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一九五一年深秋，北京西城的一条胡同里，郑耀先搬进了新分配的房子。
房子是组织上安排的，两间正房带个小院。院里有棵老槐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搬来的那天，街道办事处的王主任亲自过来，帮着收拾了半晌。王主任是个五十来岁的女同志，说话时总带着笑，但郑耀先能看出来，那笑容里有种小心翼翼的客气。
“郑同志，您以后就在这儿安心住着。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尽管找街道。”王主任说。
郑耀先点点头，说了声谢谢。他话不多，搬来的行李也简单：一个藤条箱，一个铺盖卷，再就是那个紫檀木的梳妆匣。梳妆匣是林桃留下的，他一直带在身边。
王主任又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这才离开。郑耀先站在院子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口，这才缓缓关上了院门。
门闩插上的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清晰。郑耀先在门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从门口走到院墙根，走了十一步。他又从院墙走到屋门口，走了八步。这个院子不大，东西宽十一步，南北长八步。他记下了这个数字。
屋里还没收拾利索。郑耀先把藤条箱打开，里面是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两本毛选，还有一个铁皮盒子。他打开铁皮盒，里面是些零碎东西：一枚褪色的八一帽徽，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的人脸已经看不清了，还有几张泛黄的纸片。
他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摆在那张旧书桌上。摆到一半，手停住了。窗外有脚步声。
脚步声很轻，从胡同东头过来，走到院子附近时慢了些，但没停，继续往西去了。郑耀先没动，听着那脚步声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风声里。
这只是个开始。往后几天，这样的脚步声又出现了几次。有时是上午，有时是傍晚。脚步声的主人似乎并不着急，每次都是匀速走过，从不停留。但郑耀先能听出来，那脚步的节奏是训练过的——步幅均匀，落脚轻重一致，是长期队列训练养成的习惯。
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些。每天早晨，他按时起床，扫院子，生炉子，煮一锅粥。上午去菜市场买菜，下午在家看书。街坊邻居慢慢熟络了，见面会打个招呼。胡同口修鞋的老张头爱找他下棋，郑耀先偶尔会去，但下得不多。
“老郑，你这棋下得稳啊。”有一回老张头说，手里捏着个“炮”举棋不定。
郑耀先看着棋盘，没接话。他的棋风确实稳，每走一步都要想很久，看似保守，但往往在二十步之后才能看出布局的意图。老张头和他下了三盘，输了三盘，而且都是在中盘之后突然崩盘。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老张头随口问道。
郑耀先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又垂下眼去看棋盘：“在机关里做文书工作，退休了。”
“文书？”老张头笑了，“不像，不像。文书哪有你这股子劲头。”
郑耀先也笑了笑，没再解释。那天下完棋回家的路上，他又听到了那个脚步声。这次脚步声在他身后，隔着二十来米，跟着他走完了半条胡同，然后在拐弯处消失了。
夜里，郑耀先躺在床上，睁着眼看屋顶的房梁。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在墙上投出一小片光斑。他听着夜里的动静：远处有火车的汽笛声，近处有野猫打架的嘶叫，再就是风穿过胡同的呜咽声。
他想起韩冰。
韩冰最后的样子他记得很清楚。那天他去见她，她坐在椅子上，背挺得笔直，像棵白杨树。她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她说她累了，说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信仰。郑耀先当时没完全听懂，直到她倒下去，嘴角渗出黑血，他才明白那“累”是什么意思。
组织上后来给了结论：韩冰，代号“影子”，国民党军统高级特工，长期潜伏在我党内部，罪行严重，鉴于其已自尽，不再追究。结论只有三行字，写在一张公文纸上，盖着红章。郑耀先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最后折起来，放进铁皮盒子里。
他想，韩冰这辈子，到底在为什么活着？又为什么选择那样死去？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就像他自己，这辈子卧底在军统，手上沾过同志的血，也沾过敌人的血。现在终于能站在阳光下，可那些血洗不掉，那些夜晚也忘不了。有时半夜惊醒，他会下意识去摸枕头底下——那里曾经常年放着一把枪，现在空了。
翻身下床，郑耀先走到窗边，轻轻掀开窗帘一角。胡同里空荡荡的，只有月光照着青石板路。远处有盏路灯，灯光昏黄，几只飞蛾绕着灯罩打转。
他看了一会儿，正要放下窗帘，突然看见对面屋脊上有道影子闪了一下。
那影子很快，像只猫，但比猫大。郑耀先屏住呼吸，眼睛盯着那个位置。影子没有再出现。他等了约莫一支烟的工夫，才轻轻放下窗帘。
回到床上，他闭上眼睛，但没睡。脑子里开始过这些年认识的人，一张张脸，一个个名字。谁还活着，谁已经死了，谁下落不明。过到宫庶时，他停了一下。
宫庶是他当年在军统时拜的把兄弟。那个人重义气，但也死心眼。四九年之后，听说他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具体下落不明。郑耀先想过，如果宫庶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会是什么反应？可能会觉得被背叛了吧。但也可能，宫庶早就有所察觉，只是没说破。
