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对夫妻退休后，直接去了成都儿子家住。房子很小只有两室一厅

退休那天，我站在厂门口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写了“安全生产”四个大字的门头，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三十一年，从十八岁进厂当学徒到四十九岁办了内退，我把这辈子最好的年华都耗在了这里。工资从最初的四十八块涨到最后的三千二，说出去都没人信。

老伴老周比我大三岁，去年就退了。他在运输公司开了一辈子大货车，腰肌劳损、颈椎病、胃病，浑身上下没一块好地方。退下来以后在家里闲了一年，天天看抗日神剧，看完了就趴在阳台上往下看，看马路上车来车往，一看就是一下午。我知道他闷，但没办法，我们那个家太小了，在老小区六楼，没有电梯，两室一厅的房子，其实就是一个大间隔成了两小间，厨房转个身都难。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年，墙皮掉了又补、补了又掉，水管子三天两头堵，楼上的邻居养了条大狗，天天在头顶上跑来跑去。

儿子周明在成都读完大学就没回来过，先在软件园一家小公司干，后来跳槽去了某大厂，工资翻了好几倍。他在电话里跟我们说，妈，你们退休了就过来住吧，成都天气好，吃的也好，你们在老家也没啥牵挂。

我跟老周商量了好几个月。老周不太想去，说去儿子家住不方便，人家小两口有自己的生活。我说咱们就住一段时间，帮帮忙带带孙子，又不是赖着不走。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儿媳妇小雨我统共没见过几次，每次都是过年回来匆匆两天，客客气气的，说不上几句话。

但最终还是去了。

走的那天是九月初，老家的天已经开始凉了，穿一件长袖正好。我们俩一人一个编织袋，外加一个拉杆箱，装了一年的衣服、老周的药、我腌的两坛子咸菜，还有给孙子买的一大包零食玩具。坐的是绿皮火车，慢悠悠地晃了二十六个小时。老周在车上一直看窗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打着呼噜，嘴角挂着口水。我把他脑袋掰过来靠在我肩膀上，让他睡舒服点。

快到成都的时候天刚亮，我透过车窗往外看，到处都是高楼，密密麻麻的，望不到头。火车从一片高架桥下面穿过去，头顶上哗啦啦过地铁，声音大得吓人。我心想，这地方真大，真挤，也不知道明儿他们住在那样的地方，会不会觉得憋得慌。

儿子在出站口接我们，穿一件灰色卫衣，比以前瘦了，下巴都尖了。他接过我手里的编织袋，笑着说他租了个车，就在停车场。我问他，你爸那些药帮我带过来了没有？他说带了带了，小雨专门腾了一个抽屉放药。

车开了快一个小时才到他们住的地方，一路上全是红绿灯，走走停停的。我把车窗摇下来，想看看成都长什么样，结果呼吸了一鼻子汽车尾气，呛得直咳嗽。老周在副驾驶上四处在看，嘴上没说，我看得出来他在数红绿灯。开了一辈子车的人，到哪儿都先看路。

到了小区门口我愣住了。之前儿子跟我们说过，是两室一厅，六十多平。我想着六十多平怎么着也够了，比我们老家的房子还大几平呢。但这个小区一进去我就觉得不对劲，密密麻麻全是楼，一栋挨着一栋，楼间距近得对面楼的人打喷嚏你都能听见。楼道里堆满了鞋柜、自行车、纸箱子，过个人都得侧身。

上电梯到十五楼，儿子掏出钥匙开门，喊了一声：“爸、妈，到了。”

我提着编织袋走进去，站在玄关那儿，第一反应是——完了。

客厅小得可怜，一张沙发就占了大半面，茶几离沙发恨不得只有一巴掌的距离。电视机挂在墙上，下面堆着各种线，乱糟糟的。阳台上晾满了衣服，挡住了大半个光线，客厅暗沉沉的。主卧的门开着，能看见里面一张大床就占满了整个房间。次卧的门关着，隔着门能听见里面有动画片的声音，应该是孙子在看电视。

这就是他们住的地方，我在心里换算了一下，比我们老家的房子小，但也没小太多，关键是格局不好，到处都是东西，转不开身。

儿媳妇小雨从厨房出来了，腰间系着围裙，手里拿着锅铲，冲我们笑了笑说：“爸、妈，你们来了，快坐快坐，饭马上好。”她说话的时候我看清了她的脸，比上次见她瘦了不少，眼底下有青黑，看起来没睡好。她穿一件起球的旧毛衣，头发随便扎了个丸子头，跟我印象里那个化着精致妆容的小姑娘不太一样了。

