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木匠师父把独女嫁我，新婚夜刚钻进被窝，她一把推开：想得美

楔子

1983年，腊月初八，宜嫁娶。

我站在陈家老宅的堂屋里，大红喜字贴满了门窗，煤油灯把整个屋子照得昏黄发亮。陈木匠坐在太师椅上，喝了我和他女儿敬的酒，平日里那张能锯断木头的黑脸，竟然红了眼眶。

“小周啊，”他拍着我的手背，声音沙哑，“我这辈子没求过人，今天就求你一件事。”

我赶紧跪下：“师父您说。”

“好好待她。”

就这四个字，我磕了三个响头。

陈木匠是我跟了五年的师父，整个青山镇方圆百里，谁家打家具不找他？那年月学木匠是要磕头拜师的，我十八岁上山，二十三岁出师，五年里吃住都在师父家，他待我比亲儿子还亲。

唯一的遗憾是，师父只有一个女儿，叫玉兰。

玉兰我是见过的，但说实话，没怎么看清过。师娘死得早，玉兰一直住在姥姥家，逢年过节才回来。每次回来都穿着素净的衣裳，低着头走路，看见我也不说话，端了饭菜放到桌上就转身走了。我只知道她辫子很长，腰很细，走路的时候辫子一晃一晃的。

拜师五年，我跟玉兰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

所以当师父说要把他闺女嫁给我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

“小周，我这把老骨头干不了几年了，”师父坐在门槛上抽旱烟，吧嗒吧嗒的，“玉兰今年十九了，也该找婆家了。方圆几十里的小伙子我都看过了，没一个看得上眼的。”

我当时正蹲在院子里刨木头，手里的刨子差点没拿住。

“你跟我五年，手艺学了个八九成，人品我也信得过，”师父把烟杆子在鞋底上磕了磕，“肥水不流外人田，你说呢？”

我能说什么？我激动得手都在抖。

整个青山镇都知道，陈木匠的闺女是朵花。不是那种妖艳的花，是那种你看着她就觉得心里安静的花。多少人来提亲，师父都没答应，现在要把她嫁给我这个没爹没娘的穷木匠，这不是天上掉馅饼是什么？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婚事办得急，但绝不草率。师父拿出了棺材本，杀了一头猪，请了半个镇子的人。我穿着一身新做的蓝布衣裳，胸前别着大红花，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去接新娘子。

玉兰穿着红色的棉袄，头上盖着红盖头，被她二婶扶上了自行车后座。她始终没有说话，安安静静地坐在后面，一只手轻轻抓着我的衣角。

我心里那个美啊，自行车蹬得飞快，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周大柱娶媳妇了，还是陈木匠的闺女。

酒席摆在师父家的院子里，流水席从中午吃到天黑。我被人灌了一轮又一轮，师父替我挡了不少酒，后来他自己也喝多了，搂着我的肩膀说胡话：“大柱啊，你小子命好，我闺女……我闺女她……”

“她怎么了？”我问。

师父打了个酒嗝，摆摆手：“没事没事，你们好好过。”

我没当回事，以为是师父喝多了说醉话。

闹洞房的人散了以后，院子里终于安静下来。我洗了把脸，搓了搓发烫的脸颊，深深吸了一口气，推开了新房的门。

煤油灯挑了最小的火苗，昏昏暗暗的。玉兰坐在床沿上，盖头已经揭了，放在一旁的梳妆台上。她低着头，辫子垂在胸前，红色棉袄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我没结过婚，但听人说过，新娘子盖头要新郎揭才吉利，她可能不太懂这些规矩，我也没在意。

我搓着手走过去，心跳得跟擂鼓似的。

“玉兰。”

她没应声。

我在她旁边坐下，中间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我能闻到她身上的味道，说不清是什么，像皂角，又像晒过的棉被。我的喉咙干得要命，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放。

屋外忽然有人喊了一声什么，大概是闹洞房的人还没走远，接着是一阵哄笑。我的胆子被那阵哄笑壮了几分，心想都拜了堂入了洞房了，她是我名正言顺的媳妇，我怕什么？

我伸出手，轻轻搭在她肩膀上，感觉到她的身体微微绷紧了。我没有在意，新人嘛，总是会紧张的。

然后我的手顺着肩膀往下，终于碰到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像深秋早晨的露水。我心里的火苗却越烧越旺，顺着那只凉手就往上攀，嘴也凑了过去。

我把她按倒在床上，整个身子压了上去。棉被被我们的身体压得陷下去，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响。我的嘴唇贴上了她的耳朵，心跳快得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就在这时，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把我推开了。

我一个趔趄，差点从床上滚下去。惊愕之中，我看见玉兰已经坐了起来，把领口被扯开的扣子扣上，然后拉过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她抬起头看着我，煤油灯的光在她眼睛里跳了跳。我等着她说什么温柔的话，害羞的话，什么都好，只要她开口，我就能像师父教我的那样，顺着刨子走，把活干得漂漂亮亮的。

她开口了。

“想得美。”

就这三个字，冷得像腊月的风刀子，一下就把我脸上的笑给割没了。

我愣住了，嘴巴张开又合上，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

玉兰不再看我，把被子拉到下巴，转身背对着我，留给我一个被棉袄和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她的辫子从被子里露出来一截，在昏暗的灯光下安安静静地躺在枕头上。

我坐在床沿上，喜服还没脱，大红花还别在胸前，整个人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这是咋回事？

我娶的不是媳妇吗？这洞房花烛夜，她说不让我碰就不让我碰？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可我又能怎么样呢？总不能跟一个姑娘家用强吧？师父待我恩重如山，我要是欺负了他闺女，那还是人吗？

我慢慢站起来，走到桌边，倒了杯凉茶，一口灌了下去。凉茶顺着食道流进胃里，冰得我打了个哆嗦。

煤油灯的灯芯噼啪响了一声，像是也在笑话我。

我回头看了一眼床上的玉兰，她已经一动不动了，呼吸均匀，好像已经睡着了。是真的睡着了，还是装睡，我不知道。

但我心里清楚得很，这桩婚事，恐怕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第一章 异样

新婚夜的事，我没跟任何人说。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爬起来去了院子。师父的木工房在院子东边，推开门的瞬间，刨木花和松香的味道扑面而来，这种味道我闻了五年，比任何气味都让我安心。

我找了块木头，开始锯。锯条在木头上发出“嘶嘶”的声响，清晨的凉意顺着衣领往里钻。我得干活，只有干活的时候，脑子才能不去想昨晚的事。

玉兰是什么时候起来的，我不知道。等我从满地的刨木花里抬起头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薯粥和两个玉米饼子已经放在了门槛上。粥碗上搁了一双筷子，筷子上搭了半块腌萝卜。

院子里的积雪还没化尽，青石板路面上湿漉漉的。我端起粥碗，红薯粥熬得很稠，甜丝丝的。玉米饼子烙得两面金黄，咬一口，外酥里糯。

好吃。

我又想起昨晚的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这么好的人，怎么就……不愿意呢？

我把粥喝得干干净净，把碗端回灶房。玉兰正蹲在灶台前添柴火，看见我进来，也没抬头，只说了一句：“碗放灶台上。”

我说：“粥好喝。”

她不吭声了。

我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又回到了木工房。

师父这天没有来上工。他昨晚喝多了，还在屋里睡着。我一个人在木工房里干了一整天的活，把一块上好的柏木打成了一对太师椅。活干得漂亮，榫卯严丝合缝，连我自己都暗暗得意。

吃晚饭的时候，三个人坐在堂屋里，谁都没说话。师父大概是在宿醉，脸色不太好看，扒了几口饭就放下了筷子。玉兰坐在我对面，吃饭的速度很慢，一口一口地把米粒送进嘴里，眼睛始终看着自己面前的碗。

我偷看了她好几眼。她今天没有扎辫子，头发在脑后随意挽了个髻，露出一截白皙的后颈。棉袄换了一件藏青色的，是旧的，袖口磨得有些发白了。她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吃饭，像一个普通的媳妇那样。

