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莉萨·秀雅·迪萨潘：书写对身份的探寻

埃莉萨·秀雅·迪萨潘1992年在法国西南地区的萨拉小镇出生，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韩国人，全家先后在巴黎、首尔和瑞士生活，1999年在瑞士汝拉州的波伦特鲁伊定居。2005年，埃莉萨·秀雅·迪萨潘取得瑞士国籍，2014年获得瑞士文学学院写作方向学士学位，2016年获得洛桑大学现代法语硕士学位，同年，24岁的她出版了首作《束草的冬天》，作品荣获罗伯特·瓦尔泽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这一年，埃莉萨·秀雅·迪萨潘还被汝拉州政府任命为汝拉州大使。

或许是某种自我身份的投射，《束草的冬天》的女主人公“我”也是混血。“我”的母亲是韩国人，在鱼市工作，“我”由母亲抚养长大，自出生以来从未见过父亲，母亲说他是法国人，认识母亲时正在韩国从事渔业工程方面的工作。“我”在首尔大学学习韩语和法语文学，毕业后回到束草，在朴大叔的民宿帮忙，登记入住、准备餐饮、收拾客房，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内容。在这样的契机下，“我”认识了前来入住的法国人凯朗。

“我”在后面的交谈中得知凯朗是一名漫画家，他出版了一个系列漫画，讲的是一位考古学家周游世界的故事。他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是这个系列的第十卷，也是最后一卷。“我”带他去超市购买墨和纸，开车陪他去边境游览。凯朗几乎每晚都在画画，“我”喜欢透过门缝看他作画时的样子。在“我”得知凯朗要返回法国前，“我”想邀请他尝一尝“我”做的河豚鱼片，然而凯朗不告而别，“我”望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写字桌上放着一本他画漫画的笔记本。

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对女主人公来说，凯朗究竟是一个她憧憬的法国父亲形象，还是一个美好的恋人模样？作家没有明说，我们作为读者也只能暗自揣度。凯朗笔下的漫画以水墨为主，墨色在纸上晕染。他们走在束草的冬天里，看雾气弥漫的山谷。一个又一个画面，如水墨，似云雾，他们的故事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模糊不清，捉摸不透，靠近又疏离，吸引又排斥。正是这种宛若印象派一般的朦胧之美赋予了这本小书以独特的阅读体验，埃莉萨·秀雅·迪萨潘笔下细腻真挚的描写也收获了很多读者的喜爱。

两年后，埃莉萨·秀雅·迪萨潘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弹珠游戏》。作品依旧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展开，聚焦对不同语言的探讨、对多重身份的书写。只不过这一次“我”有了姓名，叫作克莱尔。在29岁那年夏天，克莱尔从瑞士来到东京看望外公外婆，并且计划九月带他们回韩国看看。1952年，外公外婆两个人，一个18岁，一个19岁，为了逃避朝鲜战争，乘船来到日本，当时外婆已经怀上了克莱尔的母亲。而后一家人在日本定居，转眼外公外婆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大半辈子，而克莱尔的母亲长大后便离开了日本，前往欧洲生活。

刚到日本时，为了谋生，外公开了一家名叫“闪亮”的弹珠机厅。在当时，这或许是最好的出路，“在日朝鲜人由于国籍问题而难以进入当地劳动市场。他们发明了一种娱乐活动。直立式钉子板。弹珠。机械弹簧。用弹珠换香烟。”如今，尽管外公已八十多岁，依然坚持每天开店，晚上11点弹珠机厅关门后才会回家。弹珠机在日本的地位稍显尴尬，尽管不少人去玩，但大家却看不起这种娱乐方式。所以，克莱尔很少主动提及外公开的店，常常用“一家小店”简单带过。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克莱尔担心自己无事可做，在外公外婆住所附近找了一份兼职，给一个名叫美惠子的十岁孩子上法语课。美惠子的妈妈小川夫人也是法语教师，但她说自己要在八月为新学年的开学典礼作准备，不想让女儿总是独自一人。除了日常的法语练习外，克莱尔还带着美惠子去迪士尼游玩，去上野公园看动物，给她读童话故事。有一天，克莱尔和美惠子从迪士尼乐园回来，小川夫人问克莱尔是否读过《海蒂》。克莱尔努力回忆了一下，小时候妈妈应该给自己读过，但是她已经印象模糊了。