孙子周周从次卧跑出来了，四岁多的男孩，虎头虎脑的，站在那儿看我们，眼神怯怯的。我蹲下去跟他说：“周周，奶奶来了，你记不记得奶奶？”他摇了摇头，两只手背在身后，往他妈腿后面躲。我笑了一下，心里有点酸。快两年没见了，不记得也正常。

老周站在客厅中间，手里还拎着那个编织袋，四处看了看，好像没找到该放在哪儿。儿子从他手里把袋子接过去，说放到次卧去，然后推开次卧的门，我跟着走进去一看，又愣住了。

次卧大概十来个平方，放了一张小床、一个书桌、一个衣柜，剩下的地方刚好够站一个人。书桌上全是书和电脑，小床上铺着孙子的被褥。儿子把编织袋放在床尾，说：“妈，你和小雨睡主卧，我带周周睡次卧，爸睡沙发，我们在网上买了一个折叠沙发床，打开就是一张一米二的床。”

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但没说什么。老周在客厅那边也没吭声，把拖鞋换了，坐到沙发上试了试，屁股还没坐热就站起来走了两步，那个沙发坐垫一坐就陷下去一个坑，跟想象中的折叠床不是一回事。

那天中午饭桌上很热闹，小雨炒了四个菜，一个回锅肉、一个麻婆豆腐、一个蒜蓉空心菜、一个番茄蛋汤。她手艺不错，比我做得好吃。看着满满一桌菜，我叫她别忙了坐下来吃，她笑着说还有一个汤在灶上，一会儿就好。

吃饭的时候儿子跟我们说他最近在做一个新项目，天天加班，有时候回来都十点多了。小雨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课时费按小时算，周末最忙。周周上幼儿园中班，每天早上八点送，下午四点接。

“所以爸妈你们来了正好，”小雨端上最后一道汤，说，“以后就麻烦你们帮忙接一下周周，我跟周明实在是忙不过来，老请假领导脸色不好看。”

我赶紧说好好好，接孩子的事包在我身上。老周在旁边扒了一口饭，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让桌上都安静下来话：“你们一个月房贷多少？”

儿子顿了一下，说一万二。

一万二。我筷子差点没拿住。我们俩退休金加起来一个月才五千多，这还得过几年等我的退休金涨上去才够。儿子说他工资两万多，小雨也就五六千，加起来还完房贷、扣掉日常开销，每个月剩不下几个钱。

吃完饭我主动洗碗，让小雨歇着。厨房更是小得转不开身，水池只能放一个锅，多一个盘子都没地方搁。我把碗筷洗完擦干净，听见客厅里老周在跟周周说话，声音低低的，说了什么没听清，只听见周周忽然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嘴角往上扬了扬，心想，来了就好好住，帮儿子分担点，也是一家人。

但住了几天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一家人”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问题就是睡觉。老周睡沙发，第一天晚上他翻来覆去折腾到半夜两点才睡。那个沙发床说是可以折叠，但打开以后中间有一条很深的缝隙，躺上去腰正好卡在那个缝里，翻个身床垫就往两边滑。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老周已经坐在阳台上抽烟了，眼睛红红的，腰直不起来，靠着墙在揉。

“要不咱们买个床吧，”我跟儿子说，“在这边再挤一挤放一张折叠床。”

儿子为难地看了看客厅，确实没地方了。放一张折叠床，连走路的地儿都没了。老周听见了摆摆手：“没事没事，住几天就习惯了，我以前跑长途大车，在驾驶室睡了十几年，那不比这窄多了。”

小雨给老周找了一个腰托，让他晚上戴着睡，说能好点。老周接过去看了看，说了声谢谢，后来我见他没戴过，可能是嫌勒得慌，也可能是不太好意思在儿媳妇面前戴那种东西。

白天还好。我早上送周周上幼儿园，走路去大概十五分钟，顺便在菜市场买菜。成都的菜比老家便宜，青菜一块五一斤，肉也便宜，我寻思着在这儿住着，买菜做饭能省不少钱。老周负责接孩子，下午四点多出门，接了回来我带周周玩，老周就帮着择菜、淘米、做家务。

但时间长了，有些东西不对劲了。不是谁做错了什么，就是那种劲儿不对，说不上来。

比如说，我习惯早起。在老家我五点半就起来了，烧水、做饭、打扫卫生。但在儿子家我不敢那么早起，怕吵着他们。我每天早上躺在主卧的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听见小雨的闹钟响了才敢起床。小雨的闹钟定在七点十分，闹钟一响，她从床上弹起来，洗脸刷牙化妆换衣服，十五分钟全部搞定，七点二十五准时出门。周周那个时候还在睡，等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快醒了。

