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甲：一个被“神话”的演员

行甲：一个被“神话”的演员

文|清哲木

在当下的舆论场，陈行甲虽然已经离开巴东县好多年，但是，依然有人时不时的把他和巴东县联系在一起。在网络上他被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塑造成了“孤胆英雄”——只身闯入腐败重灾区，挥剑斩恶，然后潇洒离去。这种叙事极其动人，但也极其愚昧。

当我们撕掉那些煽情的滤镜，把目光重新聚焦到巴东县的山山水水，必须承认一个“扎心”的真相：陈行甲在巴东的所谓“政绩”，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精心包装的“个人秀”，而背后真正的推手，是国家政策的洪流与时代大势的驱动。并非陈行甲在巴东县做过什么丰功伟绩。

被网友津津乐道的所谓“铁腕反腐”，不过是搭了“中央巡视”的便车；所谓的“脱贫攻坚”，不过是“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的标配动作。将国家机器的力量归结为个人英雄主义，不仅是对事实的误读，更是对那些在巴东默默耕耘的普通干部的不公。

陈行甲最著名的标签是“反腐”。他怒斥贪腐，将87名干部送进监狱，看似战功赫赫。但我们必须厘清一个基本逻辑：他的“愤怒”和“亮剑”，究竟是他个人道德勇气的产物，还是当时政治大气候的必然结果？答案显然是后者。

2015年前后，正是中央反腐败斗争走向深水区的关键时期，巡视利剑高悬，威慑力空前。陈行甲所处的环境，恰恰是“伸手必抓”的新常态。“反腐风暴”是整个国家机器在运转。并不是陈行甲真的有重大发现。更耐人寻味的是，陈行甲在查处腐败时，确实遇到了上级打招呼，这确实体现了他的魄力。但反问一句：在那个“巡视组”坐镇、中纪委网站每周一“打虎”的节骨眼上，即便陈行甲“退缩”了，那些贪官就能跑得掉吗？如果说前任们是因为“圈子文化”不敢查、不愿查，那么陈行甲只是做了在那个政治环境下，一个县委书记本该做、也必须做的事。将“职责所在”拔高到对其“个人崇拜”，是对纪检监察体制的矮化，这也不符合政治逻辑。

陈行甲的另一大光环是“扶贫”。他流泪、他亲民，他搞“信息赶集”，他让干部结穷亲。这些画面极具感染力，但这些恰恰是湖北省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的，干部点对点的帮扶群众，陈行甲能不做吗？只是他非常、非常懂得宣传而已，之后，他离职做公益时把会宣传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陈行甲是一位非常懂得营销自己的专家。巴东的脱贫，主要靠的是什么？巴东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其脱贫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中央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来自于巨额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自于东西部协作帮扶的资金注入，来自于“两不愁三保障”的系统性政策落地。陈行甲搞的“农民办事不出村”、“网络信息化”，确实是亮点，但这本质上是在执行国务院关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指导意见 。

说白了，在那个时间节点，全国上下都在搞脱贫攻坚，巴东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大框架下取得的。把巴东面貌的改变归功于陈行甲一人的“情怀”，就像把高楼大厦的建成归功于脚手架上最后一个拧螺丝的工人，而忽略了设计图纸和地基浇筑者。

甚至可以说，陈行甲在任时，巴东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他留下的是一个正在“输液”的病人，而非一个健壮的奔跑者。真正的脱贫摘帽，发生在他离任之后，那是继任者在他的基础上，甚至是推倒他的思路后，继续执行国家政策的结果。

陈行甲最聪明的地方在于，他深谙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密码。他高空跳伞、亲自献唱、怒怼下级，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地击中了公众对“清官”的想象。这种“网红”路线，让他的个人声誉远远超出了巴东的行政疆域。但这恰恰暴露了其执政的某种局限性——形式大于内容，个人大于集体。

当年就有评论指出，他过于高调的风格在体制内引起非议，事实上，对于一个贫困县而言，需要的究竟是县委书记成为“网红”，还是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机制？我相信大家会有答案。陈行甲在任时，确实清理了“吃空饷”的人，治理了“两违”建筑5 。这些数据看起来很震撼，但放在一个50万人口的县域治理中，这仅仅是常规的“补课”。因为这些问题本就是积弊，本就该在任内解决，解决得晚甚至是一种失职，而非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

并不否认陈行甲个人在职时候廉洁与努力。但是社会有必要剥开迷雾，看清事实，一名领导“执行政策”是本分，不是功劳。如今的舆论场将陈行甲推上神坛，本质上是一种“青天情结”的作祟——民众渴望一个包公式的人物。但这种思维是危险的，也是懒惰的。真正的县域治理，靠的不是“一个人的宣传做势”，而是法治的完善和制度的刚硬。

陈行甲的“神话”，是一种廉价的情感消费。当我们拨开迷雾，看清那个真实的巴东——那个在他离任后才真正发生质变的巴东，我们不得不对那种盲目崇拜说一声：够了。这出个人英雄主义的大戏，早该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