吃完饭，我主动收拾了碗筷去洗。玉兰拦了一下，说“我来”，我没让。她站在灶房门口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屋。

那一晚，我又睡在了木工房。

不是我主动要去的。是我洗完碗回到新房，发现门已经从里面插上了。

我站在门口，夜风吹过来，冷得我缩了缩脖子。我抬起手想敲门，手指悬在半空中，最终还是没有落下。

我想起昨晚她说的那三个字——“想得美”。

那声音从我脑子里又冒出来，带着煤油灯的光和棉被上散落的体温。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傻子，以为天上掉了馅饼，捡起来才发现是块石头。

我转身去了木工房，把刨花堆了堆，和衣躺了下去。刨花很软，带着木头的清香，可是硌人。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都是如此。

白天我们像是两个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她会给我做饭，会帮我把换下来的衣服洗了叠好，会在我干活的时候往木工房门口放一壶水。但除此之外，她几乎不跟我说话，更别提让我进屋了。

我试过跟她说话。有一天傍晚，她蹲在院子里洗衣服，我走过去蹲在她旁边，说：“玉兰，我帮你。”

她没抬头，说：“不用。”

我说：“你手都冻红了。”

她把盆子往她那边挪了挪，脖子缩进领口里，说：“不用。”

语气不凶，不冷，就是那种很平淡的拒绝，像是你不存在一样。

我蹲在那里，看着她把一件一件衣服搓好，拧干，放进另一个盆里。她搓衣服的时候很用力，指节泛白，看得出是个干活的人。我想起师父说她姥姥家条件不好，玉兰从小什么活都干，比一般的姑娘吃的苦多些。

她就这么一个人扛着，早起做饭，洗衣扫地，天黑之前把饭端上桌。该是媳妇干的活，她一样没落下。可就是不让碰。

师父似乎没察觉到什么不对。他每天照常到木工房来干活，教我打新的样式，偶尔跟我喝两盅小酒。有一次他喝多了，忽然问了一句：“小两口还好吧？”

我说：“好，都好。”

他“嗯”了一声，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就好。”

我不知道师父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可我不敢问，不敢说。这种事说出来，不光我丢人，师父也丢人，玉兰也丢人。我一个没爹没娘的穷小子，能娶上陈木匠的闺女，已经是上辈子烧高香了，还有什么资格抱怨？

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心里憋着火，嘴上不说，火越烧越旺。

那大概是结婚后的第十天吧，又是一个冷得出奇的晚上。我喝了点酒，胆子比平时大了一些。我走到新房门口，发现门难得没有插上。

我心里一喜，推门进去。

玉兰还没睡，坐在桌前纳鞋底。煤油灯的光照着她低着头的样子，睫毛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她听见门响，手顿了顿，没有抬头。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故意坐得很近，胳膊挨着她的胳膊。她往旁边挪了挪，我跟着又挪过去。她再挪，我再跟。

“你到底想干什么？”她终于抬起头看我，眉头微微皱着。

我心里那股火一下子窜了上来，酒劲儿加上这几天憋屈的劲儿，让我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变了：“你是我媳妇，你问我干什么？”

我把手伸过去想拉她，她“啪”地一下把我的手打开了。

“周大柱，”她看着我，声音不高不低，“你要是敢碰我一下，我立马就回姥姥家去，从此再也不回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她说的是真的。这个女人，不是在跟我害羞，不是在跟我闹别扭，她是真的不愿意。

“为什么？”我问。

“不为什么。”

“咱们拜了堂，成了亲，你是我名正言顺的媳妇，我是你男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凭什么不让我碰？”

她放下手里的针线，平静地看着我：“谁跟你说是天经地义的？”

我被噎住了。

“我知道你有话说，”她把纳了一半的鞋底收进笸箩里，“你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反正我打不过你。但是你要是想让我当你媳妇——等你想明白了再说吧。”

她说完就起身走到床边，脱了外衣，钻进被子里，又是背对着我。

我站在屋子中间，酒劲儿一点点退了，剩下的只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火气和委屈。我站了很久，最终还是摔门而出。

木工房里冷得要命，我把刨花垫了一层又一层，还是冷。冷的不光是身子，骨子里都在打哆嗦。

第二天，我顶着一双黑眼圈去上工，师父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没说话。男人之间有些话不必说，他大概以为我昨晚折腾得太晚了。

我闷头干活，一整天没说几句话。

到了晚上，我没再试图进屋。我在木工房里搭了块门板当床，铺了些刨花和旧棉絮，凑合着睡了。

这一凑合，就是半个月。

半个月里，我想了很多。我想过跟师父摊牌，让他评评理，看他闺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每次看见师父那张皱纹纵横的老脸和他看我的眼神，我就把话咽了回去。

师父对我有恩。五年前我爹死在矿上，我妈改嫁到了外省，我一个人扛着铺盖卷流浪到青山镇，要不是师父收留我，我可能早就饿死了。他教我手艺，管我饭，不嫌我出身低，还把独生女嫁给了我。他倒底图我什么？就图我对她闺女好。

我不能让他失望。

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玉兰不吃硬的，我总不能来强的。软的我也试过，她根本不接招。她就像是一堵棉花的墙，你怎么使劲儿都打不疼她，可她轻轻一推就能把你弹回去。

我实在没辙了，就去找了师父的老伙计，镇上的李屠户。

李屠户四十多岁，五大三粗，杀猪一辈子，最懂人情世故。我买了瓶酒，拎了两斤猪头肉，去找他喝酒。

酒过三巡，我支支吾吾地说了几句，说媳妇不太对劲，新婚夜就推开了我，到现在都不让碰。

李屠户呷了口酒，眯着眼睛看我一会儿，忽然笑了：“大柱，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啥意思？”

“陈木匠那闺女，你当是那么好娶的？”

“师父自己提的，我……”

“他不提你你就不提了？”李屠户把酒杯重重地搁在桌上，“你想想，陈木匠多大岁数了？快六十了，干不动了。他闺女十九了，搁人家娃都会打酱油了，他为啥不早给她找婆家？”

我愣住了。

“你再想想，”李屠户把声音压低了，“陈木匠的木工房，那些家伙什、木料、老客户，可都是钱啊。这些东西他死了给谁？给闺女？一个女娃子拿去做啥？卖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李屠户看着我的表情，叹了口气：“行了行了，你也别多想，我只是随口一说。夫妻嘛，床头打架床尾和，慢慢就好了。来，喝酒！”

那天晚上我回到木工房，怎么也睡不着。

李屠户的话像一把钝刀，在我心上来回锯。我知道他是在暗示我，师父把玉兰嫁给我，是为了让我给他养老送终，是为了让我继承他的木匠铺子。

可这有什么不对呢？师父对我好，我给他养老不是应该的？娶他女儿继承他的手艺，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问题是——玉兰呢？她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她是自愿的吗？还是被师父逼的？

我翻了个身，刨花沙沙地响。我想起玉兰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她不是不情愿，她是太情愿了——情愿到把自己当成一件交易品，完成了交易之后就把自己锁起来，等着命运慢慢消耗干净。

师父说的那句“好好待她”，忽然在我脑子里变得不一样了。

他那晚不肯说完的话，到底是什么？

我把这些问题翻来覆去地想了一整夜，直到窗外的天色发白才迷迷糊糊睡去。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身上多了一床棉被。

旧的，闻起来有樟脑和阳光的味道，是玉兰柜子里那床。

我抱着棉被坐起来，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混在一起，说不清是啥滋味。

新的一天开始了，木工房里飘来刨木花的香味，有人在院子里咳嗽一声，是师父。

日子还得过，活还得干，我周大柱是个木匠，能刨平木头上的蒺藜疙瘩，也一定能刨平生活里的。

我穿好衣裳，去打了一盆冷水洗了脸，冰凉的井水让我彻底清醒了。

吃完早饭，我磨好了家伙什，准备跟着师父干一天的大活。师父今天要给镇上供销社做一批货架，是个大单子，得去供销社量尺寸。

临出门的时候，玉兰忽然从灶房里探出头来，叫住了我。

“周大柱。”

