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宜泽被英国抢劫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奥派经济学）

文丨漫天雪

中国斯诺克选手吴宜泽在2026 年斯诺克世锦赛上夺冠，获得了50万英镑冠军奖金。吴宜泽于2023年在英国注册成立了个人斯诺克公司，属于英国的所得税居民纳税人，因此适用英国税法。他将按照英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45%缴纳个人所得税，总计22.5万英镑；另外，还需缴纳1万英镑英国国民保险税。

也就是说，他的50万奖金，到手的只有26.5万英镑。换句话说，他的收入的47%，被英国政府征收了。

他在英国被拦路抢劫了——不，比拦路抢劫的劫匪要凶悍得多。

劫匪是“盗亦有道”的，他抢完你之后，就不再骚扰你，而且保你一路不再被别人骚扰。劫匪坏得很诚实，他说“留下买路钱”，就是抢你俩钱自己花花，不会说我抢你是为了用之于你，是为你好。劫匪知道自己是劫匪，从来不会要求你热爱他，感恩他，看到他的海盗旗就敬礼。

英国政府则永远不知餍足，只要吴宜泽继续在英国有收入、乃至全球有收入，就会不断纠缠他，它像个幽灵一样如影随形，吴宜泽的一生都难以摆脱，稍有不从就会被关进监狱。它说这些钱自己并不用，反而都会用之于你。它抢走吴宜泽的钱后，说这是你的荣耀，你应该感到自豪，你要膜拜它，你应当在大英帝国的旗帜下慷慨赴死。

一个把个人收入的将近一半拿走的英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吗？它不是。这分明是毁灭资本，因为只要这样做，就没有人愿意积累资本，只会消费资本。它还是市场经济吗？更不是。因为市场经济以产权为根基，这种赤裸裸的侵犯产权的政策，是反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的制度，是消费者的金钱投票让一个人收入变高的，那么对收入高的人课征重税，就面临一个终极的问题：一个人的收入到底由国家来决定，还是由消费者来决定，前者是计划经济，后者是市场经济。

所以，英国的现行体制，是民主社会主义。它就是直接运用资本主义几百年来创造的成果，来费边推进社会主义，实现财富平均分配、最终消灭私有产权的目标。这就是国内民主派和所谓“右派”向往的体制。这些人，按照国际主流的划分，是妥妥的左。

英国的税收，并不是一直这么高的。

在英国的绝对君主制时代，国王是国家的主人，也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地主。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是监护权收入、王室领地租金、封建协助金；二是关税；三是对国内征收的直接税，跟我国古代一样，最多是十分之一税、十五分之一税，覆盖面较窄，大部分平民不纳税。这些税收主要用于王室宫廷的开支、战争开支等。

为了满足国王的征服欲，收入总是不够，因此国王经常向国内贵族借钱，然后父债子还；有时候实在还不起，就用土地来抵债。比如宾夕法尼亚，就是英王威廉·佩恩借给英王钱之后的抵债所得。

英王当然想多征税，但是他面临多重制约。

首先是，作为寄生阶层，必须依靠宿主才能存活，如果对宿主压迫太甚，那么他自己也就没啥可吸血了，所以必须轻徭薄赋，让民众生活好一点，他才能更多更持久地吸血。

其次，他面对贵族的制约。众所周知，光荣革命实行君主立宪，就是要求国王不能未经同意就随便征税，无代表不纳税，征税权移交给议会，他要是肆意妄为，那大家就揭竿而起。

第三，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地主，如果他总是要侵犯他人的私产，那么就是在否定自己，既然别人的财产你能随便拿走，那么你的财产被别人拿走又何尝不可？

