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民法典的二三事丨这是几代人的夙愿

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2001年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民法典均没有完成。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几代人的夙愿，这一心愿终于在2020年5月28日实现。这一天，民法典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定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21年2月，我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邀请，在《今日说法》节目中，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内的“医疗损害责任”章节进行了专门解读。节目播出后，不时有关心医疗损害责任、医患关系等话题的业内人士与我沟通探讨。正值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其中一些讨论和思考——

立法明确医疗损害责任的举证原则、处罚标准，是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最有力的依据。其中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一定不能顾此失彼。立法中，必须把握好医患双方权益的平衡。

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医疗损害责任的法律法规是《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颁布于1987年6月29日。囿于当时医学科学发展水平较低，加之医疗服务还没有实行按成本收费，故该《办法》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较低。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患方关于提高补偿标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种呼声在社会上的反响也很大。而医方和立法方均没有及时回应这种呼声，医患关系就此出现紧张状态。

在患者权益保护呼声日渐高涨的情形下，最高人民法院为平衡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于2001年底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涉及医疗损害责任的部分，该《规定》极大地向患方倾斜，明确“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表明，医疗侵权诉讼将施行“举证责任倒置”。不可否认，这一司法解释让患方有了更多打赢官司的机会，医患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但其在纠正患者权益保护力度不够问题的同时，也加重了医方的负担。

差不多同一时期，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正式施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同时废止，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明显提升，患者权益保护可谓跟上了时代发展的脚步。

之后，国家多个部委聚焦医方合法权益，连续出台多项措施，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从严处理恶性伤医事件。多项举措下，医患矛盾逐渐走向平和。在这种情况下，医疗侵权诉讼要不要继续施行“举证责任倒置”，自然而然被大家讨论。

时间来到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侵权责任法列入立法计划。医疗侵权诉讼是适用一般侵权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还是沿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解释，引起广泛争议。2008年底，时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致函行业学协会，希望行业组织研究、讨论并提出立法意见。

我有幸组织了一些讨论，也参加了其他行业学协会组织的讨论。经过反复沟通，大家一致认为，医疗侵权诉讼施行“举证责任倒置”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应回归“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同时参照域外法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就医疗侵权诉讼适用什么举证原则进行规定，大都按照一般过错原则处理案件。

2009年12月26日，侵权责任法颁布，明确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适用一般规定，即施行“谁主张谁举证”。至此，医疗损害责任的立法框架基本完成。侵权责任法很好地平衡了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依法处理医疗纠纷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回到民法典，民法典的编纂是在民法总则、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已制定完成，且司法实践效果已获得一致肯定的基础上所推进的。这些法律的成熟运行，为“九法合一”编纂统一的民法典奠定了坚实基础，最终推动民法典正式诞生。

由于“医疗损害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单列一章，因此民法典将“医疗损害责任”单设一章成为必然，并重点突出医患双方的权益保障。结合外部变化，民法典亦做出些许修改，如将“书面同意”改为“明确同意”等。这就是民法典中“医疗损害责任”章节的由来。

可以看出，法律在持续校准各方权益边界的过程中，不断走向完善。作为一名医疗卫生法律工作者，我十分期望媒体能在医患互信中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推进医患和谐交流，减少医患矛盾冲突。

文：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邓利强

编辑：宁艳阳 肖琰（实习）

校对：杨真宇

审核：李明炫 徐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