“嗯？”

她犹豫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供销社的刘主任是个爱占便宜的人，你把这个带上。”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两包大前门香烟和一小包茶叶。

我看着她，她低下头说：“我爸那人耿直，得罪人。你去量尺寸，要是刘主任为难你，你把这个递给他，好说话些。”

我没多想，说了句“知道了”，就把东西揣进兜里跟师父出了门。

到了供销社，量尺寸的时候，刘主任果然百般挑剔，说这个尺寸不对那个角度不好，故意找茬。师父气得脸红脖子粗，眼看就要吵起来。

我赶紧把烟和茶叶掏出来递过去，笑着说：“刘主任，您看这个……”

刘主任的眼睛亮了一下，脸色立刻就变了，接过烟茶，笑眯眯地说：“好说好说，你们看着弄就行。”

从供销社出来，师父纳闷地问我：“你咋知道要带东西？”

我说：“玉兰让我带的。”

师父的脚步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欣慰，又像难过。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这孩子，什么都知道，就是什么都不说。”

我愣了一下，想问个究竟，师父已经大步流星地走远了，留我一个人站在供销社门口的台阶上，看着他的背影发呆。

回到家里，天已经快黑了。玉兰做好了饭，三个人坐在堂屋里吃。今晚的菜比平时多了一个，红烧肉，炖得油亮亮的，肥瘦相间，看着就馋人。我夹了一筷子，确实好吃。

“玉兰，”师父忽然开口了，“今天多亏了你，供销社那单子拿下来了。”

玉兰低着头吃饭，“嗯”了一声。

师父又看了看我，那目光像是在掂量什么，过了一会儿说：“大柱，明天你带我进城一趟，我把木料钱从银行取出来，供销社的货得赶紧做。”

“进城？”我放下筷子，“师父，进城路远，您身体……”

“我好着呢，”师父摆摆手，“顺便给你买件皮袄，天冷了，不能总穿你身上那件。”

“爸，”玉兰忽然抬起头，看了师父一眼，又看了我一眼，“他那件还能穿，不用买新的。”

师父没接话，低下头继续吃饭。

可我注意到，玉兰的眼神在师父身上停了很久，眉心微微蹙着，像是有什么心事。

那顿饭之后，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我还是睡木工房，玉兰还是睡新房。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灶房里已经有热水和早饭了。晚上我回到木工房的时候，门口总会放着一壶热水和一盆洗脚水。

我越来越看不懂她了。

她不像是在恨我，也不像是在折磨我。她更像是在尽一个义务，一项一项地完成，不多一分，不少一毫。像干农活，像纳鞋底，像洗衣服，像做饭——把我当成一件活计，认真而冷漠地做完。

这种冷漠比恨还让人难受。

更让我难受的是，我发现自己好像有点习惯了。

习惯了她早上放在门槛上的粥，习惯了她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习惯了木工房门口那壶温度刚好入口的热水。我甚至开始习惯晚上躺下之前，对着新房的窗户看上一眼。窗户里有时亮着灯，有时是黑的，不管亮不亮，我都知道她在里面。

农历年关将近的时候，镇上开始热闹起来，家家户户杀猪宰羊，置办年货。师父接了好几单家具的活，我和他每天从早干到晚，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腊月二十六那天，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傍晚，我刚从镇上送完货回来，还没进院子，就听见灶房里传来“哐当”一声巨响，是碗摔碎的声音。

我快步走进灶房，看见玉兰蹲在地上，手忙脚乱地捡碎碗片。她的脸色很白，嘴唇上没什么血色，地上还有一滩水渍。

“怎么了？”我蹲下去帮她捡。

“没事，手滑了。”她说着去拿碎碗片，手伸得太快，被锋利的碎片划了一下，血立刻就渗了出来。

“你别动！”我一把抓住她的手，把她拉起来，拉到院子里的水缸旁边，舀了水给她冲洗伤口。血混着水流下来，在青石板上洇开了一片。

玉兰低着头，任由我给她冲洗伤口，一声不吭。我把她手翻过来看了看，伤口不深，但还在往外渗血。我从口袋里掏出手帕，笨手笨脚地给她包扎。

“你咋这么不小心？”我一边缠一边嘟囔。

她没说话。

包好之后，我抬起头，发现她正看着我。

那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睛不大，也不是那种水汪汪的好看，就是很普通的眼睛，黑眼珠很深，像一口老井，你站在井沿上往下看，看不见底，只看得见自己的倒影。

“谢谢。”她说。

简单的两个字，不轻不重，可我觉得比那天晚上推我那一下还让我心里发紧。

“快进屋歇着吧，”我站起来，“晚饭我来弄。”

“你会做饭？”她问，语气里带着一点点——我以前没听过的语气，是意外，还是一点点好奇，我说不上来。

“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至于被饿死。”

她微微弯了一下嘴角。

就那一下，我的心跳漏了半拍。

我把她推进屋里，自己撸起袖子去灶房。灶房里一片狼藉，碎碗片还散在地上，我先把碎片收拾了，然后开始淘米洗菜。当兵的底子还在，做饭这事难不倒我，手脚麻利得很。

不到半个时辰，一锅白米饭炒了三个菜端上了桌。师父从外面回来，看见我在灶台边忙活，愣了一下，又看见玉兰包扎着的手，脸色变了。

“玉兰，你手咋了？”

“没事，爸，碎了个碗。”

师父走过来，认真看了看她的手帕，又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坐下来吃饭。

吃完饭，玉兰要去洗碗，我没让，把她按回椅子上，自己把锅碗瓢盆全刷了。刷完出来，师父已经回屋了，玉兰还坐在堂屋里，面前放着一杯茶，没喝，已经凉了。

我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说：“明天别做饭了，我来。”

“不用，”她说，“我能做。”

“我知道你能做，”我说，“我就是想让你歇两天。”

她看了看我，目光在我的脸上停了几秒，然后移开了。

“周大柱，”她说，“你别对我太好。”

“为什么？”

“因为……”她犹豫了一下，嘴唇抿了抿，最终还是没把那句话说出口，“算了，没什么。”

她站起来，拿起桌上的药膏和纱布，转身要走。

“玉兰，”我叫住她，“过年了，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买。”

她站在门口，背对着我，外面的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几缕，在昏黄的门灯下飘着。

“什么都不要。”她说，然后走了出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木工房里，闻着刨花和松香的味道，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好像喜欢上她了。

不是之前那种因为她是师父女儿所以想要娶她的喜欢，不是那种因为她是新娘子所以想要跟她洞房的喜欢，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看着她蹲在地上捡碎碗片都心疼的喜欢。

这可怎么办？

她连碰都不让碰，我拿什么去喜欢她？

我翻了个身，棉被里那股樟脑和阳光的味道钻进鼻子里，让我想起她站在门槛外面说“什么都不要”的样子。

我攥紧了棉被的一角，心像被什么东西揉了一下，酸酸的，涨涨的。

明天就是腊月二十七了，年关越来越近，镇上热闹得很。我决定明天收工之后去镇上看看，就算她说什么都不要，我也得给她买点什么。

就当是……试试吧。

第二章 真相

腊月二十九的傍晚，镇上到处挂着红灯笼，空气里飘着鞭炮的火药味和卤肉的香味。

我从镇上回来，揣着两块的确良的布料，一块藏青色的，一块枣红色的。买布的时候，百货商店的售货员问我给谁买的，我说给我媳妇，那大姐夸了一句：“你媳妇有福气。”