总体而言，英国在君主制时代，全国税收占GDP的比重长期保持在8%～12%的区间；和平年份更低，主要靠关税、消费税，基本无常态化高额直接税（所得税、遗产税）。

英国税收的第一次大幅攀升，发生在19世纪后期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大幅度扩大投票权后。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总体税负攀升至15%→20%。这个时期英国出现了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直接税从过去的次要税收，变成了核心税源；1909 年，英国 “人民预算法”， 直接向大地主、富豪加征地税、超高收入附加税；同时彻底打破贵族免税特权，税收从 “王室敛财” 变成 “社会再分配工具”。

道理很清楚，民主制度让每个人都可以发声，言论自由是政治正确，哪怕是公开煽动再分配（抢劫）的言论。英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为了维护执政地位，开始贿赂选民，搞养老、医保、扶贫。但英国政府不生产一分钱财富，它是一个巨型的消耗机构，所以办法当然就是对另一部分人征税，税负就节节攀升。

英国税收的第二次大幅度攀升，发生在一战期间。

在战前的1913 年，英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5.8%。到了1915年，升至17.5%，1916 年为25%，1918 年达30%，同时大幅降低免税额度，这意味着个税覆盖的人群显著扩大。

这个道理也很清楚，战时筹措战争经费的办法，一是征税；二是通胀，即隐秘地征税；三是举债，也是征税，向未来征税，或者，债务货币化，还是征税，即将民众的储蓄通过印钞的手段稀释，转移到政府手中。

第三次是最疯狂的攀升，发生在二战及以后。

1940 年，英国开征战时超额利润税，最高为80%；1944 年，英国综合所得税（含附加税）最高边际税率为94%。这就是没收性税率。

战后，为支撑国民保险、NHS 等福利体系，高税率长期固化。1974 年工党政府将劳动收入最高税率升至83%，叠加 15% 投资附加税，总税率达98%（针对年收入超 2 万英镑人群）。这就是共产主义了。

请注意，人们通常认为英国是工党政府爱搞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错了，这是受到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在1980年代推行自由化改革的历史叙事的影响。其实，英国的福利国家体系和全盘计划体系，是保守党政府首先搞出来的。

1940-1945年，在英国执政的，正是保守党的战争狂人和计划狂魔温斯顿·丘吉尔。

这倒也不是说他一个人这样搞，这是当时的“潮流”。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欧洲各国都在干预主义的道路上争先恐后一路狂奔。首先是德国，主要的干预措施不是纳粹首先采取的，而是希特勒掌权之前魏玛共和国时期，就采取了中央计划经济、兴登堡式的社会主义。然后是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均实行了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英国主要的干预措施不是工党首先采取的，而是在战时丘吉尔内阁的领导下，从某些商品的价格管制开始，一步一步地干预递增，越来越多地控制了经济。战争结束时，英国实行的几乎就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英国不是被 1945 年成立的工党政府带向社会主义的，而就是温斯顿·丘吉尔政府搞出来的，战后工党政府只不过保留了丘吉尔的体制而已，直到把英国经济搞得面临崩溃边缘，才迎来了撒切尔夫人（并不彻底）的改革。

好了，通过简要梳理英国的税收飙升历程，我们发现一个规律：那万恶的君主制时代，相比于全民民主时代，反而是剥削和征敛有度的。这是为什么？

这就涉及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时间偏好。

通俗说，时间偏好高，就是更加注重当下，而忽视长远；时间偏好低，就是更加注重未来，而在当下有所节制。

时间偏好与私有产权和对未来的预期紧密相关。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财产将在未来被征收一部分或者被没收，那么它就会倾向于消费财富，而不是积累财富；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那么时间偏好将高到离谱，不会有对未来的任何储蓄，今天人们就会尽可能地吃干喝净。

反过来，如果产权有保障，对未来的预期稳定，那么人们就能通过理性让当下的愿望服从于未来的愿望，进而积累储蓄。因为他认识到，相对于现在就吃干喝净，积累储蓄能够为他提供未来的、长远的、更大的满足。