这些念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直到天快亮时才模糊睡去。睡着前最后一个念头是：那个屋脊上的影子，会不会是宫庶？
随即他又觉得这想法可笑。台湾海峡不是条小河，不是说过来就能过来的。就算过来，宫庶找他做什么？报仇？还是叙旧？
都不像。
第二章
台北的秋天比大陆热。
草山深处，一栋不起眼的日式建筑里，电台的指示灯在昏暗中明明灭灭。值班的是个年轻人，戴着耳机，手指在电键上快速敲击。他发完一段电文，摘下耳机，揉了揉发红的耳朵。
门开了，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走进来，手里拿着文件夹。
“有异常吗？”中年人问。
“报告长官，一切正常。”值班员站起身。
中年人点点头，走到窗边点了支烟。他叫周志坤，保密局电讯处副处长，负责监听大陆方向的电波。这个工作枯燥，但重要。上个月他们刚破获了一个中共在台的潜伏小组，抓了七个人，缴获了三部电台。那之后，电波静默了一段时间，这几天又开始活跃起来。
“继续监听，有异常立即报告。”周志坤说完，转身要走。
就在这时，另一部电台的指示灯突然急促闪烁起来。负责那部电台的操作员猛地坐直身体，快速调整旋钮，然后在记录本上写下一串数字。
“长官，”操作员转头，“收到一段加密信号，从大陆方向来的，频率很陌生。”
周志坤快步走过去，俯身看记录本上的数字。那是四码一组的数字组，排列方式和他熟悉的几种密码都对不上。
“能破译吗？”
“需要时间。这种加密方式没见过。”
“继续收，全部记下来。”周志坤说。他走到电话旁，摇动手柄，“接技术科，叫老陈马上过来。”
半小时后，技术科的老陈来了。这是个秃顶的老头，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他看了那串数字，眉头皱起来。
“这不是我们已知的任何一种密码。”老陈说，“但结构很规整，应该是专业加密。”
“能破吗？”
“我试试。”老陈坐下来，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和符号。他开始埋头计算，嘴里念念有词。
周志坤在旁边等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窗外天色渐亮，鸟开始叫了。电台又收到了两段同样的信号，间隔大约十分钟，每次持续时间都不长。
凌晨五点，老陈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
“破出来了。”他说，声音沙哑。
“内容是什么？”
老陈把译好的电文递过来。周志坤接过那张纸，只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
电文不长，只有三行：
“风筝身份确认，郑耀先，原军统六哥，实为中共潜伏人员。现居北京西城棉花胡同十七号。韩冰绝笔。”
周志坤的手有些抖。他认识郑耀先，当然认识。当年在重庆，他还只是个小文书，郑耀先已经是军统的红人，人称“鬼子六”。那个人狡猾得像狐狸，狠起来又像狼，戴笠器重他，毛人凤忌惮他。四六年戴笠飞机失事后，郑耀先就渐渐淡出了核心，再后来听说他留在了大陆，有人说是被共产党抓了，有人说是投共了，众说纷纭。
现在这份电文明明白白地说：他是共产党的人，一直是。
“韩冰……”周志坤喃喃道。他知道这个名字，军统资深特工，潜伏在延安多年，据说位置很高。这份电文是她发出的，而且注明是“绝笔”，那意味着她很可能已经暴露或者死亡。
“这电文可信吗？”周志坤问。
老陈推了推眼镜：“加密方式很特殊，但专业程度极高。而且能知道这个频率和呼号的，不会是一般人。”
周志坤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折起来，放进内衣口袋。
“今天的事，不许对任何人说。”他对屋里的人命令道，“所有记录销毁，电台日志上不要留痕迹。”
“是，长官。”
周志坤走出电讯室，天已经大亮了。草山的晨雾还没散，远处的山峦隐在雾里，像淡墨画。他沿着石阶往下走，脚步很快。
这份情报太重要，也太危险。郑耀先如果是共产党，那这些年军统的很多失败就都有了解释。但问题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大陆已经丢了，国民党退守台湾，自身难保，谁还有精力去追究一个十年前的卧底？
可如果不去追究，这份情报就浪费了。而且，万一郑耀先还在活动呢？万一他还在为共产党工作，甚至在策划针对台湾的行动呢？
周志坤走到停车场，上了吉普车，没有马上发动。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又看了一遍。地址写得很详细：北京西城棉花胡同十七号。这个韩冰，连门牌号都提供了。
他想起毛人凤局长前几天在会上说的话：“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反攻大陆，是活下去。但活下去不等于认输，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该做的事。什么是该做的事？
周志坤发动车子，开出草山基地。他要向毛人凤当面汇报，但汇报之前，他得想清楚该怎么建议。是派人去大陆锄奸，还是利用这个情报做点别的文章？
车子在颠簸的山路上行驶，周志坤的思绪也在颠簸。他想到了一个人：宫庶。
宫庶是郑耀先的把兄弟，当年在军统是人尽皆知的事。四九年宫庶跟着来了台湾，现在在保密局下属的一个闲职上混日子。这个人有能力，但不受重用，因为他是郑耀先的人——虽然郑耀先可能是共产党，但这层关系在很多人看来依然是个污点。
如果让宫庶去处理这件事呢？周志坤眯起眼睛。宫庶熟悉郑耀先，了解他的行事风格，而且有足够的动机——如果他知道自己大哥其实是共产党，还被瞒了这么多年，会不会觉得被背叛？会不会想亲手讨个说法？
但风险也大。宫庶万一念旧情，或者干脆也通共呢？
吉普车开进了市区。街道两旁是低矮的楼房，墙上刷着反共标语，墨迹在潮湿的空气里洇开。行人不多，个个步履匆匆，脸上没什么表情。周志坤看着这一切，突然觉得疲惫。
他想起重庆，想起那些年在军统的日子。那时候虽然也危险，但总觉得有希望，觉得这场仗能打赢。现在呢？现在困在这个岛上，天天听着海峡对岸的消息，今天说哪里被轰炸了，明天说哪里起义了，人心惶惶。