我笑了笑，心里却在打鼓——玉兰会收吗？

可是，我还没跨进院门，就知道出事了。

院子里站着两个人，一个是镇上卫生院的张医生，另一个是师父的老邻居王婶。堂屋的门开着，里面传来玉兰压抑的哭声。

我的心猛地揪紧了，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堂屋，一眼就看见师父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脸色灰白，像一张揉皱的宣纸。玉兰跪在床边，抓着师父的手，哭得浑身发抖。

“师父！”我扑过去，“师父怎么了？”

张医生把我拉到一边，声音很低：“陈木匠这是老毛病了，肝上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前我就跟他说过，不能再喝酒，不能再劳累，他不听。”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多久了？”我问。

“两三年了，”张医生叹了口气，“他一直没跟你们说？这人啊，硬撑了一辈子。”

我转过身，看着床上的师父，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干瘦的身体，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两三年了。

两三年里，他每天照样带我去干活，照样跟我喝酒，照样教我手艺，照样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晒太阳打盹。他从没提过一个字，从没让我看见他吃一粒药。他把所有的不舒服都吞进了肚子里，咽得悄无声息。

他为什么把玉兰嫁给我？

不是因为我手艺好，不是因为我人品好，不是因为他要找人养老送终。

那些都是次要的。真正的原因是——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他要在死之前，把女儿安顿好。

我蹲下来，把手搭在玉兰的肩膀上。她的身体在剧烈的颤抖，隔着棉袄，我都能感觉到那股寒意。

“没事的，”我说，“师父不会有事的。”

玉兰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几下，最终没有说出一个字，只是低下头，把脸埋在师父的手掌里，哭得更厉害了。

那天晚上，张医生给师父打了针，嘱咐了几句就走了。玉兰坚持要守在父亲床边，我没办法，只好搬了把椅子坐在堂屋里，寸步不离。

夜很深了，院子里静得只剩下风声和师父粗重的呼吸。堂屋里没有生炉子，冷得像冰窖，我裹着一件旧棉袄，手脚都是凉的。

大概是后半夜吧，玉兰忽然从里屋出来了。

她走到我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蹲下来，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我。

是一条围巾，灰色的，看起来是手工织的，针脚细密均匀，一看就知道织的人用了心。

“给我织的？”我问。

“嗯，”她说，“本来想年三十给你的，现在……”

我没接围巾，而是伸出双手，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还是很凉，但这一次，她没有推开我。

“坐吧，”我拉着她，让她在旁边坐下，“陪我说说话。”

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挨着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中间隔着一小截距离，不像之前那么远了。

堂屋里很安静，师父在里屋的呼吸声时轻时重，像是干涸的河床里最后一小股水流，随时都可能断掉。煤油灯已经快要燃尽了，火苗一明一暗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我问。

“去年夏天，”玉兰的声音很轻，带着哭过之后的沙哑，“我爸在院子里晕倒了，我去请张医生，张医生跟我说了实话。肝上的毛病，治不好了，只能养着。养得好的话，还能撑个一两年。”

“你不告诉我？”

“他不让我说，”玉兰的手指绞着围巾的穗子，“他不让任何人知道。他说要是让别人知道他不行了，那些客户就不找他了，他就赚不到钱了。”

“赚不到钱就不赚了呗，”我急了，“你跟我说啊，我养你们！”

玉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无奈。

“你有啥办法？”她说，“你一个刚出师的木匠，没根基没积蓄，要是知道我爸快不行了，你还会娶我吗？”

这话像一把刀子，直直地捅进了我胸口。

我愣住了，脑子里所有的事情都开始重新排列。玉兰不愿意让我碰，不是因为讨厌我，不是因为嫌弃我，不是因为任何跟我有关的原因——她是怕我碰了她，我就再也脱不了身了。

她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打算，等父亲走了，她就自己走。

不留后路，不拖累人。

“你是想……”我的声音有些发抖，“等师父走了，你就离开？”

玉兰没有回答，但她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我问。

“因为我爸想让我嫁给你，”她说，声音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他这辈子就这一个心愿，我不能不答应。等心愿了了，我就……”

“你就怎样？”

“我就去城里打工，我能养活自己。”

我看着她的侧脸，看着煤油灯微弱的光在她脸上勾勒出的轮廓，忽然觉得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难受得喘不过气来。

她才十九岁。

她十九岁，就要面对父亲将死的事实，就要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就要在完成父亲的遗愿之后一个人远走他乡，全靠自己养活自己。

而我还以为自己在天上掉馅饼，还因为洞房的事委屈得不行，还因为睡了两天木工房就觉得全天下都对不起我。

“玉兰，”我说，“你傻不傻？”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蒙着一层水雾，但倔强地没有掉下来。

“我不能把你爸的心愿当成自己的便宜来占，”我说，“你嫁给我，不是你爸一个人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但是你不想，那就不能勉强。”

“我没有勉强，”她说，“是我自己同意的。”

“可你心里不愿意。”

她沉默了。

“你心里不愿意，那我就不碰你，”我说，“咱们就这样过。等师父走了，你如果想走，我不拦你。你要是不想走，咱就好好过日子。”

“你……”

“我还是那句话，”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不会欺负你。”

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无声无息的，沿着脸颊往下淌，一滴滴落在围巾上，把灰色的绒线洇成了深色。

她把围巾塞到我手里，站起来，转身进了里屋。

我攥着那条围巾，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帘后面，心里像被人用手拧了一把。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围巾，用手指一根一根地摸过去，每一针都纳得密密实实。这一针一线，是她多少个晚上坐在煤油灯底下，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她还说“什么都不要”。

围巾是凉的，可我的手是热的。

我把它围在脖子上，毛绒绒的触感贴着皮肤，暖意很快就传遍了全身。

里屋传来师父微微的鼾声和玉兰轻轻挪动椅子的声响。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半张脸。

年三十很快就要到了。

这是我和玉兰成亲后的第一个年，也是师父的最后一个年。

第三章 年关

一九八三年的除夕，就这样来了。

那天一早，我起来扫院子、贴春联。春联是镇上教书的老吴头写的，上联“爆竹声中辞旧岁”，下联“梅花香里报新春”，横批“万象更新”。

“万象更新”——可我想到了师父这身体，心里一下子不是滋味。

玉兰在灶房里忙活了一整天，卤肉、炸丸子、蒸年糕，把灶台堆得满满当当。我帮着她劈柴、烧火、打下手，两个人头一次在灶房里并肩干活，闷声不响，但配合得还算默契。

我递水，她接过去；我添柴，她探头看火候；我端盘子，她往里装菜。

傍晚的时候，我们把师父扶到了堂屋的椅子上。他今天气色好了一些，靠在椅背上，鼻子里闻着灶房里飘出来的香味，脸上的皱纹稍稍舒展开了一些。

“今年热闹，”他说，声音比昨天有力气了一些，“往年就我和玉兰两个人，冷冷清清的。今年多了一个，好，好。”

我给他倒了杯热茶，没敢倒酒。他看了看酒杯，又看了看我，嘴角动了动，终究没说什么。他大概也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只是不愿意说破。

年夜饭摆了一桌子，红烧肉、糖醋鱼、炖鸡、炒腰花、炸春卷、凉拌耳丝，还有一大盆热腾腾的饺子。玉兰的手艺好，每一样菜都做得妥帖，味道不重不淡，恰到好处。

师父夹了一筷子鱼，慢慢地嚼着，眼神有些发远。

“大柱，”他忽然叫我。

“师父，您说。”

“我十六岁学木匠，跟的师父姓王，外号王神锯。锯木头从来不用弹墨线，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怎么下锯，锯出来纹丝不差。”

师父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笑意，像是想起了很远很远的事情。他放下筷子，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点了点，那节奏像是在敲打墨斗。

“我做木匠四十四年，从合作社干到单干，打过多少家具？数不清了。青山镇方圆几十里，家家户户都有我的手艺。供销社的柜子、公社的桌椅、学校的课桌、街坊的嫁妆——全是我的手打出来的。”