老周起得比我早，他六点多就起来了，但起来了也没事干，就坐在阳台上抽烟。有一天早上小雨出门前，我看她站在玄关那儿看了老周一眼，那个表情我说不清楚，不是不高兴，就是有点说不上来的东西。后来我偷偷问老周，你早上在阳台抽烟的时候没关阳台门吧？老周说没关，怎么了？我说你以后关了抽，烟味别飘到屋里头，小雨鼻子灵。

老周没说话，后来我见他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把阳台门关严实了再点烟。

再比如说，看电视。老周喜欢看战争片，音量开得不大，但客厅和次卧就隔了一面薄墙，晚上周周睡了以后，老周看一会儿电视，儿子就从次卧出来说爸声音小点，周周刚睡着。老周把音量调到最低，调到他自己都快听不见了，然后坐在沙发上看着没有声音的画面发呆。我看不下去，说别看了，早点睡吧。他关了电视，躺到沙发上，翻了个身，把脸对着沙发靠背。

还有吃饭的口味。我做菜喜欢放酱油，我们那儿的人做菜不放酱油就不会做。但小雨是成都本地人，吃不惯那么重的酱油味，她虽然没有明说，但有一次我做了红烧排骨，她夹了一块咬了咬就放在碗边没再夹了。我看见了，后来做菜就不怎么放酱油了，学着她们那边的做法放豆瓣酱、放花椒。但老周吃不惯，说放那么多花椒麻得嘴都没知觉了。后来我每次做菜分成两份，一份少放花椒不要辣，一份正常做，就跟做两顿饭似的，累是累了点，但好歹大家都能吃上口顺心的。

小雨有时候回来晚，八九点才到家。回来以后她不吃我留的饭菜，说不饿，然后自己坐在客厅沙发上吃零食、刷手机。我跟她说饭在锅里热着，她说不用了妈，我吃这个就行。语气很客气，但我总觉得不太对。后来我观察了几天，发现她不是不饿，是吃不惯我做的菜，但又不好意思说。她从外面带回来的外卖，每次吃的都是麻辣味重的东西，跟我做的不一个风格。

我知道这事不能怪她，是我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但知道归知道，心里头还是有点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不是生谁的气，就是觉得自己在这儿好像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最难的是钱的事。

来的头一个月，我跟老周商量好了，生活费我们来出。我想着儿子房贷压力那么大，我们在家吃住，总不能一分钱不掏。月初我悄悄在小雨的包里塞了两千块钱，第二天那两千块钱又出现在了我的枕头底下，上面压了一张纸条：“妈，不用，你们留着。”

我又塞回去，她又塞回来。来回推了两三次，最后我跟儿子说了，儿子说：“妈，真的不用，我跟小雨也没那么紧张，你们自己攒着，以后有个病有个灾的也好应付。”我说你们不紧张？房贷一万二，孩子幼儿园一个月两千，你们俩吃饭交通杂七杂八，你们每个月能剩多少你自己算过没有？

儿子不吭声了，过了一会说：“那妈你每个月给一千五吧，我跟小雨说。”

一千五，我跟老周商量。老周说行，退休金加起来五千多，给一千五还剩四千，够我们俩花了。我说行。

但后来我发现，一千五根本不够。不是说我们在家花的多，是孩子。周周这个年纪正是花钱的时候，幼儿园要交这个费那个费，动不动就是几百。有一次小雨在客厅拆快递，拆出来一套幼儿英语绘本，我瞅了一眼价格，一套三百多。我心里想三百多就买几本小画书？但也只是想想，没敢说。

有一次周周幼儿园要搞什么亲子活动，每个人要交一百二十块钱材料费。小雨那天加班，我在群里看见老师发的通知，怕小雨忙忘记了，就自己带着周周去把费交了。回来以后我跟小雨提了一句，她愣了一下，说妈这钱我来出，我说不用，奶奶给孙子交个学费不是应该的嘛。她没再说什么，但晚上我听见她在卧室跟儿子打电话：“你妈又把钱交了，说了多少次了不用，她老这样我很难做。”