车子在保密局大楼前停下。周志坤深吸一口气，把电文又塞回口袋，然后推门下车。
大楼里阴凉，大理石地面反射着惨白的光。他沿着楼梯上到三楼，在局长办公室外停下，整理了一下衣领，然后敲门。
“进来。”里面传来毛人凤的声音。
周志坤推门进去。毛人凤坐在办公桌后，正在看文件。他比几年前老了不少，头发白了大半，但眼睛还是锐利。
“局长，有重要情报。”周志坤说。
毛人凤抬起头，示意他坐下。周志坤在对面椅子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双手递过去。
毛人凤接过，看了，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看得很慢，看完后又从头看了一遍，然后才放下。
“哪来的？”他问。
“凌晨收到的，从大陆方向，加密方式很特殊。破译后就是这个内容。”周志坤顿了顿，“落款是韩冰，注明是绝笔。”
“韩冰……”毛人凤念着这个名字，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打，“她果然还活着，或者说，活到不久前。”
“局长的意思是？”
“这份电文应该是她暴露前发出的，可能是最后的报告。”毛人凤说，“内容如果属实，那郑耀先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些年来最大的耻辱。”
周志坤等着下文。毛人凤站起来，走到窗边，背着手看外面。
“但我们现在在台湾，他在大陆，我们动不了他。”毛人凤说，“派人过去？风险太大，得不偿失。不处理？心里这口气咽不下去。”
“属下有个想法。”周志坤说。
“说。”
“我们可以不派人过去，但可以让这份情报‘自然’地传到该知道的人耳朵里。”周志坤斟酌着用词，“比如，传到郑耀先的同志那里，或者传到那些曾经因为他而受害的人的家属那里。风筝如果断了线，就飞不高了。”
毛人凤转过身，看着他：“具体怎么做？”
“电文里提到了地址。我们可以通过还留在大陆的潜伏人员，或者某些特殊渠道，把这个地址，连同郑耀先的身份，泄露出去。”周志坤说，“不一定非要我们的人去动手，大陆那边，恨他的人不会少。”
毛人凤沉默了一会儿，走回办公桌后坐下。
“这个想法不错，但不够狠。”他说，“郑耀先能在军统潜伏那么多年，不是简单角色。一点流言蜚语，动不了他。”
“那局长的意思是？”
“要诛心。”毛人凤缓缓说，“不仅要让他的身份暴露，还要让他最信任的人知道，让他众叛亲离。要让他活着比死了难受。”
周志坤心里一凛。他明白毛人凤的意思了。
“宫庶。”毛人凤说出这个名字，“让他知道。他跟着郑耀先那么多年，把他当大哥，当偶像。如果他知道这个大哥其实是共产党，会是什么感觉？”
“可宫庶在台湾，怎么让他……”
“让他回大陆。”毛人凤打断他，“给他任务，让他去确认郑耀先的身份，如果有必要，可以清理门户。告诉他，这是戴老板的遗愿，是党国的期望。”
周志坤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他看着毛人凤，突然明白了这个计划的全部含义：让宫庶去，无论结果如何，对保密局都没有损失。成功了，除去一个心腹大患；失败了，损失一个不太重要的前军统特工。而在这个过程中，郑耀先要面对的是曾经兄弟的刀枪，是信仰和情义的双重崩塌。
“诛心。”毛人凤重复了一遍，声音很轻，但字字清晰，“我要让他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
第三章
宫庶接到通知时，正在家里修收音机。
那是一台老式的美国货，电子管坏了，他托人从香港带了配件，折腾了半个月还没修好。通知是保密局的人送来的，让他立即去局里报到，有重要任务。
宫庶放下螺丝刀，洗了手，换了身干净的中山装。出门前，他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的男人四十出头，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眼角皱纹很深，是那种长期失眠的人才有的憔悴。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突然召见。来台湾这两三年，他一直坐冷板凳，名义上是保密局的“专员”，实际上就是个闲职，每月领一份薪水，偶尔开个会，大部分时间无事可做。他知道原因——因为他是郑耀先的人。
郑耀先。想到这个名字，宫庶心里就一阵刺痛。那是他大哥，当年在军统，是郑耀先一手带他出来的。教他开枪，教他跟踪，教他审讯，也教他做人。郑耀先说，干这行，手上可以沾血，但心里得干净。宫庶一直记着这句话。
四九年离开大陆时，他最后见到郑耀先是在上海。那天码头很乱，到处是逃难的人，哭声骂声混成一片。郑耀先来送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转身走了。宫庶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突然有种预感：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后来听说郑耀先没走，留在了大陆。有人说他被共产党抓了，枪毙了；也有人说他投共了，当了共产党的官。宫庶不信，他大哥那样的人，怎么可能投共？但传言越来越多，有鼻子有眼，慢慢地，他自己也动摇了。
保密局大楼还是老样子，阴森森的。宫庶在三楼走廊里等了一会儿，才被叫进办公室。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毛人凤，另一个他不认识，戴眼镜，文质彬彬的。
“宫庶，坐。”毛人凤指了指椅子。
宫庶坐下，腰杆挺得笔直。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在长官面前不能松懈。
“这位是电讯处的周副处长。”毛人凤介绍道。
周志坤对宫庶点点头，没说话。宫庶也点点头，心里猜测着这次召见的目的。
“有个任务要交给你。”毛人凤开门见山，“需要你回大陆一趟。”
宫庶心里一震，但脸上没表现出来。他等毛人凤继续说下去。
“我们收到一份情报，关于郑耀先的。”毛人凤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推到宫庶面前。
