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加速涌入越南，工人工资一年涨超15%，零经验小白都很抢手

记者丨赖镇桃

编辑丨和佳 李艳霞

全球经贸逆风下，资本还在加速涌入越南。

据越南国家统计局4月28日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越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达152亿美元，创下近七年的单季度新高，同比增速42.9%。

近几周来，富士康、比亚迪电子已大手笔在越南增资数亿美元，扩建越南产能。

不过，奔赴越南也是一首“冰与火之歌”。

“现在去越南很多赛道已经饱和了，投资门槛越来越高，手里没个几百上千万人民币，去越南都落不了地。”一位多年在越南从事投资和产业对接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感慨。

周广志是2024年到越南的，工厂主要从事元器件SMT的加工生产，他形容当地劳动力市场已经陷入“用工荒”，“这两年，中资、日资、韩资还有美资，各路资本都在越南建厂，别说熟手工人了，零经验的小白都很抢手，工人工资一年多来大概涨了15%～20%。”

周广志认识的开制鞋厂的朋友，因为受不了成本飞涨的压力，已经“高攀不起”越南，准备到孟加拉建厂了。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越南还是那片每天有无数新机会迸发的新大陆，尤其苏林新政府上任之后。但在内外政策、成本价格的共同作用下，出海越南已慢慢告别弯腰捡钱的粗放时代，只有站对赛道、摸清新规则，才有可能成为被造富神话眷顾的人。

越南胡志明市，资料图

解锁“新蓝海”

周广志的工厂是在2024年初开到越南的，那时候特朗普才刚开始第二任期的竞选，工厂搬到越南无关关税，而是客户开口了，“他们工厂在越南，要求我们也到当地配套，不然他们就把订单给其他工厂了。”

周的厂子接近三成的订单来自这个客户，但是他也算过，响应客户要求，转移三条产线到越南，原有的订单肯定支撑不了整个工厂的运转，有接近两条产线会被闲置。“前期肯定是亏钱的，但我们想万一呢，如果我们不去越南，大客户就没了，去了越南说不定还有新的订单。”

现在看来，周广志还是赌对了。出海越南两年，他的工厂订单一直在增加，对比刚来的时候订单增长了快一倍，既有原来的客户多给了四成的订单，还多了美国的新客户。原本担心闲置的产线很快就不够用了，“我们已经从三条产线扩到五条了，今年年底还打算扩大到八条产线。”

出海越南之后，订单多了、新客户来了、生意做大了，周广志的故事完美契合很多人眼中淘金越南的传奇，但周广志觉得自己更多是站对了赛道——他所从事的电子行业，正是越南这两年大力招商引资的新兴产业，厂子现在还能享受越南“四免九减半”的政策优惠（企业自投产后前四年免征所得税，后九年减半征收）。

越南海防市的电子厂，图源：受访者提供

“在越南， 电子信息业的产值是在迅速上升的，已成为拉动越南出口与经济的第一引擎。”渣打银行（新加坡）中资企业海外事业部执行总监申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常驻新加坡，服务中企出海东盟已经有十几个年头，见证了中企出海越南一波又一波的浪潮。

纺织、制衣厂还有后来的家电企业，算是中企出海的“前浪”。

申畅讲述，越南传统优势产业以纺织业为主。若回溯十多年，中国企业在越南已广泛布局制衣厂、制鞋厂及纺织业相关领域工厂。在越南纺织行业，多家中国头部企业已深度布局十余年，业务体系成熟稳定。当前，这些企业的供应链已向上下游延伸。不少中企在当地形成了从纱线供应到成衣代工，再出口至海外品牌市场的完整链条。部分中企还通过并购韩资等外资纺织厂，实现横向产能扩张。

紧随纺织业的是家电行业。泰国是白色家电出海东南亚的“大本营”，越南则是黑色家电出海的主要目的地，诸多中资品牌都已在当地设立了生产基地。

最新一波风潮则从电子行业刮了起来。申畅谈道，在果链的上游环节，聚集了大量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企业。以智能手机为例，一部手机包含上千个零部件，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中资企业生产。大型组件厂商率先迁入越南，随后为其配套的更小零部件厂商也陆续跟进，呈现出供应链向上游移动、逐级覆盖的特征。“我们看到电子信息行业在越南整体呈现向上发展的趋势，大家都在抢抓布局。越南有着往产业链上游以及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的野心，但核心技术和工艺的本地化还是需要时间和积累。”申畅说。

