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死了，儿子今年本科毕业，我们家里没资源又没人脉的

我叫周志远，今年五十三，在县城东边开了一家五金店，不大，两间门面，卖些螺丝钉子、水管龙头、电料工具之类的东西。店开了十来年了，生意不好不坏的，养活一家三口勉强够，但要说过得多宽裕，那是骗人的。

我老婆孙秀兰在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两千出头，加上我店里一年到头落个五六万块钱，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有一个儿子，叫周明，今年二十二，在省城的一所普通大学读本科，学的是市场营销，今年七月份毕业。

眼看毕业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这心里就跟压了一块石头似的，越来越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半夜翻来覆去地折腾，秀兰被我吵醒了，问我咋了，我说没事，你睡吧。她叹口气翻过身去，我就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一件事。

儿子要毕业了，工作还没着落。

这事儿说起来，都怪我。

我在这个社会上混了五十多年，什么关系都没有。不认识什么当官的，不认识什么大老板，连个能在关键时刻说上话的朋友都找不到。我开五金店十几年，认识的人都是来买水龙头买灯泡的，交完钱就走了，谁跟你攀交情？秀兰更别提了，她娘家是外地的，在这边连个亲戚都没有。我们两口子就像这个县城里的两棵草，扎根扎得浅，风一吹就晃。

可我们的儿子周明，他需要我们给他撑腰的时候，我们却什么都撑不起来。

周明上高中的时候成绩还可以，在县一中年级能排到前两百名。那时候我跟秀兰想得简单，觉得他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将来自然就有好工作等着他。我们不懂什么资源、人脉这些东西，觉得那些词儿是电视上那些大人物才说的，跟咱们平头老百姓没关系。

高考那年周明发挥得不好，分数刚过一本线，报了几所好学校都没录上，最后调剂到了省城那所大学，不是985也不是211，就是很普通的一所省属本科。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周明挺高兴的，说好歹是个本科。秀兰也高兴，说儿子是咱们家第一个大学生。我心里其实有点不是滋味，但也没说什么，摆了酒席请了几桌亲戚，热热闹闹地把他送走了。

大学四年，周明在学校里具体学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他每个月跟我们视频一次，说的都是些学校里的琐事，哪门课的老师讲得好，哪个同学又跟女朋友吵架了，食堂的红烧肉涨价了。我问他功课怎么样，他说还行。我问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再说吧，不急。

我当时心里就有点发毛，但想着还有时间，就没催他。

时间这东西，你越觉得它充裕，它跑得越快。

一转眼，周明大四了。去年冬天他回来过年，我跟他在客厅里坐着看电视，秀兰在厨房包饺子。我试探着问了句：“马上要毕业了，工作的事你咋想的？”

周明拿着手机划拉了两下，头都没抬：“投了几个简历，还没消息。春招再看看。”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是想回咱们县城，还是留在省城？”

“再说吧，到时候看。”他还是那副不着急的样子。

我看着他，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烦躁。我想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一个开五金店的，连市场营销是干什么的都搞不清楚，我能给他什么建议？我连一句像样的话都说不出来。

秀兰端着饺子从厨房出来，看我脸色不好，打圆场说：“先吃饭先吃饭，工作的事慢慢找，不着急。”

不着急？我心里苦笑。你儿子七月份就毕业了，现在都二月份了，连个方向都没有，你不着急，谁替他着急？

过完年周明回了学校，我跟秀兰开始了漫长而煎熬的等待。每天晚上的固定节目就是刷手机看各种就业新闻。什么“今年高校毕业生突破一千一百万”，什么“就业形势严峻复杂”，什么“部分专业就业率不足六成”，每一条消息都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我开始留意周围人家的孩子是怎么找着工作的。

对面楼的小刘，他爸在县税务局当副局长，儿子一毕业就进了县里的城投公司，说是编外人员，但五险一金交着，一个月到手四千多，干个一两年就能转正。东边单元的老吴，他姐夫在省城一家建筑公司当副总，外甥学的是土木工程，直接去实习了三个月就签了正式合同，起步年薪八万。连我家隔壁卖早餐的老孙头，他女儿在县医院当护士，那也不是自己考的，是托了亲戚的关系，他的亲戚是县医院一个科室的主任。

