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2023年4月16日清晨，南阳市宛城区新店乡的值班民警接到一通急促电话，“俺孙子孙女不见了！”电话那头是68岁的刘光明，声音带着颤抖。警车带着闪灯驶向小村，几条土路翻过来，便到了刘家的三间瓦房。院里铁丝围网摇摇晃晃，灶台就在屋檐下，炊具上还残着昨晚的柴火灰。
屋内，一张布满褶皱的便签被压在茶杯下方。只有八个字：奶奶，我和妹妹去找妈妈。笔迹歪歪扭扭，却写得极认真。民警扫了一眼，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迷路，而是主动离家。刘光明一时说不出话，66岁的徐慧英拄着门框，反复念着“找妈妈”三个字，泪止不住往下落。
寻人信息很快发进了各村微信群：7岁男童，身穿灰色运动衫，5岁女童，粉色外套，可能结伴。从新店乡往国道去的路口监控拍到过两个小小的背影，哥哥背着旧书包，左手牵着妹妹，右手握一根木棍当“导盲杖”。那身影说不出的倔强。
村民、志愿者、交警几乎同时行动。半天后，在距村子12公里的公交站，两个孩子被好心司机拦下。司机回忆：“小男孩问我去郑州该坐哪路车，一口气还问了三遍。”孩子们被带回派出所，满脚尘土，裤腿上沾了泥。哥哥依旧护着妹妹，小心翼翼，“叔叔别骂她，是我带她出来的。”
徐慧英赶到所里，一把抱住孙女。旁边的哥哥却先开口：“奶奶，妈妈住院那么久，我们想她。”一句话让现场安静了好几秒。原来，两孩子的母亲郑瑞冰正躺在郑州一家医院等待肾移植，出门前兄妹俩听大人说“妈妈治病要很久”便商量着自己去找。
郑瑞冰今年28岁，4年前确诊双肾萎缩后进展为尿毒症，每周三次透析。新店乡医疗条件有限，她需辗转镇里、南阳、郑州三地。每趟行程来回近百公里，光车费就是不小开销。为了省钱，她常常提前一天把饭菜蒸好，第二天用保温杯带在身边。久而久之，皮肤晒得蜡黄，她自己说“连镜子都不敢照”。
兄妹俩出生后，由爷爷奶奶带大。爷爷糖尿病十多年，每天注射胰岛素，干不了重体力；奶奶风湿性关节炎，遇阴雨便浑身疼，可还是要下地拔草、喂鸡。孩子们却把这些看在眼里，懂事得让人心酸。邻居多次见到哥哥放学后抱着砖头垫脚，帮奶奶掸窗台灰。
2016年，为给妻子筹医药费，郑瑞冰的丈夫离开老家到北京工地做焊工，月工资6000元，除去房租吃穿，要把剩下的几乎全部寄回。透析一年花费在五万元左右，加上药物和检查，家庭早已债台高筑。肾源配型成功的消息传来时，喜悦随即被移植费用浇灭：手术加后期用药预估至少三十万。
钱仍得凑，病却不能拖。去年底，丈夫请一个月假赶到郑州陪护，后来因工期紧张又返京。照顾的重担落在公公刘光明身上。出租屋只有十多平方米，儿媳睡床，公公把旧行李箱摞在一起当桌，铺个草席就在地上合眼。夜里他蹑手蹑脚出门，翻遍垃圾桶，把能卖钱的瓶子盒子装进编织袋，凌晨四点多送到废品站换十几块钱——够第二天买肉和青菜。
郑瑞冰多次劝他别去，“爸，您糖高，别累坏自己。”刘光明抖抖手里的零钱，笑着说，“我还能动，要是瘫在床上才给你们添麻烦。”话落，窗外天刚蒙蒙亮，他又弯腰拾起一只空水瓶。
孩子离家那天，郑瑞冰正在病房复查，手机静音，直到午后才看到几十个未接来电。兄妹安然无恙的消息传来，她松口气，却在夜深人静时哭得更厉害。医生巡房问她怎么了，她摇头，只说一句，“我亏欠他们太多。”
好消息终于降临。6月1日凌晨，移植手术完成，术中指标平稳。出院需连续复查，往返成本太高，只能继续租房留在郑州。房租、水电、抗排异药物，每月又是一笔开销。刘光明依旧凌晨出门，白天按时给儿媳做高蛋白饮食，偶尔还写几句“今日体温”“尿量正常”贴在墙上，算是病历补充。
两个月后，郑瑞冰的各项指标趋稳，医生同意她回乡，但仍要定期返院。退房那天，刘光明重新折叠起爬行垫，笑说“回家能睡炕啦”，背影却比两个月前更佝偻。走到门口，他把装废品的编织袋塞进垃圾桶，“这破玩意儿，家里不让带。”
8月中旬傍晚，哥哥在院里搭起用竹竿支撑的小黑板，把期末考“双百分”的卷子贴上，拿腔拿调对妹妹说：“等妈妈回来，先让她看这个。”妹妹拍手直乐。刘光明在旁生火做饭，柴火噼啪。“爸，您没事吧？”儿子从北京打来电话。刘光明笑了一声，“没事，孩子都在眼前，看得见就不怕。”
暮色降临，屋檐下的灶火亮着，兄妹扭头望向院门口，像是在等待熟悉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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