声音不大，但我正好路过门口，听见了。

我站在门口停了两秒，然后走开了。回了卧室，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她是好意，不想让我花钱，但她说“很难做”那三个字的时候，语气里的那种无力感，我听得一清二楚。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是我们住得太近了，近到所有的好意都变成了一种负担。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摩擦像灰尘一样，一天落一点，看不见，但你伸手一摸，到处都是。

老周的腰越来越不行了。睡了一个多月的沙发，他的腰疼得越来越厉害，早上起来要扶着墙站好一会儿才能直起来。我偷偷在网上搜了折叠床和床垫，最便宜的加一起也要七八百。我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没买。不是舍不得这七八百，是买了没地方放，客厅本来就已经转不开身了，再放一张床，连站的地方都没了。

有一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路过客厅，看见老周坐在地上，背靠着沙发，用拳头捶自己的腰。客厅没开灯，月光从阳台门照进来，照着他的背影。他没看见我，我也没开灯，就站在黑暗里看了他几秒钟。他的动作很慢，一拳一拳地捶，捶几下就停一会儿，再捶几下。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的老伴，六十岁的人了，半夜坐在地上捶腰，因为睡沙发把腰睡坏了。

我没走过去。我知道我走过去他一定会说没事没事，然后把我赶回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所以我转身回了卧室，把门关上，在被窝里哭了。

第二天我跟儿子说，你爸的腰不行了，不能再睡沙发了。儿子说妈我想想办法，他说想办法的时候表情很为难，我知道他不是不想管，是实在没空间。

那天晚上儿子在客厅量了半天尺寸，拿着卷尺量了又量，在本子上画了半天。第二天他从宜家买回来一个窄窄的床架，只有九十公分宽，刚好能贴着沙发的位置放下一张床。客厅被那张床占掉了最后一点空间，茶几挪到了靠墙的位置，走路的时候得侧着身子过。但不管怎么说，老周终于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床，不用再睡那个夹缝里的折叠沙发了。

老周躺上去试了试，说行，不错。我看着他躺在那张窄窄的床上，两条腿伸在外面，脚后跟搭在床尾外面半截，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他个子一米七八，那张床只有一米九长，他躺着刚好够，但脚稍微一动就露在外面。

儿媳妇小雨看见了，第二天从网上买了一个加厚的床垫寄过来，说爸你铺上这个软和点。老周说不用不用，但东西到了以后他铺上了，嘴上还在说不用不用。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表面上风平浪静，水底下全是石头。

有两件事是最后的引线。

一件是孙子周周的教育。我一直觉得四岁的孩子就该玩，跑跑跳跳开开心心的。但小雨给周周报了好几个班，英语、乐高、画画，每个礼拜排得满满当当的。周周有时候闹情绪不想去，我就说不想去就别去了，小孩子嘛，逼那么紧干什么。小雨当时没说什么，转头跟儿子说：“妈这样周周以后没法管。”

这话是儿子传给我的。儿子说这话的时候很为难，脸都红了，说妈你就别插手了，周周的教育问题我跟小雨商量着来。我说我什么时候插手了？我就是心疼孩子，四岁的娃天天跟赶场子一样，累不累？

儿子说：“妈，你不懂，现在成都的小朋友都这样，你不学就跟不上了。”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但看了看儿子的脸，忽然就说不出来了。他在他爸面前是儿子，在公司是员工，在我面前是儿子哪一样都不轻松。我没再说什么，但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自己老了，落后了，跟这个城市的节奏完全搭不上。

另一件事是老周的药。

老周有高血压和冠心病，每天都要吃好几种药。来成都之前我带他去市医院开了三个月的药，走的时候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说有些药不能停，停一个礼拜可能就出大事。药吃完的时候我去附近的药店买，发现同样的药比老家贵了将近一半。我跑了三四家药店，都是这个价。有一天我忍不住跟儿子提了一句，说这里的药真贵，早知道在老家多开点带过来。

结果第二天小雨就塞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老周要吃的所有药，整整齐齐的。她说：“妈，我托同事在医院开的，比药店便宜。以后爸的药我来负责，你别操心了。”

我打开一看，那些药跟老周以前吃的一模一样，连厂家都没变。我问她花了多少钱，她说不贵没多少。我看了看药盒上的条码，用手机扫了一下，大概算出来这些药加起来得两千多。我心里过意不去，跟她说了好几次要把钱给她，她都不要，说都是一家人，分那么清楚干什么。

后来有一天我不小心听见小雨跟她妈打电话。她在厨房里接的，门没关严，声音飘出来了。她说：“妈，你就别操心了，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反正现在就这样呗，能怎么办？”