我每次听到这些事，心里就像被人攥了一下，又酸又疼。

我就想，为什么人家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我们家就没有？我周志远在这个世上活了五十三年，怎么就活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我连一个能帮儿子说句话的人都找不到。

四月份的时候，周明给我们打了个电话，说省城有一家做快消品的公司来学校招聘，他投了简历，过了初筛，下周要面试。我和秀兰高兴坏了，秀兰一个劲地说好好好，让他好好准备。我在电话这头使劲点头，点完才想起来他看不见，又赶紧说了句：“好好准备，爸支持你。”

挂了电话，秀兰激动得在屋里转圈，说要是能进这家公司就好了，在省城上班，一个月怎么也有五六千块钱。我嘴上说是是是，心里却打鼓。我上网查了那家公司，规模不小，在全省都有业务，招聘岗位是销售代表，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不限经验。看起来门槛不高，但越是这样，竞争的人就越多。一个岗位几十上百个人争，凭什么要我们家周明？

面试那天，我和秀兰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从早上等到下午，一个电话都不敢漏接。下午四点多，周明的电话打过来了，秀兰抢在我前面接了，开了免提，我们俩屏着呼吸听。

“妈，面试完了，让等通知。”周明的声音听起来没什么精神。

“面得咋样？问了你啥问题？”秀兰急切地问。

“就问了些基本情况，还让我做了个性格测试。问了有没有相关的实习经历，我说没有。还问了有没有做过销售类的工作，我说只在超市做过暑期促销。我看面试官那个表情，好像不太满意。”

我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没事没事，”秀兰嘴上还在安慰他，“等通知嘛，说不定就过了。”

周明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那个通知，一直没有等来。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周明又投了很多简历，前程无忧、智联招聘、应届生求职网，能投的全投了。有的石沉大海，有的给了笔试机会，笔试过了面试又没过。他像走马灯一样赶着各种面试，有时候一天赶两场，从城东跑到城西，公交车坐到屁股疼。

但就是没有一个好消息。

五月中旬，周明突然回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店里给一个客户换水龙头，听到门口有人喊爸，一抬头看到周明背着个双肩包站在门口，头发长了，脸也瘦了一圈，穿的那件外套还是过完年走的时候穿的那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脸上没露出来，打发了客户，把他领到里屋坐下，给他倒了杯水。

“怎么突然回来了？不是说要参加毕业典礼吗？”

周明端着水杯，低着头不看我：“爸，我想回来找工作。”

“省城那边不找了？”

“找不到了，”他的声音很低，“春招快结束了，好一点的公司都招满了。剩下的那些不是销售就是客服，底薪两三千，全靠提成。我在那边租房吃饭都不够，还不如回来。”

我没接话，等着他继续说。

“我好多同学都已经定了，有的家里给安排好了，有的考了公务员，有的读了研究生。我们宿舍六个人，除了我，五个都有着落了。老张他爸是开厂的，回去直接当了车间副主任。李伟他舅舅在银行，帮他弄了个柜员的岗位。就连那个平时成绩最差的王浩，人家家里做生意的，早就给他在自家公司留了个位置。”

他顿了顿，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

“爸，就我什么都没有。我投了一百多份简历，面试了二十多家，一个offer都没拿到。我真的好累。”

他哭了。

二十二岁的大小伙子，一米七八的大高个，坐在我五金店里屋的那把破椅子上，哭得像个小孩。他用手背抹眼泪，抹了好几把，眼泪还是往下掉，掉在那件皱巴巴的外套上，掉在我面前的那张堆满灰尘的桌子上。

我站在他面前，手足无措。

我想伸手拍拍他的肩膀，手抬起来了又放下去。我想说点什么安慰他，嘴张开了却发不出声音。我就那么像个木头人一样站着，看着他哭，心里像被人生生剜了一块肉。

我他妈算什么爹。

当了一辈子老百姓，挣了一辈子辛苦钱，到头来连儿子的工作都帮不上忙。别的家长一个电话就能办成的事，我求爷爷告奶奶都找不到门路。别的家长能给孩子铺路搭桥，我只能让他一个人在省城的大街上东奔西跑，被人挑来拣去，最后灰溜溜地回来。

