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俘虏77个美国女兵，关上门请“吃烧烤”，关押三年 无一人死亡

1942年，77名美国女军人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虏，关了将近三年。她们住的地方，后来发现墙脚堆着汽油桶，桶上接着雷管，随时可以点着。

她们每天能吃到的东西，最惨的时候只够一个人躺着不动勉强活命，更别说还得上班干活。就这样的条件，77个人进去，77个人出来。一个都没死。

一、她们是怎么落到这里的

1942年5月，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岛陷落，美军在菲律宾的抵抗彻底玩完。七万多名士兵当了俘虏，被押着走了一场后来震惊世界的"死亡行军"，路上死了将近一万人。但这77名女护士，日军没让她们跟男兵走一条路。

把她们单独拎出来，日军自有打算。

当时南京大屠杀的丑闻还在国际上发酵，日本不想再招惹新的麻烦。这批女性军人属于非战斗人员，要是跟男兵混在一起出了什么事，就是给自己添乱。

另外，四千多名欧美平民被关在马尼拉一所大学的校园里，那地方缺医少药，得有人干活，77个注册护士正好派上用场。说穿了，日军觉得她们"有用"，才留着她们单独关。

这所大学叫圣托马斯大学，是马尼拉市中心一所老教会学校，有围墙、有操场、有楼房。日军把欧美平民全塞进去，最多的时候里面关着快六千人。

护士们被安置在校园对面街上一栋独立建筑里。领队是两位老前辈——年近六十、打过一战的戴维森上尉，还有她的搭档内斯比特中尉。

这两个人一进营地，第一件事不是哭，不是抱怨，而是开会：从今天起，每人每天必须穿制服上班，轮班四小时，该做什么做什么。

内斯比特这个人有多硬，有个细节可以说一说。撤退途中，上级命令她只带美国护士走，把菲律宾本地护士留下。她直接回怼："如果我的菲律宾护士不走，我也不走。"上级没办法，打电话请示总部，最后所有护士一起走。

就是这样两个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撑起了77人的生存框架。

护士们在校园里建起了一个临时医院，分设老年科、传染病隔离区、24小时急诊。

她们住在相对独立的楼里，跟人口最密集的主楼隔着一条街，这在后来意外地减少了她们被传染病波及的概率。这一切，都是她们自己组织起来的，日军没给一分钱、一片药。

二、活下去有多难

集中营头两年，日军每天给每个人的口粮，大概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维持正常生命体征的最低限。饿不死，但也别想干什么重活。

到了1944年，前线战局急转直下，补给越来越少，口粮开始一刀一刀往下砍。先砍到勉强能坚持，再砍到明显不够，最后砍到每人每天只有七百卡路里左右——大约就是两小碗稀饭的热量。

要知道，一个人安安静静躺着一天不动，身体维持基本运转就得消耗一千五百卡，更别说这些护士还得每天上班。

有位护士入营时体重将近六十公斤，解放时只剩三十四公斤。另一位更惨，解放后她自己算了算，觉得如果美军再晚来几天，她可能就撑不住了。

在这种条件下，营里其他人的死亡率已经攀升到了正常水平的七倍。每天早上，从楼道里抬出去的人越来越多。

护士们自己也在挨饿，但她们还得给别人治病。没有抗生素，没有正经手术器械，用麻绳代替缝合线，把旧布煮沸之后剪成绷带，用木棍当夹板。遇上手术，靠的是入营前藏在枕头套里走私进来的那点麻醉药，用完就没了。

撑住这些人的，不全是信念，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逻辑：她们知道自己在护士群体里算是条件相对好的，要是她们垮了，身边那些更虚弱的病人就真的没有依靠了。

但最大的威胁，不是饥饿，而是她们不知道的那件事。

大约就在口粮砍到最惨的那段时间前后，日军已经在集中营主楼的楼梯下面堆满了汽油桶，每个桶上都接着雷管和导线。有几位护士偶然看到了，她们的第一反应是：这东西是要炸我们的。

她们猜对了。日军早在1944年就已经下达了所谓的"杀光令"，要求在美军逼近时，不得留下任何战俘活口。菲律宾另一个岛上的一批美国战俘，就是被倒进防空洞的汽油直接烧死的。圣托马斯这边，方案已经准备好，就差按钮。

三、谁把她们救出来的

让日军来不及动手的，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麦克阿瑟当时已经通过游击队的情报渠道，知道了那批战俘被烧死的消息，也大概知道集中营里可能发生什么。

1945年1月底，他找到第一骑兵师师长，下了一道不走寻常路的命令：绕开日军、撞开日军，该打就打，但必须赶到马尼拉，把圣托马斯的人救出来。

骑兵师组了一支轻装特遣队，带四天的给养，三路分头出发。他们的策略很简单——不跟日军纠缠，遇到桥梁就抢，遇到阻拦就打，中间不停。

就这样，他们用了六十六个小时，跑完了将近一百英里的路。

1945年2月3日晚上快九点，一辆M4谢尔曼坦克直接撞开了圣托马斯集中营的大门。

营内一片漆黑，日军半小时前就已经断了电。坦克撞开门，士兵踢开主楼的门，一个老年囚犯走过来问：你们是真正的美国人吗？得到肯定答复后，整栋楼里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随后有人开始唱《上帝保佑美国》。

带美军找到路的，是两名菲律宾游击队员。其中一人叫科拉科上尉，他在进入营地时被手榴弹炸伤，一周后去世。那场解救里，有一段代价是写在菲律宾人身上的。

不过日军并没有当场崩溃。约六十名守卫退守教育楼，把两百多名男性囚犯关在里面当人盾，和美军僵了整整三十五个小时。

最终谈判达成协议：日军可以带着步枪和军刀离开，换条件是放出所有人质。守卫指挥官走出大门那一刻，和美军交换了一个敬礼，然后两边分开。他在街上没走多远，就被打死了。

另外十一名海军护士，被关在马尼拉郊外另一处集中营，由第十一空降师的伞兵在两周后实施突袭解救，全部获救。至此，77人进去，77人出来，一个不少。

戴维森上尉那时候已经虚弱到走路都费劲，但她坚持要求护士们走出营门时排好队。她说，她们是作为一个护士连进来的，出去的时候也得是。

这件事后来被压在历史的角落里很长时间。她们回国后拿到了铜星勋章，然后就几乎没有人再问起她们的故事。

一直到1980年，才有几位老兵自己凑钱，在菲律宾立了一块铜牌，上面写：献给巴丹和科雷吉多尔的天使们。

那时候，她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在了。2013年，最后一位幸存者在九十八岁时去世，临终前接受采访还说：既然那三年我都撑过来了，这辈子就没有过不去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