师父指了指屋角的那张八仙桌：“这张桌子，是玉兰她娘嫁过来那年我打的，上好的榆木，榫卯结构，用三十年了一点没变形。你摸摸那个榫头，严丝合缝，不用一颗钉子。”

我伸手摸了摸，确实是好手艺。那榫头做得精巧，像长在木头里似的，分不清哪儿是横枨，哪儿是腿足。

“大柱，”师父的声音沉了下去，“手艺是人活着的根。人这一辈子，不怕穷，不怕苦，怕的是没有根。你以后要给我记住了，不管日子怎么过，木匠的手艺不能丢。”

“师父，我不会丢的。”

师父点了点头，又看了看玉兰，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

电视是没有的，那时候农村还没有几户人家买得起电视机。吃完年夜饭，玉兰去灶房收拾碗筷，我和师父坐在堂屋里，炉子里的炭火烧得正旺，把整个屋子烘得暖洋洋的。

师父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把刨子。

那把刨子我认得，是师父用了一辈子的家伙什，刨刃磨得像镜子一样亮，把手被汗水浸得乌黑发亮，像一块玉。

“大柱，这把刨子跟我四十四年了，”师父把它递给我，“从明天开始，它是你的了。”

“师父，这——”

“拿着。”师父的语气不容置疑，“你是我最好的徒弟，也不算是徒弟了，是女婿。手艺传给你，我心甘情愿。”

我双手接过来，刨子沉甸甸的，握在手里，能感觉到木头里渗进去的体温。

“还有一件事，”师父忽然压低了声音，“玉兰这孩子，心事重，有什么事都憋在心里。她要是跟你闹别扭，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她娘死得早，我一手把她拉扯大，我知道她的脾气。她不是不讲理的人，但你要是跟她来硬的，她会跟你硬到底。”

“师父，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师父摆了摆手，“你得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欺负她。”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心里却发虚——如果师父知道我睡了大半个月的木工房，不知道会怎么想。

这时候玉兰收拾完了碗筷，走进来坐在师父旁边。师父看着她，眼神里满是慈爱和不舍，那种目光让我鼻头一阵阵发酸。

“玉兰，大柱，你们俩好好的，”师父把手伸出来，一左一右地握住了我和玉兰的手，声音有些哽咽，“我这一辈子，没什么遗憾了。”

“爸，您别这么说。”

“行了，不说了，”师父松开手，靠在椅背上，“守岁吧，今晚我一个老头子不睡，陪你们俩一起守。”

堂屋里安静了下来。炉火噼噼啪啪地响着，窗外的风呼呼地吹，偶尔传来几声零星的鞭炮声。玉兰不知什么时候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头微微歪向一边，呼吸很轻很浅。

我看了她一眼，又看了师父一眼，师父已经闭上了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心事。

我默默地坐着，手里握着那把刨子，冰凉的手感让我心里格外清醒。

这一年终于要过去了。

一九八四年的大年初一，鞭炮声把整个青山镇炸得震天响。我睁开眼的时候，天还没亮透，玉兰已经在灶房里忙活了。我过去一看，她正在下饺子。

“初一早上吃饺子，不能迟。”她头也没抬，把饺子一个个拨进滚水里，动作利索得很。

这一整天，来拜年的亲戚邻居络绎不绝。师父强撑着身子坐在堂屋里，一个个地应酬。他的精神比昨天好了一些，跟人说话的时候声音亮堂堂的，完全看不出是个病人。但我知道他是硬撑的，脸上那点红润是烧起来的炭火，撑不了多久就会塌。

到了初五那天，师父病倒了。

确切地说，是再也起不来了。

张医生来过之后，把我和玉兰叫到外屋，很直接地告诉我们：“准备后事吧。”

玉兰的身体晃了晃，我赶紧伸手扶住了她。她的肩膀在剧烈地颤抖，但没有哭出声来，只是死死地咬着嘴唇，咬得嘴唇发白。

从那天起，玉兰寸步不离地守在师父床边。喂水、擦身、换药、把屎把尿，全是她一个人干。我想帮忙，她不让，说“我来”。

我知道，她是想在师父走之前，把能做的都做了。

师父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偶尔醒来，会念叨一些过去的事情，有时叫玉兰的名字，有时叫师娘的名字，有时自言自语地说一些我听不懂的木匠行话——“三分的圆，七分的方，四十五度对角不差毫厘……”

正月十二那天傍晚，病床上的师父忽然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神前所未有的清明，像是回光返照。

“大柱，”他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清清楚楚，“你来。”

我走到床边蹲下来。玉兰站在旁边，手里端着一碗红糖水，眼眶红红的。

师父伸出手，颤巍巍地拍了拍我的手背，又去拉玉兰的手。他把我们的手叠在一起，用他干瘦的、布满老茧的手掌紧紧地握住。

“小两口，好好过日子。”他的嘴角微微上扬，像是笑了一下，然后闭上了眼睛。

玉兰手里的红糖水碗掉在了地上，“哐当”一声碎成几瓣。

她扑在父亲身上，哭得撕心裂肺。

我从没见过一个人能哭成那样，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哭出来，整个人缩成了一团，抖得厉害。我把她揽进怀里，她没有推开我，而是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地攥着我的衣领，把脸埋在我胸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师父的丧事办了三天。棺材是师父自己生前打好的，柏木的，刷了九遍桐油，透亮透亮的。坟地选在村后山坡上，老木匠入土的时候，整个青山镇的木匠几乎都来了，每人手里拿着一件木工工具，刨子、锯子、凿子、斧头，围在坟前站了一圈。

按照师父生前的交代，我把他的那把刨子、墨斗和角尺放进了棺材里，陪他一起入了土。

黄土一锹一锹地落下去，很快就堆起了一个坟包。玉兰跪在坟前烧纸钱，纸灰飞起来，在灰蒙蒙的天上飘了一会儿，最后落在了她的头发上，肩膀上。

我蹲下来，把她头发上的纸灰轻轻拂去。

她抬起红肿的眼睛看着我，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回到家，一切都变了。

没有师父的身影，没有他坐在堂屋里抽烟的声音，没有他喊着“大柱，把刨子给我”的沙哑嗓门。这个曾经热闹的院子忽然就空了，静得让人心慌。

玉兰坐在堂屋里，面前的桌上摆着师父的遗像，是她从家里的旧相册里翻出来的一张一寸黑白照片，放大了摆在镜框里。照片上的师父还年轻，大概三十出头的样子，眼神锐利，嘴角带着笑。

她就那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棵被风吹折了腰的小树。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把她的围巾拿出来，仔细地围在她脖子上。

“你戴吧，”她说，“本来就是给你织的。”

“你比我需要它。”

她没有反驳，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半张脸。我分不清她是在哭，还是只是觉得冷。

夜色越来越深了。窗外的风呜咽着掠过屋檐，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在风中摇摆，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我站起来，去灶房热了热剩菜剩饭，端过来放桌上。

“玉兰，吃点东西。”

她摇摇头，没有动。

我蹲在她面前，伸手轻轻地把她的脸扳过来，让她看着我。她的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核桃，鼻尖也是红的，嘴唇干裂出几道细小的口子。她看起来又小又可怜，完全不像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更像一个被丢在了风里的小孩子。

“你不能这样，”我说，“师父走了，日子还得过。你把自己熬坏了，他在地下也不安心。”

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终于开了口：“周大柱。”

“嗯。”

“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爸走了，你不需要再装了，”她的声音冷冷的，不，不是冷，是空，像一口枯井里的回声，“这门亲事，本来就不是你情愿的，也不是我情愿的。现在我爸不在了，你想走就走，我绝不拦你。”

“谁跟你说我不情愿？”我有些急了，“我从头到尾都是情愿的！”

“你情愿什么？”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让人心疼的倔强，“你情愿娶一个连碰都不让你碰的媳妇？你情愿睡了一个月的木工房？周大柱，你别骗自己了。”

“那我问你，”我说，“你让我走，你自己怎么打算？”

