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岁画家袁运生辞世：他的《泼水节》曾是改革开放的风向标

澎湃新闻获悉，2026年5月7日凌晨3时20分，知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生离世，享年89岁。

袁运生1979年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曾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之一，在一代人的眼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事实上，袁运生在艺术界的地位却不是因为这“事件”，而是因为其作品。“袁运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受到关注的重要艺术家之一，也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代艺术家。”知名艺术评论家贾方舟今天在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采访时说。

对于艺术，袁运生曾说：“先回到源头，在自己的文化里润一润、泡一泡，滚一身泥。”“从中国出发”，也成为他留给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精神遗产。

袁运生（1937-2026）

袁运生的艺术启蒙，深受其恩师董希文的影响。董希文推崇敦煌艺术，有言“一笔负千年重任”，这种对民族传统艺术精神的敬畏与使命，深深植入袁运生的心中，成为贯穿其一生的灯塔。

袁运生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1979年，他参加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其《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极富装饰性的人体形象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后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并被广泛认为是新中国美术发展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社会影响力超越了艺术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与社会现象，这件作品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开始思想解放、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的重要文化信号之一。

1979年10月，袁运生在北京首都机场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袁运生先后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1982年赴美访学与任教，1996年回国重返中央美术学院，持续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艺术”之路。

袁运生，《自画像》 28×35cm 布面油彩 1975年

贾方舟对澎湃新闻表示，袁运生的艺术道路，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氛围紧密相连，“他在中央美院上学的时候，就因为思想活跃受到压抑。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回到美院，很快就因为到西北考察、研究传统文物，以及后来首都机场壁画的创作，成为最受关注的艺术家之一。”

袁运生《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色彩稿第一稿 33.9×198.6cm 纸本水彩 1979 艺术家自藏

袁运生后来赴美多年，在纽约期间艺术语言发生很大变化，“和首都机场时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后来作品的表现性特别强，很多都是半抽象状态的作品”。但在他看来，袁运生始终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他接受西方艺术很多，但同时又特别强调中国传统，而且对中国传统的评价非常高，这一点给人留下很深印象。”

袁运生 ，《无字碑》， 1991-2015，纸本水墨， 180 x 288 cm

很多公众最初认识他，是因为1979年的“首都机场壁画事件”。在首都机场创作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他描绘了傣族女性沐浴的裸体形象。在今天看来并不罕见的画面，在当时却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围绕“裸女”的讨论甚至惊动高层，壁画一度被遮挡。这场风波后来被视为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重要文化事件，也成为中国艺术重新面对“身体”“生命”与“自由”表达的一次历史性时刻。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但对于许多艺术家和评论家而言，真正让袁运生重要的，并不只是这一事件，而是他贯穿一生的艺术探索。

贾方舟曾撰文《特立独行袁运生》，认为袁运生始终坚持一种“从中国出发”的艺术道路。他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如何简单学习西方现代艺术，而是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找到中国现代艺术真正的根和源。

中年时的袁运生

这种思考早在1970年代便已出现。在长春工作期间，袁运生曾创作过大量风景和静物作品。彼时现实主义主题创作仍是主流，而他笔下却常出现植物、花卉、公园、湖水等“日常”题材。《磁州窑瓶花卉》《长春植物园》《长春南湖公园》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印象派色彩和现代主义语言的兴趣，也能感受到一种压抑年代中仍不愿熄灭的生命热情。

袁运生，《长春植物园》，布面油画，56 × 78 cm，1971

1978年，云南之行成为袁运生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

应云南美术出版社邀请，他赴西双版纳写生。当地雨林、植物、傣族人物与节庆场景，使他找到了新的视觉语言。那些层层叠叠的衣纹、富有节奏感的线条、繁茂交织的植物结构，既来自中国传统线描，也带有现代主义的构成意识。

袁运生，《傣女一般像》，毛笔宣纸，68x95cm，1978秋

后来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1979年以后，中国艺术界开始进入新的阶段，而袁运生也开始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

正如一些评论所言，线，立体的线，是袁运生结合中西的产物。袁运生并非中国画的使徒，而中国画亦非袁运生的归宿。然而，袁运生相信并仰赖线的美学，以至于他反复回归中国画与书法的艺术样式中（当然他并不拘泥于此）。更重要的是，袁运生自生涯早期就借用了线的美学，比如《云南植物写生》等素描中，袁运生以线描述一切，内里勾连着中与西的图式与构式。

1980年前后，他创作了《爱恋》《生命之歌》《少年》《相思》等纸本彩墨作品。相比机场壁画中明确的装饰性与节奏感，这些作品显得更加自由、狂放，也更接近后来人们熟悉的“袁运生风格”。

1982年，袁运生赴美。出国前，他曾写下《魂兮归来——西北之行感怀》，提出“中国艺术精神”的问题。对他而言，美国并不只是学习西方艺术的地方，更像一次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契机。

袁运生，《麦积山双佛像白描》，138.5x69.5cm，宣纸水墨，1981

在美国期间，他先后任教于塔夫茨大学、麻省大学、史密斯学院、哈佛大学，也系统观看了大量西方现代艺术原作。他曾拜访德库宁、劳申伯格等艺术家的工作室，并深入研究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

但越是接近西方现代艺术，他越意识到，中国艺术不能只是重复西方。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早已蕴含抽象性、表现性与精神性的因素。无论是庄子的哲学、禅宗的“顿悟”，还是石涛的“一画论”，都包含着一种对“状态”和“即时性”的把握。这也让他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之间，并非完全对立。

进入199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开始呈现更强烈的表现主义气质。《时间》《人世》《九重》等作品中，复杂交错的线条、剧烈堆积的色层、彼此缠绕的人物与空间，使画面始终带有一种精神性的重量。

袁运生《狂想曲》， 1991-2015，纸本水墨， 180 x 291 cm

2001年，袁运生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大型个展，并亲自命名为《从中国出发》。这个展览标题，几乎成为他一生艺术道路的总结。

袁运生，《纵浪大化》，300x1800cm，布面水墨。2011，2023年艺术家捐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晚年的袁运生，绘画逐渐趋于简净。相比1990年代那些充满冲突的画面，晚年的山水与纸本作品开始出现更多留白。线条变得克制，色彩也趋于安静。一些作品中甚至出现火车、山石、小路等带有童趣意味的形象。

2022年夏秋，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举行大展“袁运生的历程”，展览作品贯穿袁运生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的艺术历程，时间跨度长达70年之久。展厅中两百多件不同类型的作品和丰富的档案文献构成了袁运生的艺术世界，重现袁运生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艺术变革的巨大贡献和卓越才华。

龙美术馆（西岸馆）“袁运生的历程”展览现场

2025年底，袁运生的大型个展“失序与并存”在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举行，这或为他生前最后一场大展。

袁运生曾说：“先回到源头，在自己的文化里润一润、泡一泡，滚一身泥。”“从中国出发”，也成为他留给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精神遗产。

共工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大兴机场壁画)（局部）300×2000cm 布面炭笔 2019 艺术家自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