宫庶拿起那张纸。纸上是打印的字，不长，但他看了很久。每一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他不太懂。
风筝？郑耀先？中共潜伏人员？
“这不可能。”宫庶抬起头，声音有些干涩。
“电文是从大陆发来的，加密等级很高，落款是韩冰。”周志坤开口了，“韩冰你该知道，我们的人，在延安潜伏了很多年。这是她最后的报告。”
“韩冰……”宫庶记得这个人，军统的王牌特工之一，据说在延安混到了很高的位置。如果是她的报告，那可信度……
不，还是不可能。宫庶在心里摇头。他跟了郑耀先那么多年，一起出过任务，一起喝过酒，一起经历过生死。如果郑耀先是共产党，他怎么可能一点都没察觉？那些年军统抓了那么多共产党，杀了那么多人，郑耀先如果是共产党，怎么下得去手？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毛人凤的声音缓和了些，“但事实就是事实。郑耀先骗了我们所有人，骗了戴老板，骗了党国，也骗了你。”
宫庶不说话。他的手在桌子下面握成了拳，指甲掐进掌心。
“这次让你去，不是要你马上动手。”毛人凤继续说，“你先去北京，找到郑耀先，确认他的情况。如果这份情报属实，如果郑耀先真的投共了，那你知道该怎么做。”
宫庶抬起头：“局长的意思是……”
“清理门户。”毛人凤一字一句地说。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宫庶看着毛人凤，又看看周志坤，最后目光落回那张纸上。纸上的字好像在跳动，跳得他眼睛疼。
“我需要考虑。”宫庶说。
“可以。”毛人凤点头，“给你一天时间。但宫庶，你要明白，这是戴老板的遗愿，是党国的期望。郑耀先如果真是共产党，那他这些年对党国造成的损害，不可估量。于公于私，你都有责任处理这件事。”
宫庶站起来，敬了个礼，转身走出办公室。走廊很长，他的脚步有些虚浮。下楼梯时，差点踩空。
走出大楼，阳光刺眼。宫庶眯起眼睛，站在台阶上，一时不知该往哪去。街上人来人往，有黄包车夫在吆喝，有小贩在叫卖，一切都那么平常，平常得让他觉得刚才办公室里的一切像场梦。
他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脑子里乱糟糟的。郑耀先的脸不断浮现，有时是笑着的，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子有出息”；有时是冷着的，在审讯室里看着犯人受刑；有时是疲惫的，深夜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对着台灯发呆。
如果郑耀先是共产党，那这些画面又算什么？都是演戏吗？那些生死与共的时刻，那些推心置腹的谈话，都是假的？
宫庶走到一个茶摊前，坐下，要了杯茶。茶是劣质的茉莉花茶，又苦又涩，但他一口喝干了，又要了一杯。
旁边桌有两个老头在下棋，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宫庶看着他们，突然想起以前在重庆，郑耀先也爱下棋，但从不跟外人下，只偶尔跟他下两盘。郑耀先的棋风很稳，每一步都想很久，但一旦落子，就绝不后悔。
“下棋如做人。”郑耀先说过，“走一步要看三步，但也不能想太多，想多了，反而束手束脚。”
当时宫庶不懂，现在好像有点懂了。如果郑耀先真是共产党，那他这些年走的每一步，看的又何止三步？那得是十步，二十步，看到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
可怕。宫庶心里冒出这个词。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郑耀先这个人就太可怕了。他的忍耐，他的伪装，他的冷酷，都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但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比如这份情报是假的，是共产党的反间计？或者韩冰叛变了，故意发假情报？
宫庶付了茶钱，起身继续走。他需要更多信息，需要见到郑耀先本人。只有亲眼看到，亲口问，才能知道真相。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宫庶没开灯，在黑暗中坐下，点了支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他此刻的思绪。
去，还是不去？
如果去，就要回大陆。这两年虽然两岸对峙，但还是有人偷偷往来，有渔船，有走私船，只要肯花钱，总能找到路子。但风险很大，一旦被抓，就是死路一条。
如果不去，那他就得在台湾继续这么混下去，每月领点薪水，混吃等死。而且毛人凤不会放过他，给了他任务他拒绝，以后在保密局就更没法待了。
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个答案。他需要知道，自己这些年崇拜、追随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他需要知道，那些曾经坚信的东西，是不是一场笑话。
烟烧到手指，宫庶才惊醒，把烟头摁灭。他站起来，打开灯，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箱子里是他从大陆带来的东西：几件旧衣服，几本书，还有一把手枪。
手枪是勃朗宁M1911，美国货，郑耀先送的。那年他第一次独立完成任务，郑耀先把这把枪拍在他手里，说：“好好用，枪是第二生命。”
宫庶拿起枪，沉甸甸的。他退出弹匣，里面是满的，七发子弹，黄澄澄的。他把弹匣推回去，上膛，然后又退出子弹，把枪拆开，仔细擦拭。
每一个零件都擦得很亮，枪管泛着蓝光。宫庶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擦完枪，他重新组装好，拉动套筒，枪机发出清脆的咔嚓声。
他决定了，去。
无论如何，他要去见郑耀先一面。如果情报是假的，他就回来，继续在台湾过日子。如果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他就用这把枪，为这些年的欺骗做个了断。