“我不用你管。”

“你十九岁，没上过几年学，没啥手艺，连地都没有几亩，你一个人能干啥？”

“我……”

“你去城里打工？扫地、洗盘子、当保姆？那点钱够你干啥的？冬天连件像样的棉袄都买不起！”我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你到底想怎样？你说啊！”

玉兰被我吼得浑身一颤，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我一下子就后悔了。我这是干什么？她刚死了爹，我冲她发什么火？

“对不起，”我赶紧放软了语气，伸手去擦她的眼泪，手笨得要命，越擦越多，最后整张手帕都湿透了，“玉兰，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哭得浑身发抖，我忍不住把她拉进怀里，收紧了胳膊。

她没有推开我。

她揪着我的衣服，哭得像要把这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光。

我抱着她，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鼻子酸得不行。她的头发上有烟熏火燎的味道，还有一股淡淡的皂角香。她整个人小小的，软软的，却哭得那么用力，好像要把骨头里所有的悲伤都从眼泪里逼出来。

“我不走，”我说，“哪儿都不去。这是我家，你是我媳妇，师父的坟就在山坡上，我走了我成什么人了？”

她不说话，只是哭。

“玉兰，”我说，“我知道你不愿意，我也答应过你不勉强你。但你不能赶我走。别的什么都好商量，这件事没得商量。”

她哭得越发厉害了，像是要把自己哭碎了一样。

我抱着她，她哭得直打嗝，我一下一下地拍着她的后背，像哄小孩一样。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过了很久，她才慢慢地安静下来。我感觉到她的手从揪着我的衣服变成了轻轻地抓着，力道小了很多，像是累了，又像是没那么紧张了。

“周大柱，”她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嗯。”

“你真的不走？”

“不走。”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在我怀里睡着了。

然后她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声音小得像风刮过窗纸。

“那你以后……好好对我。”

我愣了一下，然后把下巴从她头顶上移开，低头看着她。

她的眼睛还红着，泪痕还没干，但看着我的眼神跟之前不一样了。少了一层壳，像是冬天的河面开了冰，露出了底下活的水。

“好。”我说。

屋子里很安静，炉子里的炭火发出细微的噼啪声。

我忽然想起新婚夜她推开我的样子，想起她说“想得美”时那双冷冷的眼睛，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感慨。

我低下头，在她额头上轻轻印了一下。

很轻，很轻，像春天的风刚刚好。

她没有推开我。

她闭上了眼睛。

炉火跳动了一下，暖黄色的光映在她的脸上。屋外头的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老槐树的枝丫安安静静地悬在半空中，像在等什么。

大年初一的鞭炮屑还散了一院子没扫干净。

明天得早起扫院子了。

第四章 生根

师父走后，日子忽然变得具体了起来。

以前师父在的时候，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现在个高的人没了，顶上那片天直接压在了我和玉兰的肩膀上。不能说疼，说疼太矫情，只能说沉，沉得你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得先深呼吸一口气，才能把那片天扛起来。

玉兰变了一些。

说不上来哪里变了，但我知道她是变了。她不再把我挡在新房门外了，虽然我也没有主动要求搬回去。我还是睡在木工房里，但那间屋子玉兰收拾过了，换了干净的被褥，多加了一床棉絮，墙上贴了两张年画，一张是连年有余，一张是胖娃娃抱鲤鱼。窗户上还挂了一块旧窗帘，虽然洗得发白，但起码晚上的时候，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光了。

这些事她做的时候从没跟我说过。是我有一天干完活回来，推开门才发现屋子变样了。

我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回头看见玉兰正在院子里收衣服，背对着我，辫子在风里晃来晃去。

“玉兰，”我叫她。

“嗯？”

“屋子是你收拾的？”

“不然还能有谁？”她头也没回，把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从绳子上取下来，抖了抖上面的灰尘。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说了一句：“谢谢。”

她从衣服后面露出半张脸看了我一眼，没搭腔，又继续收衣服了。

我想过去帮她，抬了抬脚又放下了。不是不想帮，是不知道怎么帮她。我们俩之间就好像隔了一层窗户纸，明明什么都看得见，捅破了就能通气，可谁都不先动手。

她怕我，我怕伤她。

镇上的木工活还是那些，供销社的货架、农户的桌椅板凳、结婚用的嫁妆柜子、死了人打的棺材，一样不少。但以前是师父带着我做，现在是我一个人做了，有些大活我得请别的木匠来帮忙，分出去一半工钱。

日子紧巴巴的，但还过得下去。

最难的不是干活，是跟人打交道。师父在的时候，那些老客户认的是他这个人，他咳嗽一声，别人都客客气气的。他走了，我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木匠，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有些人就开始挑三拣四，压价赊账，各种名堂都出来了。

有一次，镇上开饭馆的老孙头定了十把椅子，做完了送过去，他左看右看说不满意，说木料不够好，说漆刷得不匀，硬要扣我一半的工钱。

我憋了一肚子火，想跟他吵，可想起师父以前说过的“做木匠的，手艺是根，名声是命，根不能断，命不能丢”，硬是把火压了下去，跟老孙头好说歹说，最后少收了两成的钱，把这件事了了。

回到家里，我气得连饭都不想吃。玉兰把饭菜热了两遍端到我面前，我都没动筷子。

“咋了？”她问。

我说了老孙头的事，一边说一边骂老孙头不是东西。玉兰听完没吭声，去灶房端了碗鸡蛋汤出来，搁在我面前。

“喝完。”她说。

我看着她，她看着汤。

“喝完再气。”她说。

我端起碗，咕咚咕咚几口把鸡蛋汤灌了下去，温热的汤从喉咙流到胃里，把那股邪火浇灭了大半。

“明天我去跟老孙头说，”玉兰说，“他的桌椅板凳不都是我爸做的？我跟他熟。”

“你去？你一个女的——”

“女的咋了？”她看了我一眼，“我去跟他说，他不敢扣钱。”

第二天她果然去了。我不知道她跟老孙头说了什么，反正回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叠钱，不多不少，正好是扣掉的那两成。

她把钱拍在桌上，说：“下次他再这样，你让我去。”

我看着桌上那叠皱巴巴的票子，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这个女人看着柔柔弱弱的，骨子里硬得像她爹打的那把刨子，刨刃磨得锃亮，谁碰谁出血。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我干活，她持家。她能干的事越来越多，不只是做饭洗衣，还学会了算账记账，客户赊了多少账，该谁送了多少钱，她拿个本子记得清清楚楚，比我还利索。

有一次我翻了翻那个本子，软皮抄，封面上用圆珠笔写着“周记”两个字，里面一笔一划写得端正极了。每一笔进账都写得明明白白，连我买刨花买胶水的几毛钱开销都没漏下。

“你啥时候学的？”我问。

“我爸不在以后，”她低着头说，“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忙。”

我看着她垂下来的睫毛，弯弯的，像小扇子一样，忽然觉得心里很暖。不是那种烧煤炉子的暖，是那种太阳照在身上的暖，慢慢慢慢渗进骨子里，不烫，但是舒服。

可是我还是睡在木工房。

不是玉兰不让，是我自己不敢。

我答应过不勉强她，我不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但我也不是圣人，血气方刚的年纪，躺在一张床上，挨着碰着的，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住。与其到时候两个人都难受，不如先这么过着。

日子长了，总会好的。

我是这么想的，玉兰大概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生活这玩意儿，它不按你想的来。

五月初的一天，我去邻镇做活，回来的路上下了暴雨。八十年代的乡间土路，一下雨就成了烂泥塘，我骑着自行车，浑身上下浇了个透。路上摔了两跤，膝盖磕破了皮，手也擦破了，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玉兰打着手电筒出来接我，看见我的样子，愣了好一会儿。