然后顿了一下，又说了句：“节省点吧，总不能让人走了回去说我家过得不行。”

我不知道她说的“人”是谁。是我和老周吗？是说我们来了以后她家过得不行了？还是说她得在她妈面前装得体面一点？

我站在厨房门外，手里端着一盆要洗的青菜，站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老周也睡不着。他躺在那张九十公分宽的床上，腰下面垫着小雨买的厚床垫，但还是在翻来覆去。我小声叫他：“老周，老周。”

他嗯了一声。

我问：“你想不想回老家？”

他沉默了一会儿，声音闷闷的：“你呢？”

我说我随便。

他说：“我也随便。”

然后两个人都没再说话。客厅里空调外机嗡嗡地响，窗户外头不知道谁家的狗在叫，叫了几声就不叫了。我想了很多，想着想着眼睛就湿了。不是心疼自己，是心疼儿子。他在这座城市打拼了快十年，好不容易买了房子成了家，我们来了以后添了多少麻烦，他心里带着多重的负担，我一想就知道。他嘴上不说，但他看我的眼神变了，以前是我心疼他，现在是他心疼我，心疼里还带着一点说不清的东西，像愧疚，又像无奈。

第二天早上下雨了，成都的秋天一下雨就阴冷阴冷的。我送周周去幼儿园，打着伞牵着他的小手走在湿漉漉的路上。周周忽然抬起头跟我说：“奶奶，你不要走。”

我愣了一下，蹲下来问他：“谁说要走了？”

他说：“昨天晚上妈妈跟爸爸说的，说爷爷奶奶可能住不习惯，想走。”

我心里像被人抓了一把。我说奶奶不走，奶奶还要陪周周呢。他笑了，露出一排还没长齐的牙，蹦蹦跳跳地往幼儿园跑。

我的眼泪在雨伞后面掉了下来。

我想好了，走。

不是赌气，不是委屈，是真的想明白了。我们在这儿，帮不了太多忙，添的麻烦却不少。六十多平的房子住五个人，转个身都费劲，谁都不自在。我做饭做得小心翼翼，小雨吃饭吃得勉强将就，老周睡觉睡得腰酸背痛，儿子夹在中间两头为难。这不是一家人的日子，这是在互相忍受。

我跟老周说了我的想法，老周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四个字：“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那行。”

他没问我怕不怕回去以后别人说闲话，也没问我回去了怎么跟亲戚交代。我们过了三十多年了，他知道我不是那种想一出是一出的人，我想走，一定是想明白了。

走的那天是礼拜天。我提前几天跟小雨说了，她当时愣了一下，然后说妈你们再住住呗。我说不住了，你们都忙，我们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回去自在一些。她没再留，但我看见她眼眶红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走之前我做了一件事。我把这几个月买菜做饭省下来的钱，加上老周少吃了几个月的降压药省下来的差价，再加上我们本来就不该让儿子儿媳承担的那部分开销，凑了一万块钱，用一个信封封好，放在主卧的枕头底下。我在信封背面写了一行字：“小雨，这一万块钱是你们给我们垫的药费和周周的学费，收着吧，别推了。你是个好媳妇，是妈做得不够好。”

我不知道她看见了以后会怎么想。也许她会哭，也许她会长长地舒一口气，也许她会觉得终于清静了。不管她怎么想，我都不怪她。她嫁给周明，不是嫁给我们老两口。她有她的日子要过，有她的规矩要守，有不方便对外人讲的难处。我们之间没有谁对谁错，就是住得太近了。近到彼此的好意变成了刺，近到所有的付出都成了负担。

儿子送我们到火车站。他把我们的编织袋和拉杆箱放好，在检票口站了一会儿，说：“妈，爸，你们回去好好的，过年我带着小雨和周周回去看你们。”

我说好。

他又说：“妈，对不起。”

我说你对不起什么？你什么都没做错。

他没说话了，低着头站在那儿，像小时候犯了错等我原谅的样子。我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前我是拍他的头，现在他比我高了太多，我只能拍到他的肩膀。

“回去吧，好好工作，对小雨好一点，她不容易。”我说完这句话，拉着老周进了检票口。

走出去好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儿子还站在那儿，穿着那件灰色卫衣，手插在兜里，眼睛看着我们的方向。我从他的表情里读出了一些东西，是不舍，是愧疚，又好像是如释重负。我转过头没再看他，拉着老周的手往前走。

老周的手粗糙、厚实、有力，跟三十年前我们在厂里认识的时候一样。那时候他刚从部队退伍分配到运输公司，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手上有厚厚的茧子，握着我的手的时候小心翼翼的，生怕弄疼我。