但宫庶不知道的是，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毛人凤的办公室里，另一场谈话正在进行。
“他答应了？”周志坤问。
“会答应的。”毛人凤站在窗前，背对着他，“宫庶这种人，重情义，但也死心眼。他需要一个答案，我们就给他一个答案。”
“可如果他见到郑耀先，下不去手呢？”
“下不去手也无所谓。”毛人凤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只要他去了，只要他和郑耀先见面了，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一半。”
“另一半是？”
“无论结果如何，郑耀先都会知道，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会知道，是台湾方面泄露的，是韩冰临死前摆了他一道。他会猜，会疑，会坐立不安。”毛人凤走到办公桌后坐下，“有时候，让人活在猜疑和恐惧里，比直接杀了他更难受。”
周志坤明白了。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刺杀，至少不全是。它是为了诛心，为了让郑耀先生不如死。
“那宫庶回来之后呢？”他问。
毛人凤笑了笑，那笑容很冷：“如果他还能回来的话。”
周志坤不说话了。他看着毛人凤，突然觉得后背发凉。这个计划里，宫庶也是一枚棋子，一枚用过就可以丢弃的棋子。
“你去安排船，找可靠的人。”毛人凤说，“给他准备一套合理的身份，再准备些钱。记住，不要用我们的人，找外面的，最好是香港那边的蛇头。”
“是。”周志坤点头。
“还有，给大陆那边发个消息，用韩冰那条线的备用频率。”毛人凤又说，“内容简单点，就说‘风筝已断线，注意接收’。发一次就行，不用多。”
“这是为了……”
“给郑耀先提个醒。”毛人凤说，“游戏要慢慢玩，才有意思。”
周志坤离开办公室时，夜已经深了。走廊里的灯很暗，他的影子拖在地上，又长又扭曲。走到楼梯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毛人凤办公室的门。门关着，里面亮着灯，毛人凤的影子映在毛玻璃上，一动不动。
周志坤突然想起一件事：当年在重庆，毛人凤和郑耀先就不和。那时候戴笠还在，郑耀先如日中天，毛人凤处处被压一头。后来戴笠死了，郑耀先失势，毛人凤才慢慢起来。
所以这次，除了公心，有没有私怨？
周志坤摇摇头，不再想。这行干久了，他明白一个道理：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好。
他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响。外面起风了，吹得窗户哐哐作响，像是有人在敲门。
第四章
北京的秋天来得快，几场雨一下，天就凉了。
郑耀先的生活按部就班。早晨六点起床，扫院子，生炉子，煮粥。七点半吃早饭，然后去菜市场。他常去的是西单菜市场，离棉花胡同不远，走路二十分钟。
菜市场人很多，挤挤挨挨的。郑耀先拎着个布袋子，慢慢地走，慢慢地看。买菜的大多是妇女，拎着篮子，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他很少还价，看中了就称，称好了给钱。卖菜的都认识他了，知道这个老头话不多，但实在，不挑不拣。
今天买的是白菜、土豆，还有半斤猪肉。肉是凭票买的，一个月就那么点定量。郑耀先拎着肉，想起以前在重庆，想吃什么吃什么，戴笠请客，桌上摆的都是山珍海味。那时候觉得理所当然，现在想来，竟像是上辈子的事。
从菜市场出来，他没直接回家，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小胡同。胡同很窄，两边是灰墙，墙上刷着标语，墨色已经淡了。他走得很慢，像是散步，但眼睛的余光一直在观察。
身后有人。
不是同一个人，是两个人，交替着跟。一个穿蓝布褂，一个穿灰制服。蓝布褂的跟一段，拐进岔路，灰制服的接上。手法很老练，是行家。
郑耀先心里有了数，但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继续往前走，在一个杂货铺前停下，买了包烟。付钱的时候，他从柜台上的镜子里瞥了一眼，灰制服在巷口，假装看墙上的布告。
是冲他来的。郑耀先点上烟，深吸一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一周前。先是夜里的脚步声，然后是白天若有若无的视线。他没跟组织汇报，因为不知道该汇报什么。说有人跟踪？证据呢？就凭感觉？
特工的感觉往往比证据更准，但这个道理，不是每个人都懂。尤其是现在，和平了，很多人觉得天下太平了，那些暗地里的东西，该收起来了。
郑耀先拎着菜继续走。到家门口时，他故意在门前多站了一会儿，掏钥匙，开门，动作很慢。开门的瞬间，他侧了侧身，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胡同口。灰制服已经不在了，但对面屋顶上有只猫，黑猫，蹲在屋脊上，眼睛盯着他这边。
猫是常见的，但那只猫的姿势不太对。家猫蹲着时是放松的，那只猫的肌肉绷着，像是在戒备什么。
郑耀先进了门，关上门，插上门闩。他把菜放到厨房，洗了手，然后走进里屋，在书桌前坐下。
书桌上摆着那面梳妆匣。紫檀木的，做工精细，是当年林桃的心爱之物。他打开匣子，里面是些女人用的东西：一把木梳，一面小镜子，还有一封信。
信是林桃留下的，写在一种很薄的纸上，字很小，很密。郑耀先看过很多遍，几乎能背下来。信里没说什么重要的事，就是些家常话，嘱咐他天冷加衣，按时吃饭。但最后一句，林桃写：“六哥，这辈子我只对不起过你一次，但我不后悔。”
对不起他什么？郑耀先想过很多次，没有答案。林桃是中统特工，他是军统的王牌，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但后来，林桃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选择了毁容自杀。那之前，她对他有没有动过真情？那些温存的时刻，那些关怀的话语，有多少是演戏，有多少是真的？
不知道，也不会知道了。
郑耀先把信折好，放回匣子里。他拿起那把木梳，梳齿已经掉了好几根。他记得林桃梳头的样子，长长的头发，一下一下地梳，梳得很慢，很仔细。
外面传来敲门声。