“你摔了？”她蹲下来看我的膝盖，裤腿已经磨破了，血糊糊的一片。

“没事，皮外伤。”我说着话，牙关直打颤。雨太大了，从头到脚没有一处是干的，冷得我浑身发抖。

玉兰把我拉进灶房，烧了一大锅热水，让我先泡个澡。我犹豫了一下，她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讲究这些？快去！”

我脱了湿衣服，把身体泡进热水里的时候，舒服得差点叫出声来。玉兰在外面把湿衣服洗了，晾在灶房里的绳子上，又煮了一大碗姜汤。

泡完澡出来，我穿着玉兰放在门口的一身干衣服，是师父的旧衣裳，洗得软塌塌的，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棉絮。

“喝了。”她把姜汤端过来。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辣得直吸气，但还是大口大口地灌了下去。

喝完姜汤，我以为她会让我回木工房睡觉。可她没有。

“今晚别去木工房了，”她说，“下雨呢，那屋子漏雨，你又不是不知道。”

木工房的屋顶是有几处漏雨，我一直说等天晴了修，一直没顾上。今晚这么大的雨，那间屋子的地面肯定是没法睡了。

“我睡堂屋就行。”我说。

“堂屋冷，”她说，“去屋里睡吧。”

我愣住了。

她看着我的表情，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不自在，别过脸去，头发挡住了半边面孔。

“你睡床，我睡地上。”她说。

“那不行。”

“那你睡地上，我睡床。”

“更不行。”

我们俩对视了一下，然后同时移开了目光。雨声哗哗地响，灶台上的煤油灯被风吹得直晃，我们的影子在墙上摇来摇去，像是在打架。

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床大，够……够两个人睡的。”

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几乎被雨声盖过去了。

我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玉兰旁边。

两床被子，中间隔着一道窄窄的缝。她的被子是碎花的，我的被子是蓝布的，两个被窝挨在一起，像两座靠在一起的岛。

黑暗里我看不见她的脸，只能听见她细细的呼吸声。雨还在下，打在瓦片上哗哗啦啦的，间或有几声闷雷从远处滚过来。

“玉兰。”我轻轻叫了一声。

“嗯。”

“你怕不怕打雷？”

“……有一点。”

我把手从自己的被窝里伸出去，穿过那窄窄的缝，摸到了她的被子的边缘。被子底下，她的手缩在那里，冰凉凉的。

我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僵了一下，然后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放松了，最后像一只被焐热的猫，安安静静地蜷在我的掌心里。

雨声很大。

可我听见了她轻轻舒了一口气。

第五章 裂缝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了大半年。

我依然睡在木工房，只是下雨的时候才去屋里睡。玉兰也没说什么，我们之间像达成了某种默契，谁也不提“住一起”这件事。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七月份的时候，师娘的一个远房表妹从省城回来了，我们管她叫刘姨。刘姨嫁到省城好多年了，难得回来一趟，一回来就拎着大包小包来家里串门。

刘姨是个很会来事的人，烫着卷发，穿着时兴的的确良衬衫，说话声音很大，笑起来嘎嘎的，整条街都能听见。她一进门就拉着玉兰的手上下打量，嘴里啧啧啧地感叹：“哎呀，玉兰长成大姑娘了，你爸要是在天有灵，看见你这么好，肯定高兴。”

然后她又打量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好几遍，那眼神像是在菜市场挑猪肉，看肥瘦，看新不新鲜。

“你就是大柱？”她问。

“刘姨好。”我赶紧倒了茶。

刘姨接过茶，抿了一口，放开嗓子跟玉兰唠了起来。先是说省城的事，说现在省城变化快，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随便打个工都比在农村种地强。然后又问玉兰在做什么，玉兰说在家里做些家务，帮我看账本。

“哎呀，”刘姨一拍大腿，“你这么好的姑娘，窝在家里干啥？我有个远房侄子，在省城开了个服装厂，正缺人手呢。你要不要去看看？管吃管住，一个月少说也能挣这个数——”

她伸出手指比了个数。

玉兰看了我一眼，没吭声。

刘姨眼尖，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个眼神，立刻把话头转向我：“大柱啊，我说这话你可别多心。男人嘛，养家糊口是天经地义的事。玉兰就算去打工，挣的钱也是为了这个家，对不对？”

“对。”我说。

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却“咯噔”了一下。

送走刘姨后，我跟玉兰坐在院子里乘凉，沉默了很长时间。

“那个，”我清了清嗓子，“你想去省城吗？”

玉兰没回答，低头纳鞋底，针扎下去，线抽上来，动作机械又专注。

“我就是问问，”我说，“你要是想去，也不是不行——”

“周大柱。”她忽然打断我。

“嗯？”

“你是不是想让我走？”她抬起头看着我，手里还举着那只纳了一半的鞋底。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她看我的眼神让我有些慌。那眼神里有火气，但又不仅仅是火气。还有别的东西，像是一层薄冰下面涌动的河水，我看不真切，但我知道很深。

“我就是觉得，你一直待在家里，也许会觉得闷——”

“我不闷。”她说，声音硬邦邦的。

然后她站起来，把鞋底收进笸箩里，转身进了屋。

那晚她又把门插上了。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端着一碗凉茶，茶已经凉透了，我从头喝到尾，苦得很。

过了几天，刘姨又来了，这次是专程来找玉兰的，说她那远房侄子催着要人，让玉兰赶紧做决定。

我没在家，去镇上送货了。回来的时候，看见玉兰坐在门槛上，眼圈红红的，像是哭过。

“怎么了？”我放下东西走过去。

“没事。”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进了灶房。

饭桌上，玉兰忽然跟我说：“周大柱，我不去省城了。”

我抬起头看着她。

“刘姨说的话，别当真，”她低着头扒饭，“我不去。”

“你不想去就不去，”我说，“我又没逼你去。”

“你没逼我，可你巴不得我去。”她说。

“你讲不讲道理？我啥时候说巴不得你去了？”

“你就是那个意思。”

“我哪个意思？”

“你想让我走，这样你就可以不用管我了，不用负责任了，对不对？”

“陈玉兰！”我急了，连名带姓地叫她，“你说话要凭良心！”

“良心？”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拍，眼眶红了，“你的良心在哪里？你说你情愿，你情愿你为什么不跟我住一个屋？你情愿你为什么过了大半年还在木工房里睡？”

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

“你不知道别人怎么说你的吧？”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他们说你周大柱是个傻子，娶了个媳妇跟没娶一样。他们说我陈玉兰是个克夫命，嫁过来就把自己爹克死了，还把男人克得不敢跟自己睡一个被窝。”

“谁说的？”我火了，“谁说的你告诉我，我去找他！”

“用得着找吗？”玉兰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整个青山镇谁不知道？你以为你不说我不说，别人就不知道了？”

我愣住了。

“李屠户家的老婆，”玉兰一个个数过来，“供销社卖布的赵大姐，你那个老孙头，还有隔壁王婶，她们看我的眼神，跟我说话的语气，你以为我傻，我什么都看不出来？”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又像师父去世那天那样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着声音的、拼了命想忍又忍不住的哭法，像是把所有的委屈都憋在心里，憋得太久了，终于崩开了一道口子。

我看着她哭，心像被人揪住了一样疼。

她说得对。

我是在躲。我躲在自己的“不勉强”里，以为这样就是对她好。可我从来没想过，她一个女人，嫁了人却跟没嫁一样，别人会怎么说她，怎么看她。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这种事比偷人还丢人。

“玉兰，”我伸出手去拉她的手，“对不起。”

她甩开了我的手。

“你别碰我。”她说。

然后她站起来，跑进了屋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月亮很大，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老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风一吹，影子就碎了，满地都是斑驳的月光。

我抽了两根烟，从来没抽过烟的人，呛得眼泪直流。

一根是替师父抽的。

另一根，是替自己。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一个人。

镇上的张婆子，专门给新人说媒的，也管夫妻之间的各种事。我跟她说了我和玉兰的情况，没有全说，但说了个大概。

张婆子听完，磕了磕烟袋锅子，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大柱，你是真不懂女人。”