后来我们结了婚，生了儿子，下了岗，又找了工作，供儿子上大学、结婚、买房，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们像两个拉车的牛，低着头拉着这个家往前走，走了大半辈子，以为退休了就能歇一歇了，却发现孩子们还在爬坡，我们跟不上了，也不能再跟了。

上了火车，还是绿皮车，还是慢悠悠的。老周靠在窗边看窗外，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跟我说：“等回去了，把家里收拾收拾，咱们重新过日子。”

我说好。

他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像来的时候一样。我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烟味和药味混在一起的气味，这是跟了我三十多年的味道，熟悉得让我想哭。

火车开出成都平原，穿过一个个隧道，从一个亮堂堂的世界钻进黑黢黢的山洞里，又从山洞里钻出来。天一会儿黑一会儿亮，明暗交替着，像我们这一辈子的日子，好的时候有，难的时候也有，但车轮一直在转，从来都没有停下来。

我闭上眼睛想，回去了以后，还是要好好过。那套老房子，虽然小，虽然旧，虽然有时候水管子会堵楼上会吵，但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可以随意走动、大声说话、想几点起就几点起的地方。

老周可以在客厅看电视，想看什么看什么，音量开到多大都没人说。我可以五点起来做早饭，乒乒乓乓地剁馅子，不用怕吵醒谁。儿子过年回来就住他的房间，想待几天待几天，不用挤在九十公分宽的床上过夜。

那个在成都的两室一厅，六十多平，住着五个人，到处都憋屈，到处都不自在。但那不是谁的错，是我们都太想靠近彼此了，近到忘了距离才是最好的相处方式。

火车晃晃悠悠地往前走，车窗外的天暗下来了，车厢里的灯亮了。老周靠着我的肩膀打呼噜，对面铺上一个年轻妈妈在哄孩子，孩子哭了几声就不哭了，咯咯地笑起来。

我也笑了。看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头发花白了一半，脸上全是褶子，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底下堆了两层肉。老了，真的老了，老到知道什么时候该靠近，什么时候该离开。

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我们提着编织袋出站，站前广场上空荡荡的，几个拉客的司机缩在大衣里问走不走。我深吸了一口气，是老家干燥的、带着煤烟味的空气，呛得我咳了两声，但心里踏实。

出租车把我们送到楼下，老周抬头看了看六楼那扇黑着的窗户，从兜里摸出钥匙。楼道的灯坏了，他摸黑开了门，我跟在他后面，一级一级往上爬，爬到三楼的时候喘得不行，扶着墙歇了一会儿。老周在前面喊：“到了没有？”我说快了快了。

门打开的一瞬间，一股霉味扑面而来。走了几个月，屋里落了厚厚一层灰。老周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放，走到阳台上推开窗户，夜晚的风呼地灌了进来，吹得窗帘哗啦啦地响。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个家。客厅小，家具旧，墙皮掉了好几块，沙发上堆着他走之前没来得及收的报纸。但这是我的家，是我想怎么摆就怎么摆、想怎么住就怎么住的地方。

老周从阳台走回来，站在客厅中间看了看，说：“明天我去买点石灰，把墙刷刷。”

我说好。

他又说：“水管子也该换了，上次漏水漏到楼下，邻居说了好几次了。”

我说好。

他说完了站在那儿，忽然长出了一口气，像是把什么东西吐出去了。然后他走到他那张旧藤椅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点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眯起眼睛看天花板。

我进厨房烧了一壶水，把那个用了二十多年的老茶壶洗了洗，泡了一壶茶。给他倒了一杯，自己倒了一杯。我端着茶杯走到阳台上，看着楼下那条走了几十年的马路，路灯昏黄黄的，偶尔有车经过，鸣一声笛，声音渐渐远去。

杯里的茶很烫，我吹了吹，抿了一小口。有点苦，但回甘，是那个味儿。

手机响了一声，是儿子发来的消息。我打开一看，先是一张照片，周周趴在地上画画，画的是一个房子，房子里画了好多人，有爸爸有妈妈有爷爷奶奶，每个人的头顶上都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图片下面跟着一行字：“妈，周周说想奶奶了，过年我们一定回去，多住几天。”

我把手机递给老周看，他看了一眼，把烟掐灭了，声音有点哑：“行，多住几天。”

天黑透了。六楼的灯亮了，在这一片黑黢黢的楼房里，那一点光不大，但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