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在十大元帅中，贺龙的起点最高。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就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军长，担任起义总指挥。土地革命时期，他是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贺龙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之一的120师师长。他以“两把菜刀”闹出辛亥革命的传奇，在南昌城头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可谓功勋卓著。然而，翻开解放战争的画卷，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高级将领却似乎“隐身”了。当林彪在东北、刘伯承在中原纵横驰骋、建立丰功伟业之时，贺龙在解放战争中好像没有什么消息。许多人不禁要问：贺龙到底去哪儿了？他真的“消失”了吗？
贺龙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一个带兵打仗的“进攻之矛”，化身为保障后方的“防御之盾”。
抗战期间的战略转折：贺龙被钉在了“保卫中央”的位置上。
贺龙在解放战争时期退居二线的种子，其实早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就已经种下。1939年4月，120师在冀中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发生了著名的齐会战斗。贺龙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结果遭到了日军毒气弹的袭击。虽然他没有像传言中所说的那样彻底失去指挥能力，但这次经历确实让他的身体严重受损。在长期的战争操劳下，他体内积攒了诸多隐疾，后来被送到后方医院休养。
不过，真正迫使贺龙从一线主力部队“脱离”战场的，其实是中央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给他的特殊战略任务。1939年底，国民党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突然纠集三万多人马进攻晋西北的八路军。在这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贺龙不得不率主力回师晋西北。但更根本性的转变发生在1942年——这年5月，中央正式任命贺龙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这个任命对贺龙的职业生涯具有分水岭意义，意味着他从此从“前线冲锋的自由角色”，转变成了被战略职责“钉在边区”的“守门员”。
抗战胜利后，贺龙仍然在领兵作战。他领导的晋绥野战部队积极配合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发起了一系列重要战役，包括绥远战役、晋北战役等，获得了不错的战果。但是，转机很快就来了。在这期间，贺龙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将自己麾下晋绥野战军的三个纵队逐步调拨出去：先是第一纵队被调去保卫陕甘宁边区，接着第二纵队也被调往陕北，到了后来，他甚至把分文未留的预备队也支援给了西北野战部队。这种周而复始的人员调拨，使他麾下兵力捉襟见肘，几乎成了“光杆司令”。然而他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一号首长有一次专门找贺龙谈话，谈及这些调动时，贺龙的回答极具深意：“一切都没有问题，只要为了胜利前线需要什么，省委和联防军区就支援什么。”可以说，解放战争初期贺龙手中还有晋绥野战军的时候，他的角色是“战略机动力量”的指挥官；而当他一次次把自己的部队无偿交给兄弟部队，变成后方支援者的过程中，贺龙在华北和西北的军事博弈中，越来越像一个协调者而不是直接冲锋者。
造成这一变化的直接影响因素，是1947年情势的根本改变。该年3月，蒋介石发起的全面进攻战略失败，转而对陕北实行“重点进攻”。胡宗南率领25万大军直扑延安，企图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此时的陕北地区，全部解放军加起来也只有4个旅约1.7万人，根本无法与敌军正面对抗。而贺龙此时正在晋绥前线指挥作战，远水难解近渴。
关键时刻，让历史走向转折的一幕出现了。1947年3月，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主动请缨，建议由自己先统一指挥陕北地区所有部队，保卫党中央。一号首长当即予以同意。为确保万无一失，他还特别征求贺龙的意见。
贺龙收到中央决定后，以罕见的政治格局立刻表态：“一号首长，我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我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他还在给老部下做动员时语重心长地说：“军队要听党指挥嘛！”
其实，这种“无我”的境界并不是贺龙的偶然之举。回望1927年，蒋介石曾以高官厚禄、别墅金条为诱饵，极力拉拢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的贺龙。但贺龙不但拒绝了诱惑，反而把自己枪械齐备的部队全部交给了当时还“穷得叮当响”的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那一年，他的选择令世人震惊且费解。但贺龙心里始终明白一个信念：自己的队伍不是“贺家军”，而是“人民的军队”。十年多后，面对交出兵权的重大抉择时，他再次以同样的坦荡胸襟，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
贺龙元帅的军事生涯，他留给历史的不仅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从南昌城头的硝烟到长征路上的回旋，从雁门关外的伏击到冀中平原的歼灭，贺龙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中国革命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1927年7月下旬，年仅31岁的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抵达南昌。此时他虽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早已心向革命。7月28日，周恩来会见贺龙，把党中央和前敌委员会的起义决定和计划如实相告，贺龙当即表示：“我完全听党的指挥，党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无论南昌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协助贺龙制定作战计划和相关部署。
起义前夕，贺龙展现出大将风范。7月31日下午，他把营以上军官召集开会，开门见山地讲了四点：一是国民党已叛变了革命；二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希望；三是党已经决心领导武装暴动，解放人民；四是自己已下决心跟共产党走，愿意跟党走的可以留下继续革命，不愿意的也可以走。结果，二十军中的所有军官都留了下来。
起义原定8月1日凌晨4时发动，后因叛徒告密，前敌委员会决定提前到凌晨2时。贺龙与叶挺共同签发了绝密作战命令。按照作战计划，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第一、二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贺龙的指挥部和敌人隔街相望，距离不到两百米，流弹不时从头上呼啸飞过，他却从容不迫，指挥若定。战斗最为激烈的是旧藩台衙门一带：敌方精锐警卫团因事先得到叛徒告密，早有戒备，依托有利地形以猛烈火力封锁鼓楼洞口。贺龙闻讯，急令三、五两团增援，几经拼搏，终于全歼守敌。激战四个多小时，全歼守军三千余人，宣告了南昌起义的胜利。
一个尚未入党的军人竟被委以起义总指挥的重任，这在党史上堪称异数，却真实折射出党组织对贺龙军事才干和政治态度的极大信任。
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一万余人进入乌蒙山区。这座山脉海拔两千三百多米，山高谷深，悬崖绝壁随处可见。此时敌人部署之周密令人窒息：坐镇贵阳的顾祝同调动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从东面追击；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堵截红军南进道路；云南军阀龙云将孙渡纵队摆在昭通、咸宁地区，川军也派出十几个团沿江布防。十多倍于己的敌人从四面八方收紧包围圈。前有敌军堵截，后有重兵紧逼，生存的希望渺茫如微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