

“现在的种田能手，平均年龄都超过60岁。十年后，他们干不动了。我们的下一代，只会用电脑、手机，不会用锄头。”

苑严伟的答案是：把老农的经验，变成数据和模型。

“我们把老一辈‘看天吃饭’的经验——什么时候耕地、什么时候施肥、杀什么虫——变成计算机语言，存入大模型。未来的年轻人，拿着手机就能‘指挥’无人农机作业。”

他停了一下，补充道：“你让现在的年轻人跟着父母、爷爷奶奶去学种地？他没概念，也没意愿。只能通过AI，把经验取代掉。”

两位院士的裤腿和一个行业的“坐冷板凳”

聊到科研环境，苑严伟的语气变了。更慢，更重。

“现在有个问题，科研成果跟生产实践‘两张皮’。”他说，“考核指挥棒还是看论文、看专利。老师和学生把精力花在‘纸面’上。”

“但农业机械，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下地，要解决实际问题。否则毫无价值。”

他反复提到两个人。

罗锡文院士，八十多岁，“还卷起裤腿下田”。陈学庚院士，也是将近八十岁，“大部分时间在新疆棉田里”。

“他们是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榜样。”苑严伟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敬意。

在苑严伟看来，农机领域的科学家精神，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词，就是两件事：脚踩泥土，甘坐冷板凳。

“学农机，确实辛苦。但如果你毕业后转行去做IT，前期的积累浪费了，对国家也是损失。”

他给年轻科技工作者两条建议，都很实在。

第一，培育“知农爱农”的情怀。“学农，就要从事农业。”

第二，敢于坐冷板凳。“盯住一个方向，有个十年、二十年的坚持，你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里卓越的人。”

他举了个例子。学会的博士生论坛，第一届的博士生，现在有的已经毕业了，留在了农机领域。“也找到了职业方向。”

采访手记

一个半小时的采访，苑严伟聊的，都是科研人员主动扎进田间地头，从政策落地和农民日常里发现真问题、寻找真答案的故事，比如从补贴监管中研发出深松传感器，从农户一句“能不能测漏播”里迭代出农业全程机械化云平台。

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词，是“归属感”。为农机博士生“两头不靠”着急，为人才流失痛心，于是搞起博士生论坛，给年轻人一个“家”。

聊到学风，他反复提起两位八十岁院士卷起裤腿下田的身影。在他看来，科学家精神不是什么大词，就是甘坐冷板凳、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采访最后，他提到学会的目标，对标2035年农业现代化，把短板一项一项补齐。语气平静，但坚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这不是口号，是他和那一代人正在做的事。未来可期，因为有人在脚踏实地。

中国科协之声访谈编辑 刘炎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