新淘金时代的机会和“险滩”

今年4月中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访华，有人道“越南半个政治局都来了”。罕见的高规格访华行程中，苏林又对高铁格外钟情。

据新华社报道，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天，苏林就搭乘高铁赴雄安新区参访。两天后从北京前往南宁，2400公里的行程，苏林也没坐飞机，而是坐了10小时的高铁。四天访华行程，两度搭乘中国高铁，总时长达12小时，创外国领导人访华乘坐高铁的纪录。

苏林访华期间签署的《中越联合声明》中，鲜明提出要“积极推进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半导体、高铁等领域合作”。很多人认为，苏林是要下决心让越南补上高铁这块基建“短板”了。

“越南是一个狭长的国家，海岸线纵贯南北，迫切需要迎头赶上的，就是打通南北的交通，包括从南到北的高铁、高速公路，以及南部和北部的中心城市建设双机场分流等等。还有城市内部的地铁建设还在起步阶段，越南的基建有很大空间。”申畅说。

这些年，国内在讨论越南时非常流行“历史时钟”的概念，也即把越南比作改革开放初期或千禧年初的中国。虽然国际环境和产业基础已大不相同，周广志也觉得现在越南的交通状况和2000年前后的东莞有几分相像——高速公路不多，路也比较窄，堵车是常态。这些基建上的落后和空白，对中企来说则意味着可开发的商业机会。

除了交通，越南的电力供应不足、停电频发，也是外界对其营商环境的另一大诟病。周广志倒没怎么遇到停电，唯一一次是去年强台风登陆导致的电力中断，平日都还正常。体感最强烈的反而是美以伊冲突爆发后能源价格飞涨，油价、电费都在变贵。

3月19日，时任越南总理范明政发布鼓励节能、能源转型的指令，越南电力集团还被要求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及发展屋顶太阳能发电。

对中资新能源玩家来说，可能会察觉“风来了”。申畅说，越南风能市场正在经历新一轮由政策改革驱动的热潮，这为中资企业提供了很多市场机遇，但同时也伴随合规、融资和竞争等一系列挑战。

当下的越南，经济改革正在提速。今年3月1日开始，越南《人工智能法》《投资法》《规划法》等六部新法律正式生效。5月，一系列涉及金融、环境、竞争和贸易领域的多项重要法律、议定以及通知生效。

从2024年苏林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大刀阔斧改革政府机构，到今年诸多法律法规更新，似乎都在指向同一个信号：出海越南的游戏规则正在彻底改写。

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卜睿这几年服务了很多中企出海，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这一轮立法是越南近五年最密集的一次，对外资影响最大的是新《投资法》、新《人工智能法》和新《企业复苏与破产法》，加上此前已通过的《数字技术产业法》《个人数据保护法》和《规划法》修订，合起来构成了越南数字经济和投资治理的新地基。

新法中，卜睿认为与中企直接相关的主要有这几项，一是新《投资法》从“前置审批”转向“后端监管”，虽然取消了前置许可，但企业还须自行保存合规证明以应对事后检查，敏感行业（如国防、机场、港口、电信、出版、边境地区项目）的投资门槛不降反升。二是越南的《人工智能法》为东南亚首部AI专门立法，安全标准高于韩国，但比欧盟更松，这部法律对高风险AI系统要求本地实体、生成内容强制标识。三是《个人数据保护法》（PDPL，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Law）与《网络安全法》，构成数字经济合规新地基，核心数据出境须审批，收集用户数据必须遵守PDPL，对跨境电商、金融科技等中企影响显著。

周广志的感觉是，“越南的营商环境一年比一年规范。”

重估越南的“枢纽价值”

自特朗普1.0以来，越南常被视为承接产业链重构的潜在赢家。但这两年开始，很多中企发现，去越南已经不符合成本最优解了，一来当地政府开始变挑剔，对投资项目挑挑拣拣，二是去越南越来越不便宜，三是原本想在越南进行属地化加工，再出口美国市场的企业，在美国收紧原产地证明后，已发现这条路越来越难走。

一些企业正把目光看向别处。申畅告诉记者，越南的成本明显上涨，因此有些企业会重新评估更适合其发展阶段的落点选择。周广志说，自己有开制鞋厂的朋友，因为越南招工难、人工贵，已经考虑搬到孟加拉去。