那天晚上周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出来吃饭。秀兰端着饭菜在门口站了好久，最后放在门口的鞋柜上，红着眼眶走了。我在客厅坐到半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秀兰从卧室出来，把我嘴上的烟抢过去掐灭了，说你少抽点。我说我知道。她说你也别太发愁，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嗯了一声，但心里知道，这路在哪，我看不见。

周明回来后的日子，过得像拉锯一样。

他每天在家投简历，县城的公司、市里的公司，能投的他都投。但县城的企业本来就少，稍微好一点的基本上都被关系户占了。他面试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岗位，人家说试用期底薪一千八加提成，转正后两千三。周明算了一笔账，就算一个月卖一套房子，提成也就千把块钱，加上底薪三千出头，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连自己都养不活。

还有一家做保险的，直接让他去培训，说只要考下从业资格证就能上岗，底薪两千，上不封顶。周明犹豫了两天，还是没去。他跟我说，爸，卖保险我不行，我嘴笨，不会忽悠人。我说那再看看别的吧。

秀兰开始在亲戚朋友中间打听，看谁家有关系能帮上忙。她给她姐打电话，问她姐夫的公司要不要人。她姐夫在隔壁县的一家食品厂当车间主任，说是可以帮忙问问，过了两天回话，说厂里确实在招人，但招的是普工，初中毕业就能干，一个月四千块，包吃住，问我儿子愿不愿意去。

一个本科毕业生，去食品厂当普工？

秀兰挂了电话，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好久。我走过去，看到她肩膀在轻微地发抖。我知道她在哭，但没有走过去，假装没看到，转身回了客厅。有些眼泪是不需要别人看到的，看到了只会让她更难堪。

儿子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不是什么新闻，但绝对是一桩能被人在背后议论很久的事。

我妈，也就是周明的奶奶，今年七十八了，在老家村子里住着。她听说孙子找不到工作，专门搭了村里的顺风车来县城，一进门就把我拉到一边，小声问：“志远，明子到底咋回事？人家东头的建军家的姑娘，也是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人家都考上县里的公务员了，咱明子咋连个工作都找不着？”

我说：“妈，公务员不是谁都能考上的，那得有关系。”

“可人家也没关系啊，人家就是自己考的。”

我不说话了。我妈不懂这些东西，跟她解释不清楚。

她又说：“你那个同学，不是在县里哪个局当局长吗？找找他帮帮忙不行吗？”

那个同学叫张国庆，是我高中同学，后来考上了大学，一路考公，现在在县城一个局当副局长。我们很多年没联系了，上次见面还是在一个同学的葬礼上，殡仪馆门口握了个手，寒暄了几句，然后各走各的路。我跟他之间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我凭什么去找他？就凭着几十年前在一个教室里上过课？人家凭什么理我？

但我妈的话还是像一把刀子，扎在我心上。她说的对，儿子找不到工作，归根结底是我这个当爹的没用。我要是有本事，有门路，有关系，儿子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吗？

六月份，周明回学校参加了毕业典礼，领了毕业证和学位证，拍了毕业照，跟同学吃了散伙饭，然后彻底搬回来了。他的行李不多，一个行李箱一个双肩包，就是他大学四年所有的家当。他把毕业证和学位证从包里拿出来给我看的时候，我接过来摸了摸，红色的封皮，烫金的字，里面贴着照片盖着钢印。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还给他，说了句好好放着，别弄折了。

他说嗯。

那天晚上秀兰做了一大桌子菜，说给儿子庆祝毕业。一家三口坐在饭桌前，菜很丰盛，但谁都没什么胃口。秀兰一直在给周明夹菜，周明慢慢吃着，我在旁边喝酒，一杯接一杯，不知不觉喝了大半瓶。秀兰几次想拦我，我瞪了她一眼，她就不拦了。