郑耀先放下梳子，起身去开门。门外是街道办事处的王主任，手里拿着个笔记本。
“郑同志，没打扰您吧？”王主任笑着说。
“没有，请进。”郑耀先侧身让她进来。
王主任进了屋，在椅子上坐下。郑耀先给她倒了杯水，她在手里捧着，没喝。
“今天来，是有点事。”王主任说，“区里要统计人口，每家每户都要登记。您来的时候登记过一次，但有些信息不全，得补一下。”
“好，您问。”郑耀先在她对面坐下。
王主任翻开笔记本，开始问。家里几口人，籍贯哪里，以前做什么工作，有没有亲属在台湾或国外。问题很常规，郑耀先一一回答，回答得很简略。
问到以前的工作时，郑耀先说：“在政府部门做文书。”
“具体哪个部门呢？”
“就是一般的行政单位，后来解散了。”郑耀先说得很模糊。
王主任看了他一眼，没追问，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又问了一些生活上的事，有没有困难，需不需要帮助。郑耀先都说没有。
“那就好。”王主任合上笔记本，站起来，“郑同志，您一个人住，要是有事，随时找街道。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别客气。”
“谢谢王主任。”
送走王主任，郑耀先关上门，脸上的笑容慢慢褪去。他走回书桌前，坐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打。
王主任今天的问题，有些不太寻常。尤其是问亲属在台湾那段，语气虽然自然，但问得太细。什么时候去的，做什么工作，还有没有联系。这些，上次登记时都没问。
是例行公事，还是另有所指？
郑耀先点了一支烟。烟雾在眼前升腾，模糊了视线。他想起了在军统的时候，那些审讯技巧。问话的艺术不在于问什么，而在于怎么问，什么时候问。看似随意的闲聊，可能藏着最关键的试探。
他不确定王主任是不是在试探。也许是他多心了，也许不是。
下午，郑耀先出门，去了趟邮局。他说要寄信，其实没信可寄，就是想看看还有没有人跟。果然，从家到邮局，一路上换了三个人。一个骑自行车的，一个走路的妇女，还有一个蹲在路边修鞋的。
修鞋的那个手法最差，明明鞋没坏，却拿着锤子敲个不停，眼睛还老往这边瞟。
郑耀先在邮局里待了十分钟，买了张邮票，又出来了。回家的路上，他在一个报摊前买了份《人民日报》，站在那儿看了会儿。头条是关于抗美援朝的，说志愿军又打了胜仗。他看得很认真，但其实一个字都没看进去，全部的注意力都在周围的环境上。
报摊对面是个茶馆，门口坐着几个老头在下棋。其中一个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很快又低下头去。但那一眼，郑耀先看得很清楚，那不是普通老头该有的眼神。
回到家里，天已经擦黑。郑耀先生了炉子，把白菜土豆切了，和肉一起炖。炖菜的时候，他坐在炉子边，看着火苗跳动。
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快一年。从刚搬来的不适应，到渐渐习惯，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岁月，终于过去了。他可以像个普通人一样，买菜做饭，下棋看报，安度晚年。
但现在看来，还是太天真了。
菜炖好了，郑耀先盛了一碗，坐在桌边吃。白菜炖得烂，土豆很面，肉很少，但有点肉味。他吃得很慢，一口菜，一口饭，脑子里还在想着白天的事。
跟踪他的人，是什么来路？是台湾那边派来的，还是大陆这边对他不放心，派人监视？如果是台湾的，目的何在？杀他？还是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如果是大陆的，那又是为什么？他的身份不是已经确认了吗？不是已经恢复名誉了吗？
问题很多，答案很少。
吃完饭，郑耀先洗了碗，在院子里走了走。夜很静，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火车汽笛声。他在槐树下站住，抬头看天。天上没有星星，云很厚，可能要下雨。
身后传来极轻的脚步声。
郑耀先没回头，继续站着。脚步声在墙外停住，然后是一片寂静。他知道那人就贴在墙外，在听院子里的动静。
他没有动，就那样站着，站了很久。墙外的人也没有动，像是在比耐心。最后，远处传来狗叫声，脚步声才轻轻离去，消失在夜色里。
郑耀先这才转身，回到屋里。他关上门，没开灯，在黑暗中坐下。
不能再这样被动下去了。他想。得做点什么，至少要弄清楚，这些人到底是谁，想干什么。
但怎么弄清楚？直接去问组织？组织会相信他吗？还是会觉得他疑神疑鬼，草木皆兵？
郑耀先想起一个人，老陈。老陈是他在隐蔽战线的老战友，现在在公安部工作，职位不低。他们不常见面，但彼此信任。也许可以找老陈聊聊，探探口风。
但老陈会见他吗？现在这个敏感时期，一个前特工去见公安部的领导，会不会给老陈带来麻烦？
郑耀先点了一支烟，在黑暗里抽。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映着他满是皱纹的脸。他想起很多年前，在上海，也是这样一个夜晚，他坐在黑暗里，等着和上线接头。那时候年轻，虽然紧张，但心里有信念，觉得一切牺牲都值得。
现在呢？现在他老了，累了，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可树欲静而风不止。
烟抽完了，郑耀先把烟头摁灭。他决定明天去趟公安部，不找老陈，就在门口转转，看看情况。如果老陈愿意见他，自然会见他。如果不见，那也说明一些问题。
这个决定做下，心里反而踏实了些。郑耀先躺到床上，闭上眼睛。窗外的风声大了，吹得窗户纸哗哗响。他听着风声，渐渐睡去。
梦里，他又回到了重庆。雾很大，他在雾里走，前面有个人影，像是韩冰，又像是林桃。他追上去，那人转过身，脸上没有五官，只有一片空白。
然后他醒了，天还没亮。
第五章
台湾，高雄港。
夜色中的码头很安静，只有海浪拍打堤岸的声音。远处有几点渔火，在黑暗的海面上漂着，像鬼火。
宫庶蹲在货堆后面，看着那艘渔船慢慢靠岸。船不大，破旧，船身上满是斑驳的油漆。船靠岸后，有人从船上跳下来，系好缆绳，然后朝这边打了个手势。
带宫庶来的人推了他一把：“去吧，船老大会送你去香港。到了那边有人接应，会给你安排去大陆的路线。”
宫庶站起来，拎起脚边的提包。提包不大，里面是几件衣服，一些钱，还有那把枪。枪是拆开了分开藏的，枪身裹在衣服里，零件塞在牙膏管里。
“谢谢。”宫庶对那人说。