那些还打算去越南、留在越南的企业，则要重新评估越南的价值。

几年前，不少企业是因为想避开关税迁入越南的，但周广志觉得关税因素还是次要的，很多中资、韩资还有日资企业热衷在越南设厂，最大的考量是安全。

之前很多企业来越南是看中这里的“跳板”价值——越南加工，出口欧美，但这条路也慢慢开始变成一道窄门。申洲国际在越南已成为最大的服装代工厂之一，为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等巨头提供代工，但其在上个月发布的2025年年报中直言，“当前，全球纺织服装行业面临多重压力与挑战，主要表现为终端需求增长乏力、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生产成本持续攀升、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及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等。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对转口贸易的溯源核查力度加大，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形成持续压力。”

第一轮贸易战形成的“三角贸易”模式恐将难以为继。卜睿认为，传统意义上那种“中国完成90%、越南组装贴标10%”的三角贸易，空间已经基本关闭。但“中国+越南+欧美”的产业链分工仍有空间，只是门槛被大幅抬高。越南对“Made in Vietnam”的认定有两条标准：一是增值标准，也就是越南本地原材料价值一般要占出厂价值30%；二是“商品代码转换”标准，在越南发生了实质性改变。过去海关对这两个标准的执行比较松，现在美国海关和越南工贸部都在紧盯，做深加工、做实质性转换，是唯一可行的路。

不同类型的企业要利用好越南的枢纽价值，都要找到新的“活法”。卜睿建议，第一类是真加工型制造业，比如电子组装、纺织成衣、家具、自行车、光伏组件等。这类企业本就在越南有产能，只是原材料、组件从中国来，核心方向是提高越南本地增值率。

第二类是平台型与轻资产中企，如跨境电商、贸易商、SKA品牌商。这一类受冲击最大，过去主要靠“转口贸易”或“最小组装”，未来建议两条腿走路：一是不要再赌转运空间，在越南建立真实的生产或深加工能力，哪怕规模不大；二是重构市场结构，把欧盟、东盟内部、中东、拉美作为新的重点出口市场。

第三类是半导体、新能源、精密机械、医药为代表的战略性行业和高端制造，这类企业反而迎来真正的窗口期。中企如果愿意在越南做投资或研发，包括上封装测试线、建研发中心、搞本地化团队，不仅能享受越南的税收优惠和AI沙盒政策，还可以通过引入越南本地股东、上市、发行可转债等方式重塑资本结构。

申畅提及，很多大型中企已经在全球多点布局，在越南、泰国、印尼、墨西哥等不同地区设立制造中心、调度产能，也为风险来临时留下腾挪空间。此外，越南和东南亚本地市场的潜力也值得被看见。这个新兴经济体，拥有上亿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年轻，消费力不断增强，所以近年来不少中资消费品牌都在进军越南，东盟内部也有关税优惠，只要能满足原产地资质和其他条件，大多数越南的产品可以免税进入其他东盟国家，可将越南作为开发东盟市场的跳板。

对于如何从“走出去”到“融进去”，不同人有不同答案。卜睿认为，首先思维上不能把越南当成“第二个中国”，不少企业家看到越南满街的中文招牌、熟悉的商业氛围，就会下意识地套用国内的打法，口头约定先上、合同细节后补、“先干起来再说”，但越南的法律体系对形式合规要求非常严。

申畅觉得在当地生态“有人才”很重要，她认识的一家中企本来还没有团队驻点越南，但今年这家企业派了总经理过来，开始注重打通渠道、结交同行，还准备加入越南塑料协会。这不仅是越南的经验，去任何东南亚新市场，都必须逐步打入本地生态圈。

周广志的答案是要学会“管理的艺术”。出海越南两年，他觉得最大的困难不在找客户，反而是文化隔阂，“越南人还是很聪明的，教两下就会了，但主要有观念的差异，他们觉得下班了就是自己生活、陪伴家人的时间，周日即使有加班费也不愿意加班。刚来的时候，越南工厂的效率确实会比国内要低，但后面慢慢找到沟通、管理的方法，现在已经和国内差异不大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广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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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丨21财经客户端 21世纪经济报道

微信统筹丨曾静娇 编辑丨刘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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