酒劲上来的时候，我忽然把酒杯一放，声音有点大，秀兰和周明都吓了一跳。

我说：“周明，你听爸说。爸这辈子没啥本事，没给你攒下什么家底，也没给你铺下什么人脉。你找不到工作，有你的原因，但更有爸的原因。爸对不住你。”

周明看着我，嘴巴动了动，眼眶又红了。

“但是，”我端起酒杯，一口闷了，辣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但是你不能因为这就泄气。你爸我不行，那是你爸的事。你年轻，你有力气，你有大学文凭，你不能跟你爸一样窝囊。县城找不到工作，咱去市里找，市里找不到，咱去省城找，省城找不到，咱去外地找。你爸没钱没关系，但你爸有力气，你找不到工作之前，你爸养着你，养到你找到为止。”

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可能太大了，楼下老张在阳台上喊了一声，让我小点声。我没理他，就那么看着周明，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周明低着头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眼神跟之前不一样了。他说：“爸，我知道了。我不会放弃的。我就不信，我一个大学生，踏踏实实找份工作都找不到。”

秀兰在旁边已经哭得稀里哗啦的了。

从那天晚上之后，周明像换了个人似的。

他不再整天闷在屋里了，早上七点准时起床，洗漱完吃了早饭就出门。他去了县城图书馆，在那里查资料、投简历、准备各种考试。县里的事业单位考试、教师招聘考试、银行招聘考试，只要是符合条件的，他都报名参加。他在墙上贴了一张大表格，把每一个考试的时间、地点、报名截止日期都写得清清楚楚。每天晚上回来，他都会在那张表格上打勾，今天完成了什么，明天要做什么，列得井井有条。

我也没闲着。我把五金店的营业时间延长了一个小时，晚上九点才关门。我跟秀兰商量，每个月从生活费里省出五百块钱，给周明当考试费和交通费。秀兰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她把她那个用了四年的手机卖了，换了个老年机，省下来的两百块钱也塞给了周明。

周明不要，说妈你别这样。秀兰说，你拿着，妈用不着智能手机，能打电话就行。

周明接过那两百块钱的时候，手在发抖。

七月下旬，市里有一家国企下属的子公司招人，岗位是市场专员，专业对口，本科学历要求，不限制工作经历。周明报了名，参加了笔试，笔试成绩出来后，他排在第十八名，一共招五个人，他的笔试成绩刚好卡在第十五名，连面试都没进。那个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坐了很久，没有哭，就那么坐着，看着天上的星星。

我没有去打扰他。

有些事情，当爹的帮不上忙，只能靠他自己扛过去。

八月份最热的那几天，我在店里的电风扇底下算了一笔账。周明毕业快两个月了，至今没有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他的那些同学，大部分都已经上班了。他的朋友圈里晒什么的都有，有人晒工位，有人晒第一天上班的自拍，有人晒转正后的第一笔工资。周明把朋友圈关了，说不看了，越看越焦虑。

我心里比他还焦虑，但我不敢表现出来。我开始在县城到处打听，看谁认识谁，能不能帮周明在什么单位找个工作。我甚至厚着脸皮去找了以前从来不敢找的那些人，包括那个当副局长的同学张国庆。

那天我在县政府门口站了半个多小时，才鼓起勇气给张国庆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五六声才接，那头传来一个很官方的声音：“喂，哪位？”

“国庆，是我，周志远，你高中同学。”

沉默了两秒钟，他的语气缓和了一点：“哦，志远啊，好久不见，你在哪呢？”

“我在你们单位门口呢，方便的话想请你吃个饭，好久没见了，叙叙旧。”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说：“志远，是不是有什么事？你说吧，没事的。”

我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我开不了口。张国庆比我想象的要直接，他大概也猜到了，一个几十年不联系的人突然找上门，能有什么事？我憋了半天，还是硬着头皮说了：“国庆，我儿子今年大学毕业，找工作的事……你在县里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志远，我跟你实话实说，”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得让人心里发凉，“现在不比以前了，人事招聘管得很严，我也说不上什么话。而且你儿子是什么专业？我们这边今年不招人，明年有没有名额还不知道。要不你让他先自己考考看，事业单位的考试年年都有，只要认真准备，总有机会的。”