那人摆摆手，转身走了，很快消失在黑暗里。宫庶深吸一口气，朝渔船走去。
船老大是个干瘦的老头，满脸皱纹，看不出年纪。他打量了宫庶一眼，没说话，只是朝船舱指了指。宫庶会意，弯腰钻进船舱。
船舱里很窄，弥漫着鱼腥味和柴油味。角落里堆着渔网，网上还挂着些小鱼干。宫庶找了个稍微干净点的地方坐下，把提包抱在怀里。
船开了，发动机突突地响，船身摇晃得厉害。宫庶闭上眼，强迫自己休息。这一路还长，从台湾到香港，从香港到广州，再到北京，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他想起离开台湾前，周志坤最后跟他说的话。
“到大陆后，不要主动联系任何人。你的身份是香港商人，来大陆探亲。这是你的证件。”周志坤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护照、通行证，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是郑耀先现在的样子，你认清楚。”
宫庶接过照片。照片是偷拍的，不太清楚，但能看出是郑耀先。老了，瘦了，头发白了，但那双眼睛没变，还是那么深，那么冷。
“找到他之后，不要马上动手。”周志坤继续说，“先观察，确认他的情况，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投共了。如果有机会，可以接触，但要小心。他现在肯定很警觉。”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我该怎么办？”宫庶问。
“那就执行清理。”周志坤看着他，“宫庶，这是戴老板的遗愿，是党国的期望。你不要辜负。”
宫庶没说话。他拿起照片，又看了一眼。照片上的郑耀先站在一个院子门口，手里拎着菜篮子，像个普通的退休老头。但宫庶知道，这个人绝不普通。如果照片上的人真是郑耀先，那他这些年的伪装，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船在海上漂了一夜，天亮时到了香港。宫庶跟着船老大上岸，在码头附近的小旅馆住下。接应的人下午才来，是个精瘦的年轻人，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叫我阿明就行。”年轻人说，“去大陆的路线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有船去广州。到了广州，有人接你，带你坐火车去北京。”
“安全吗？”宫庶问。
“走这条线的都是熟客，船家可靠。”阿明说，“但最近大陆那边查得严，你到了广州要小心，少说话，多看。”
宫庶点点头。阿明留下一些钱和一张车票，就走了。宫庶在旅馆房间里待到天黑，才下楼吃了碗云吞面。香港的夜晚很热闹，霓虹灯闪烁，街上人来人往。他走在人群中，突然觉得恍惚。就在几天前，他还在台湾，在保密局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混日子。现在，他已经踏上了去大陆的路，要去见一个可能已经背叛了一切的人。
命运真是难以预料。
第二天一早，宫庶登上另一艘船。这艘船比昨晚那艘大些，乘客也多些，大多是做生意的小贩，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宫庶找了个角落坐下，闭目养神。
船开了很久，下午才到广州。码头上人很多，有军人在巡逻，检查证件。宫庶拿出香港护照，顺利通过了检查。接应的人等在码头外，是个中年妇女，穿着蓝布褂，手里拿着个布包。
“是陈先生吗？”妇女问。陈是宫庶的化名。
“是我。”宫庶说。
“跟我来。”妇女转身就走，脚步很快。宫庶跟着她，穿过几条街，进了一条巷子。巷子尽头有间平房，妇女推门进去，宫庶也跟了进去。
屋里很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摆着茶水，还冒着热气。
“你先休息，晚上十点的火车。”妇女说，“车票在这里，硬卧，到北京要两天。”
宫庶接过车票，道了谢。妇女没多留，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就走了。宫庶在屋里坐下，倒了杯茶，慢慢喝。茶是劣质的茉莉花茶，很涩，但他需要这杯茶来定神。
晚上九点，宫庶离开小屋，去了火车站。广州火车站很大，人山人海，喇叭里广播着车次信息，声音嘈杂。他按照车票找到车厢，上了车。
硬卧车厢里很挤，六个人一间，上下铺。宫庶的铺位是中铺，他放好行李，爬到铺位上躺下。对面下铺是个老太太，带着个小女孩，小姑娘好奇地打量他。上铺是个年轻工人，一上车就睡了，打呼噜。
车开了，缓缓驶出广州站。宫庶看着窗外闪过的灯火，心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这次去北京会是什么结果，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既然已经上了路，就只能走下去。
车行一夜，天亮时到了湖南。宫庶起来洗漱，在车厢连接处抽了支烟。窗外是田野，农民在收割水稻，一片金黄。他想起以前在湖南出任务，也是秋天，也是这样的稻田。那时候他还年轻，跟着郑耀先，天不怕地不怕。
回到铺位，对面的老太太在喂小姑娘吃鸡蛋。小姑娘眼睛很大，看着宫庶，突然问：“叔叔，你去北京干什么呀？”
“探亲。”宫庶说。
“北京好玩吗？”
“好玩，有天安门，有故宫。”
“我也想去北京。”小姑娘说。
老太太摸摸她的头：“好好读书，长大了就能去。”
宫庶笑了笑，没说话。他躺回铺位，闭上眼睛。小姑娘的声音还在耳边，清脆的，天真的。他想起自己也有个女儿，如果还活着，也该这么大了。但女儿死在了战乱中，连同妻子一起。那是四八年的事，国民党撤退，上海乱成一团，一颗流弹，两条人命。
从那以后，他就成了孤家寡人。
火车继续北上，过长江，过黄河。窗外的景色从南方的水田变成北方的旱地，绿色渐少，黄色渐多。宫庶大部分时间在睡觉，睡醒了就看窗外，看累了又睡。同车厢的人换了几拨，有干部，有工人，有学生。学生们在讨论国家建设，声音很大，很激动。宫庶听着，不说话。
他想起在台湾，人们也在讨论，讨论的是反攻大陆，是“光复”河山。两边的人，都说自己是正义的，都说自己在为民族、为国家。可到底谁是对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些年他见过太多死人，国共两边的都有。那些死人不会说话，不会争论，只是静静地躺在土里，慢慢地腐烂。