“我是不懂。”

“女人不是木头，你拿刨子一推，它就听你的使唤了。女人是水，你越拦，她越往别处流。你得给她挖一条渠，让她顺着渠自己流过来。”

这话云里雾里的，我没太听明白。

张婆子白了我一眼：“就是说，你得主动。不是叫你欺负她，是叫你对她好，真心实意的好。她又不是石头，她看得出来。”

“我对她好啊。”

“你那叫好？”张婆子哼了一声，“你那是躲。连自己媳妇都不敢碰，你算啥男人？”

我被噎住了。

张婆子看了看我，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一些：“大柱，你听我一句劝。玉兰那丫头我从小看到大，面冷心热。你要是对她真心，她迟早是你的。但你得拿出真心来，不是嘴上说说，是做出来。”

从张婆子家出来，我在镇上的文具店买了一支钢笔和一本笔记本。不是给我自己用的，是给玉兰的。她的账本快记完了，那个破破烂烂的软皮抄，封面都磨破了。

回家的时候，玉兰正在灶房里洗碗。我走到灶房门口，把那支钢笔和笔记本放在灶台边上。

“给你的。”我说。

她看了一眼，没说话，继续洗碗。

“玉兰，今晚我不睡木工房了。”

她的手停了一下。

“我睡堂屋，”我说，“不是因为你说的那些闲话，是因为我想离你近一点。”

她没有回头，但我看见她的耳根红了。

第六章 开花

日子像溪水一样往前淌，不快不慢。

我还是睡堂屋，她睡里屋。中间隔着一道布帘子，蓝底白花的，是她自己缝的，挂得严严实实，连个缝都不留。

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布帘子已经卷起来了，灶房里的粥已经煮好了，煤炉子上坐着一壶开水。

变化是慢慢发生的。

起初是吃饭的时候，她开始主动跟我说话。说的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镇上来了个卖布的，布价涨了两毛钱；张医生家的闺女考上师范了；供销社的老刘得了孙子，满月酒定在下月初八。

然后是一些更小的事。她会在我干活的时候过来看看，递一碗水，或者递一块毛巾给我擦汗。她递东西的时候离我很近，我能闻见她身上的皂角味，清清爽爽的，跟她这个人一样。

有一次我在院子里刨木头，刨花卷起来，落了一地。她蹲下来捡那些好看的刨花，说她小时候最爱干这个，把刨花贴在窗玻璃上看太阳。

“看得见吗？”我问。

“看得见，”她说，“粉红色的阳光。”

我看着她蹲在地上，把一卷卷的刨花捡起来叠好，阳光照在她头发上，乌黑发亮的。她忽然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那个笑很轻很淡，像风吹过水面，一下子就散了。

可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九月底的一个傍晚，我干完活回来，发现她一个人在屋里哭。

我掀开布帘子走进去，她坐在床沿上，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

“怎么了？”我蹲下来问她。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扎着两条辫子，眉眼跟玉兰很像，只是更圆润一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我娘。”她说。

“师娘？”

“嗯，她走的时候我才六岁，”她摸着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脸，“我都快记不清她长什么样了。今天翻东西找到这张照片，我都不知道家里还有这张照片，我爸藏了一辈子。”

她在说“我爸”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又哑了。

我坐在她旁边，不知道说什么好。六岁没了娘，十九岁没了爹，换作是我，我大概早就垮了。

“你娘长得很漂亮，”我说，“你像她。”

她用袖子擦了擦眼泪，鼻子红红的，说：“我爸也这么说。”

我们俩就那样并排坐着，安静了很久。暮色从窗户涌进来，把屋子染成了暗蓝色。煤油灯还没点，我们坐在暗处，谁也没有伸手去开灯。

“周大柱，”她忽然说。

“嗯。”

“你想过没有，要是有一天我也不在了，你怎么办？”

“你胡说什么呢？”我转过头看着她，语气有些急了。

“我是说认真的，”她看着手里的照片，声音很低，“我娘走的时候，我爸好几年都缓不过来。我小时候不懂，后来大了才知道，一个人要是把另一个人放在心里了，那个人走了，心里就空了一大块，怎么也填不满。”

“那你呢？”我问，“你心里是谁？”

她没有回答。

但我感觉到她往我这边靠了靠。

不是靠在我身上，只是靠近了一些。我能感觉到她肩膀传来的温度，隔着两层衣裳，暖意一寸一寸地传过来。

“玉兰，”我叫她。

“嗯。”

“你心里可以是我。”

沉默了很久。

“你脸皮真厚。”她说。

声音带着鼻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在堂屋里没有睡着。

不是因为冷，也不是因为硬。是因为我的脑子一直在转，转来转去都是她那句话——“你心里可以是我”。

她没说要，也没说不要。但她说我脸皮厚的时候，语气不对。那种不对我说不上来，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她对我说过的所有话里，没有一句是那种语气。

像撒娇。

像抱怨一下，又像在试探什么。

我把被子拉过头顶，闷在被窝里，忽然笑了。

傻笑了好一阵。

十月里，镇上来了个收古董的南方人，古玩商，姓马，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文绉绉的。他在镇上转了一圈，不知道怎么打听到了我家，说要看师父留下的那些木工工具。

“听说陈木匠的刨子是民国时期的老物件，刨刃是进口钢的，现在市面上很少见了，”他扶了扶眼镜，笑眯眯地说，“周师傅，能不能让我看看？”

我领他去了木工房，把那套家伙什摆出来。姓马的拿着一把放大镜，对着刨刃照来照去，啧啧称赞。

“好东西，好东西啊，”他抬起头看着我，“周师傅，这套工具卖不卖？我出这个数。”

他伸出三根手指。

三百块。在那个年代，三百块可不是个小数目。

我犹豫了。

姓马的见我不说话，又加了价：“五百，不能再多了。”

我的手攥紧了裤腿。五百块，够我干半年的。

“不卖。”玉兰的声音忽然从门口传来。

姓马的和同时转过头去。玉兰端着一碗茶站在门口，脸上没什么表情。

“这些东西是我爸留给他徒弟的，多少都不卖。”她走进去，把茶放在桌上，看都没看姓马的一眼，转身出去了。

姓马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门口，摇摇头笑了：“这位是嫂子吧？周师傅好福气。”

他走后，我去找玉兰。她在灶房里切菜，刀法利落，白菜被切成一排排均匀的细丝。

“你咋知道我不想卖？”我问。

“你攥裤腿了，”她没抬头，“你每次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都攥裤腿。”

我愣了一下。我拿不定主意会攥裤腿这件事，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些东西是你爸的念想，”她顿了顿，“也是你跟他之间的念想。卖了就没了。”

我靠在灶房的门框上，看着她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灶火映在她脸上，红彤彤的，她的辫子在背后一晃一晃的，腰上系着蓝布围裙，围裙上沾了些面粉。

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了新婚夜的事，想起她一把推开我的样子，想起她说“想得美”时冷冷的眼神。

不到一年，一切都变了。

她还是一样安静，一样不爱说话。可她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那种隔着冰层的距离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冬天里的一口热汤，喝下去整个人都暖了。

门外的老槐树落了一地的叶子，秋天快过完了，冬天马上要来了。

“玉兰。”

“又咋了？”

“今晚的饭我来做。”

她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你？”她挑了挑眉。

“我做的饭不好吃吗？”

“还行吧，”她把切好的白菜推到一边，又拿过一个南瓜，“也就比我差那么一点点。”

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不是笑，但比笑更好看。

我伸手从她手里接过菜刀，不经意间碰到了她的手指。她的手指微凉，我的却烫。

她缩了一下手，但没有缩回去。

就那样停在那里，指尖碰着指尖，谁也没有先动。灶火噼里啪啦地响，火光映在我们的手上，把两双手照得红红的。

窗外的老槐树上，最后一片叶子在风里晃了晃，终于落了下来。

冬天就要来了，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