这些话说得客气，但意思很清楚——帮不了。

我说好，谢谢你国庆，打扰了，改天请你吃饭。

挂了电话，我在县政府门口的台阶上蹲了好一会儿。七月的太阳毒辣辣的，晒得我头皮发疼，但我没有站起来，就那么蹲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和车，脑子里空空荡荡的。我知道张国庆说的是实话，他一个副局长，确实也做不了什么主。但心里还是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又闷又疼。

回到家，秀兰看我脸色不对，问我去哪了，我没说实话，说去送货了。她信了，给我倒了杯凉白开。我接过来喝了，坐在沙发上，心里想，这条路走不通，那就换条路吧。天无绝人之路，我就不信，一个大活人还能被尿憋死。

到了九月份，周明的情况终于有了转机。

这个转机来得非常意外，就像你在一条黑漆漆的巷子里走了很久，忽然看到前面有一盏灯亮着。

那天周明去市里参加一场面试，回来的路上在长途汽车站等车，碰到一个人在车站门口搬一个大箱子，搬得很吃力。那个人穿着一身灰色工作服，上面印着“某某物流”的字样，大概是物流公司的员工。周明走过去帮忙，帮那人把箱子搬到了车上。那人挺感激，递了根烟给他，两人聊了几句。那人是市里一家物流公司的仓库主管，姓刘，他听说周明是大学本科生，正在找工作，就问他要不要来他们公司试一试，公司正在招储备干部，急需年轻人。周明当场把简历从手机里调出来给刘主管看了，刘主管看完说，你后天来公司面试吧，我帮你跟人事打个招呼。

周明回来后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我说你不是被骗了吧？现在骗子多得很，哪有在车站捡到工作的？周明说他觉得那个刘主管不像是骗子，再说去面试又不花钱，去看看也不损失什么。

我半信半疑，但还是让他去了。

面试的那天，我比他还紧张，坐在店里心不在焉，给一个顾客拿错了三次货，顾客差点跟我吵起来。下午四点，周明的电话来了，说他被录用了。储备干部岗位，试用期三个月，月薪三千八，转正后四千五加绩效，公司提供宿舍，有食堂，有五险一金。

我当时就愣住了，手机差点没拿住。

“你说啥？录用了？”

“录用了，爸。刘主管帮我说了话，人事那边看了我的简历和专业，觉得我挺合适的。让我下周一入职。”

我坐在店里的塑料凳子上，眼泪差点掉下来。我使劲忍住了，清了清嗓子，说：“好，好啊，那你就去，好好干，头三个月一定要好好表现，别让人家觉得招错人了。不懂的就问，勤快点，嘴甜点，别怕吃苦。”

“我知道了，爸。谢谢爸。”

“谢我干啥，又不是我给你找的。谢你自己，谢那个刘……刘主管。”

挂了电话，我坐在店里笑了好一会儿，笑着笑着又有点想哭。我想起了这一年来所有的辗转反侧、所有的低三下四、所有的愁眉不展，在这一刻，好像都值了。不是因为周明找到了多好的工作，而是因为他告诉我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没有资源的年轻人，靠着自己的一双手和一颗善良的心，也能走出一条路来。

他在车站帮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搬了一个箱子，就换来了一份工作。

这件事说起来像是一个鸡汤故事，但它真的发生了，发生在我儿子身上，发生在我周志远的家里。

秀兰知道消息后，激动得哭了。哭完她就去菜市场买菜，说要给周明做顿好吃的。周明在旁边说不用了妈，随便吃点就行。秀兰不理他，骑着电动车跑了，回来的时候车筐里塞满了菜，排骨、鱼、虾、青菜、豆腐，好像要把整个菜市场都搬回来一样。她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多小时，做了一大桌子菜，三个人的饭菜摆了满满一桌，够十个人吃。