到北京是第三天下午。宫庶随着人流下了车，出了站。北京站很气派，人很多，到处都是标语和红旗。他站在广场上，有些茫然。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这个城市对他来说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从没来过，熟悉是因为在无数文件和报告里读过。
按照事先的安排，他在车站附近找了家旅馆住下。旅馆很简陋，但还算干净。他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然后拿出那张照片，又看了一遍。
照片背面写着地址：西城棉花胡同十七号。
宫庶把照片收好，躺在床上。他很累，但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郑耀先，过去的郑耀先，照片上的郑耀先，还有那个可能是共产党、可能是叛徒的郑耀先。
他坐起来，从提包里拿出那把枪。枪已经组装好了，沉甸甸的，握在手里很有分量。他退出弹匣，检查子弹，然后又推回去，上膛，关保险。
如果郑耀先真是共产党，他会开枪吗？
宫庶问自己。这个问题，从台湾出发前他就问过，现在还在问。理智告诉他，应该开。情感告诉他，开不了。但理智和情感，哪个更可靠？他不知道。
窗外的天渐渐黑了。宫庶收起枪，决定明天先去棉花胡同看看，踩踩点，摸摸情况。如果可能，远远地看郑耀先一眼，看看他现在的生活，看看他到底变成了什么样。
然后，再见机行事。
同一时间，北京西城，棉花胡同十七号。
郑耀先还没睡。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那张从韩冰住处搜出来的地图。地图很旧，是日据时期的北京城地图，上面用红笔圈了几个地方，又用蓝笔画了些线。
这些圈和线代表什么，郑耀先研究了很久，还没完全弄明白。但他能看出来，这是一张联络图，标注的是韩冰在北京的联络点和安全屋。有些地方已经被捣毁了，有些可能还在用。
今天下午，他去公安部找了老陈。老陈很忙，但还是抽空见了他。两人在办公室里谈了半小时，说的都是家常话，但话里有话。
“最近怎么样？生活还习惯吗？”老陈问，给他倒了杯茶。
“习惯，挺好。”郑耀先说。
“那就好。组织上对你很关心，有什么困难尽管提。”
“没什么困难。”郑耀先顿了顿，“就是有时候觉得，太安静了，不习惯。”
老陈看了他一眼，笑了笑：“安静不好吗？咱们这些人，打打杀杀一辈子，不就图个安静晚年？”
“是，是。”郑耀先点头，喝了口茶，“就是偶尔还会梦见以前的事，醒来一身汗。”
“正常。”老陈说，“我也常梦见。梦见在延安，在山里，在战场上。醒来一想，都过去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窗外有麻雀在叫，叽叽喳喳的。
“老陈，”郑耀先放下茶杯，“你说，影子真的彻底清除了吗？”
老陈的手顿了顿：“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突然想到。”郑耀先说，“韩冰死了，她的线应该都断了吧？”
“理论上断了。”老陈说，“但我们这行你也知道，没有百分之百的事。也许还有漏网的，也许还有我们不知道的线。但总体来说，威胁不大了。”
“那就好。”郑耀先点点头，没再问。
但老陈的话在他脑子里转了很久。没有百分之百的事，也许还有漏网的。这和他这些天的感觉对上了。那些跟踪他的人，那些若有若无的视线，如果真是冲他来的，那说明韩冰的线还没断干净，或者说，有人接上了这条线。
是谁？台湾？还是韩冰留下的暗桩？
郑耀先把地图卷起来，收好。他走到窗边，掀起窗帘一角往外看。胡同里很安静，只有一盏路灯亮着，光线昏黄。一只野猫从墙头跳过，悄无声息。
他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才放下窗帘。回到桌前，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把手枪。枪是组织上配发的，防身用，但他从没带出去过。现在，他觉得该带上了。
他把枪检查了一遍，上膛，关保险，然后别在腰后。枪很沉，但他习惯了这种重量。在军统那些年，枪几乎没离过身。睡觉时放在枕头下，吃饭时放在手边。那是他的命，也是他的枷锁。
现在，枷锁又回来了。
郑耀先吹灭油灯，躺到床上。黑暗里，他睁着眼睛，听着外面的动静。风声，虫鸣，远处火车的汽笛声。这些声音他听了快一年，已经很熟悉了。但今晚，这些熟悉的声音里，似乎多了一些什么。
是多心了吗？也许。但他宁愿多心，也不能大意。这条命能活到现在，靠的就是这份多心。
他翻了个身，面对墙壁。墙是灰扑扑的，在黑暗里几乎看不见。他想起很多年前的夜晚，在重庆，在延安，在上海。那些夜晚，他也是这样，睁着眼，听着夜里的动静，手里握着枪。
那时候年轻，虽然危险，但有目标，有希望。现在老了，目标实现了，希望成真了，可为什么还是睡不着？
郑耀先闭上眼，强迫自己休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他得保持清醒，保持警惕。
夜很深了，远处的钟楼传来钟声，十二下，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
就在这钟声里，棉花胡同外，一个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停在了十七号院门外。
是宫庶。
他最终还是没忍住，当天晚上就来了。他想看看，看看郑耀先现在住的地方，看看这个曾经的大哥，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院子门关着，里面没有灯光。宫庶贴在门上，听了听，什么声音也没有。他又绕到侧面，从墙缝往里看。院子不大，有棵槐树，树下有石桌石凳。正屋的门关着，窗户黑着。
他看了很久，直到手脚发麻，才慢慢退开，消失在夜色里。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离开后不久，屋里的郑耀先睁开了眼睛，手伸向了枕头下的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