君主制度下，整个国家实际上就是英王的私有财产。这份私有财产，是可以传给自己的后代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有些节俭的老人，低时间偏好的倾向可以延续到他死亡后——他要为子孙后代积累财产。这个国王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剥削有度，因为他知道，一旦剥削过度，就像自己损害自己的房子一样，让它在未来失去价值。用经济学的话说，他会维护自己的资本价值，以图获得未来的更大租金。

这就是君主制下国王剥削有度的原因。这不是说君主制好，或者说君主很仁慈。当然不是，这只是比较经济制度的研究，是相对意义上的时间偏好低。正是贪婪的算计，让他们剥削有度。

到了民主时代，一切都发生了逆转。

如果绝对君主制时代的英王活到现在，看到现在的英国政府可以对一个人征收45%的税收，居然还没有引起反抗，反而让大众歌功颂德，他得羡慕地从棺材板里跳出来——你们到底是施了什么魔法，让我的子民们这么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财产的啊！

答案就在于民主制度本身。

民主制度没有国王了吗？

不。议会从屠龙少年变恶龙，把自己从一个限制王权的机构，变成了一个行使王权的机构。它不是不要国王，而是自己要当国王。哪一个征税法令，不是议会通过的呢？

这会让我们对各种政治行动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知，而不是天真地以为换一个国王一切就会变好。

议会又是民众选出来的，谁占多数，谁就组阁，谁能给我们发福利，我们民众就推举谁。在这个议题上是少数，在下一个议题上可能是多数。

所以议会民主制度消灭了国王了吗？

不，它把议会变成了新的国王，它把人人都变成了国王。

“国王”的意思就是，他可以不劳而获，将手伸进别人的口袋里，为自己谋利益。诚如巴斯夏所说：在民主制度下，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神话，每个人都在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谋求生存，每个人和他的个人财产都触手可及，可供其他每个人攫取。

所以民主是什么呢？就是财产公有嘛。

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形成的私有财产观念，在民主面前发生溃败呢？

因为民主制度模糊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界限。

民主制度开放了权力准入通道，让每个人都可以当国王。相比于君主时代，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界限泾渭分明，国王剥削，大众被剥削。民主时代则人人都可以剥削，人人也都可以被剥削。这个时候似乎没有剥削者了，人人平等了，但是很清楚，功能性的剥削依然存在，那些税收的净消费者就是剥削者，而税收的净贡献者，就是被剥削者。人们在这种制度下，被解除了对剥削的警惕和反抗心理，会觉得反正这些钱都会花给自己，由此进一步培养了对国家的崇拜和对权力扩张的支持。

但是相对于世袭制的国王，民主制度下的国王，都是暂时的，议会里的执政党团，并不像国王那样，拥有整个国家的资本价值本身，他们任期就那几年，只是在任期期间，临时管理整个国家的资产。

这个时候，人的时间偏好骤然提高。既然这些财产并不属于自己，也无法传之于后世，自己只是作为财产的临时代管人存在，那么他们将倾向于在任期内作为临时代管人，只顾当前而不顾长远，榨干整个国家的资本价值。我死后那管他洪水滔天。

于是就会出现，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不断地向选民承诺福利，开启了一场福利竞赛，谁贿赂的多，谁就当选。伴随着福利节节攀升的，当然就是税收的节节攀升。

所以，这是一种相互强化-恶化的过程。它系统性地激励人们对他人的财产主张权利而毫无愧色，系统性地打击社会上最勤劳、最聪慧、最有能力的人群，开启种族的逆淘汰即退化过程。然后，那些临时代管人不用为未来负责，只用关注自己有限的任期，自己也不用出一分钱，谁的票不是一票呢？所以，越是巧舌如簧、善于煽动、善于忽悠民众、说谎毫无内心负担、越没有道德底线的人，越容易赢得流氓的青睐，越容易登上议会政府的高位。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最坏者当政”。

英国税收的不断提高，伴随着民主制度而来；英国经济的衰退，也伴随着民主制度而来。认清民主的真相和它的后果，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