吃饭的时候，秀兰一个劲地往周明碗里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多吃点，去了那边一个人，想吃妈做的饭就吃不到了。”周明低着头吃饭，吃得很慢，像是在数米粒。我知道他是舍不得，心里难受，但又不想让我们看出来。

我说：“到了那边好好干，按时吃饭，别熬夜。宿舍要是条件不好，就跟我说，我每个月给你多打点钱，你自己租个房子住。”

周明抬起头，眼圈红红的，说：“爸，你别给我打钱了，我自己能行。等我发了工资，我每个月给你们寄钱回来。”

“不用寄，你自己攒着。你爸还没到花你钱的时候呢。”我说这话的时候，嗓子有点紧，赶紧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周明入职那天，我送他到长途汽车站。他的行李箱还是那个旧的，双肩包还是那个，肩膀上挎着，站在候车室门口，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比几个月前高了不少，不是个子高了，是肩膀宽了，腰杆直了。经历了这一番折腾，这孩子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不再是那个躲在屋里哭鼻子的小男孩了。

“爸，你回去吧，车一会儿就开了。”周明站在检票口，回头朝我挥挥手。

我点点头，说：“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知道了。”

他转身走进了检票口，背影消失在人群里。我站在原地，看着来来往往的旅客，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往外走。走到车站门口的时候，我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候车室的方向。虽然什么都看不到，但我还是看了好几秒。

我今年五十三岁了，活了大半辈子，很多东西都看明白了。这个社会从来就不是公平的，有人生来就站在终点线上，有人跑断腿都到不了起跑线。资源、人脉、关系，这些东西确实很重要，重要到有时候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但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些东西不是你一个人在缺。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跟我周志远一样，没资源、没人脉、没关系。可这些人里头，有人照样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把孩子养得堂堂正正。那些没有伞的孩子，跑得更快，因为他们知道，没人会替他们挡雨。

周明在物流公司干了三个多月，试用期还没过就被提前转正了。他干活踏实，不怕吃苦，仓库里搬货理货一件不落，领导看在眼里，觉得这个大学生不娇气，是个好苗子。刘主管在直属领导面前说了他不少好话，年底的时候，他还拿到了公司的优秀新员工奖，奖励了两千块钱。他拿到奖金的第一件事，是给我和秀兰一人买了一件羽绒服。我和秀兰的尺码他不知道，偷偷问了我妹妹，试了好几回才买对。羽绒服寄到的时候，秀兰拆开看看，说这个颜色太艳了，不适合她这个年纪穿，然后第二天就穿上了，在超市里跟同事显摆，说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省城的大商场里的货。

我过年的时候穿着那件羽绒服去给村里老一辈拜年，我妈看了说好看，问我谁买的，我说周明给我买的。我妈愣了一下，然后眼眶就红了，说这孩子有良心。我也没多说，笑了笑，继续挨家挨户地拜年。

大年初一那天晚上，我在厨房里收拾碗筷，周明过来帮我。他站在洗碗池边，一边用抹布擦碗一边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找工作这件事，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钱、有多少关系，是你自己能不能扛得住。那几个月你们为我的事愁得睡不着觉，我都知道。我就想着，我不能让你们白操心，我得靠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我把手上的泡沫冲干净，擦了擦手，看了他一眼，说：“你现在明白的这些东西，比你找到的那份工作还值钱。”

他笑了，笑得跟小时候一样，憨憨的，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转过身，继续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着，热水冲到手上，暖洋洋的。我心里也暖洋洋的，像有个人在胸口生了一盆炭火，不大，但一直烧着，从里到外都暖和了。

窗外有人在放烟花，砰的一声炸开，五颜六色的光照亮了厨房的玻璃。秀兰在外面喊，说快出来看烟花。周明放下抹布跑出去了，我擦了擦手，慢慢走过去，站在门口，看着漫天的烟花，看着儿子站在院子里仰着头，脸上映着明明暗暗的光。

烟花散了，夜又安静下来。我转身回到屋里，把那盆剩菜用保鲜膜封好放进冰箱，把桌子擦干净，把椅子摆整齐，然后关了厨房的灯，站在黑暗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这一年终于过去了。

新的一年，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