《海蒂》是瑞士女作家约翰娜·施皮里用德语创作的文学作品。1937年根据《海蒂》改编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在美国上映，由童星秀兰·邓波儿主演，电影在美国非常卖座，很快也征服了欧洲和亚洲的电影市场，在日本更是广受欢迎。1974年，日本导演高畑勋创作了动画连续剧《阿尔卑斯山的少女》，海蒂成为日本青少年心中的小英雄。不仅如此，在日本还有一座主题公园，名叫海蒂村，正是以动画片中的图景为原型修建而成。这也是为什么小川夫人会这么说道：“我先看了动画片，很久之后才知道那最初是一本书”“我原本以为是日本人写的作品”。

几天后，克莱尔翻看小川夫人的书架，看到了《海蒂》的法文译本，书中到处都是用绿色圆珠笔写的日文旁注。仔细想来，海蒂和克莱尔之间不乏诸多相似之处。海蒂游走在瑞士和德国两个国家之间，而克莱尔则是从瑞士出发来到日本，还打算继续前往祖辈曾经生活过的韩国。埃莉萨·秀雅·迪萨潘巧妙地将海蒂的故事和克莱尔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用海蒂的经历喻示克莱尔的寻根之旅。

在《弹珠游戏》里，克莱尔一直期待带着外公外婆回到故土。在小说结尾之际，三个人的韩国之行终于要开始了。由于外公外婆不想搭乘飞机，所以他们需要辗转几个地点：“东京。名古屋。京都。新大阪。广岛。博多港。三小时的渡轮到达釜山，乘火车前往首尔。”然而，在码头上，外公外婆却没有登船的意思，相反，他们在背后推克莱尔，让她上船。克莱尔从外婆的嘴唇上读到了：“Go，go.（走吧，走吧。）”在这个时候，克莱尔听到了扩音器的播报内容，“用日语播报安全须知，用韩语重复一遍”，直到扩音器不再播报，“只剩回声。融为一体的多种语言的回声。”

《弹珠游戏》在这里结束，我们仿佛也听到耳边响起阵阵回响，一长串余音如同弹珠玻璃球落地发出的砰砰声。克莱尔置身于法语、日语、韩语等不同语言之间，时常感到无奈和痛苦：“不是我的错，我心想，什么都不说不是我的错。忘了韩语不是我的错。说法语不是我的错。我是为了你们才学的日语。”然而，在外公外婆家里时，三个人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简单的英语或韩语单词、手势、夸张的面部表情完成。日语，从不。”

有次克莱尔和外婆一同出门，外婆的交通卡没钱了，充值机正在维修，需要前往人工柜台。外婆把卡递给克莱尔：“你去吧。我什么都看不清。”克莱尔知道外婆撒谎，她不想去人工柜台，因为那里必须说日语。外婆的母亲也是如此，在过去朝鲜被半岛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外婆的母亲宁愿割掉自己的舌头，也不愿意学习日语。克莱尔认为“语言取决于生活的国家”，她感到迷茫，语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克莱尔坚持让外公外婆回到故国寻根，或许，想要寻找根基的人，其实是她自己。

语言之所以在埃莉萨·秀雅·迪萨潘笔下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语言和身份紧密相连。从束草的冬天，到东京的夏日，埃莉萨·秀雅·迪萨潘始终在一种“多语言”的环境下书写对身份的探寻。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少带有一点作家本人的影子。小时候，埃莉萨·秀雅·迪萨潘生活在瑞士时，因为长了一张亚洲面孔，周围同学看她总是带着异样的目光。等到她回到韩国，又面临着被视作西方人的尴尬处境。游走在多种文化之间，写作成了她探索自己内心的方式。久而久之，她对身份有了不同的看法，她逐渐明白，自己并非一定要属于某一个固定的群体。“我的自我不再依赖于一个国家、一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真实的我生活在世界各地，我感到非常解脱。”在今天这样一个身份不再是单一的、固定的、不变的时代，对身份的探寻或许需要在某种流动中实现。

（作者系法语译者、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