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当了十三年支书，却总是欺负我家，后来我考进了县委办公室

我姓周，叫周志远，今年三十二岁，在县委办公室上班。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这个在县委大院里端铁饭碗的人，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我们那个村子，离开那个让我喘不过气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周家坳，一个藏在豫西大山里的小村子，穷得叮当响，可再穷的地方也有“土皇帝”。我们村的土皇帝，就是我大伯。

对，我亲大伯。我爸的亲大哥。

他当了十三年村支书，这十三年，是我家最灰暗的十三年。

一、周家坳的“天”

我大伯叫周德厚。

名字起得好，德厚，品德深厚。可我们村的人背地里叫他另一个名字——周扒皮。不是因为他剥削大家，说实在的，那时候村里都穷，也没什么好剥削的。他坏，坏在另外的地方。

他坏在偏心，坏在欺软怕硬，坏在拿着公家那点权力，公报私仇。

而我们家，就是他最大的仇人。

你要问我什么仇？我说不上来。我爸跟他是亲兄弟，一个娘胎里出来的，能有什么血海深仇？非要说，大概就是我爸当年分家的时候，多要了半亩地。

那半亩地，是我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说好的，老大分东边那块，老二分西边那块。西边那块靠着河，土质好一点，多收了那么两担谷子。就为了这两担谷子，我大伯记恨了我爸一辈子。

他当上支书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村集体的鱼塘承包给了他自己。

第二件事，就是把我们家门前那条路，给挖了。

你没听错，他把路挖了。

那时候我七八岁，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放学回来，发现家门口那条走了多少年的土路，被挖了一条一米多深的沟。我问我爸咋回事，我爸蹲在门槛上抽烟，不说话。我妈在旁边抹眼泪。

后来我才知道，我大伯说要修村里的水渠，路线刚好从我们家门口过。可那条“水渠”挖了以后，从来没通过水。它就是一条沟，一条专门挖在我们家门口的沟。

从我们家到村里的主路，本来走几步就到了。那条沟挖了以后，我们得绕一大圈，多走将近一里地。下雨天更是遭罪，泥巴糊到小腿肚子，我上学经常迟到。

我妈去找我大伯说理，我大伯坐在村委会的椅子上，翘着二郎腿，说：“这是村里统一规划的，又不是针对你一家，你闹什么？”

我妈说，那别人家门口怎么不挖？

我大伯说，别人家的地形不适合。

我妈说不过他，哭着回来了。

那年我才二年级，可我已经记住了我大伯说那些话时的表情。他的嘴角往上翘着，眼睛眯着，那种笑不是笑，是一种享受，享受你拿他没办法的那种得意。

二、宅基地的事，我爸跪在了村委会门口

如果说挖路只是恶心人，那宅基地的事，就是往死里逼我们家。

我家的老房子是爷爷手里盖的，土坯墙，茅草顶，住了几十年，墙都裂了缝，一到夏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爸想翻盖新房，找村里批宅基地。

我们村东头有一块空地，靠着山，地势高，不占耕地，谁都觉得那块地适合盖房子。我爸写了申请，交到了村委会。

等了一个月，没动静。又等了一个月，还是没动静。

我爸去找我大伯问，我大伯说，那块地村里另有规划，暂时不能批。

我爸说什么规划？我大伯说，这是村里的机密，不能跟你说。

后来我爸从别人嘴里听说，那块地，我大伯打算留给他小舅子。他小舅子是邻村的，根本不在我们村落户，可我大伯就是要给他留着。

我爸这回真急了。他这个人，老实了一辈子，不会吵架不会闹，被欺负了就知道忍。可房子的事，他忍不了。那老房子眼看就要塌了，一家老小住在里面，下雨天都不敢睡觉，怕被砸死。

我爸去找了乡镇府。

乡里来了个人，到村里了解情况，我大伯不知道说了什么，那人待了半天就走了，走的时候跟我爸说，老周，你这个事村里会处理的，你再等等。

等等，等等，等到什么时候？

有一天傍晚，我从学校回来，看见村委会门口围了一圈人。我挤进去一看，我爸跪在水泥地上，面前摆着一张写满了字的纸。他不说话，就那么跪着，低着头，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枯树。

我妈站在旁边，哭得说不出话。

那张纸上写的是——请求依法批准宅基地申请书。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我爸跪在地上，看着我妈哭，看着周围的人指指点点，有的同情，有的看热闹，有的小声说“老周这是被逼急了”。我那时候才十岁，可我当时心里头有一个念头，特别清楚——我一定要离开这个村子，一定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来。

后来那块宅基地，到底没有批给我们。我大伯的小舅子也没要那块地，因为人家在邻村盖了更好的房子。那块地就那么空着，长满了草。

而我家的新房，最后盖在了村尾最偏僻的地方，背靠着乱坟岗。我妈胆小，晚上不敢出门，说听见山上有鬼叫。那不是鬼叫，那是风穿过乱坟岗上那些枯树的呜呜声。

三、那些年，我们一家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大伯欺负我们家，不光是大事，更多的是小事。零零碎碎的，像针一样，一根一根扎在你身上，不致命，可疼得你浑身不舒服。

村里分田地，我们家分到的永远是产量最低的那块。村里发救济粮，我们家永远是最晚拿到的，有时候拿到手的，已经是被人挑剩下的、发了霉的。村里修路，别人家门口都修到了，就我们家门口那一段，永远拖着不修。

我妈有一次生病，要去乡卫生院，需要村里开个证明。我大伯不在，他老婆——我叫大娘的——在村委会帮忙看着。我妈去了，她不给开，说你男人上次开会跟德厚顶嘴了，你让他自己来认个错。

我妈回来把这事跟我爸说了，我爸坐在灶台前烧火，火光照着他的脸，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干裂的田地。他什么都没说，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火苗蹿上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又黑又大，可那个影子是弯的，像他这个人一样，被压弯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我妈在哭，声音压得很低很低，我爸在叹气，一声接一声的，像拉风箱。

我躺在被窝里，把被子蒙在头上，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

我对自己说，周志远，你一定要争气。你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离开这里，一定要让你爸你妈过上好日子，一定要让你大伯看看，你们周德厚家的人，不是永远骑在我们头上的。

四、我爸不让我恨

我恨我大伯吗？恨。恨得咬牙切齿。

可我爸不让我恨。

有一回我跟大伯的儿子，也就是我堂哥，在学校打架了。堂哥比我大两岁，比我高半个头，他学他爸，在学校里也欺负人。那天他说我爸是“软蛋”，说我爸跪在村委会门口丢人现眼，我上去就给了他一拳。

我俩打成一团，他把我鼻子打出血了，我也把他嘴角打破了。

老师把我们俩拉开，叫了家长。

我爸来了，看见我鼻子里塞着纸团，脸上还有血痕，什么都没说。他带我回家，一路上都没说话。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蹲下身子，看着我说，志远，你答应爸一件事。

我说啥事？

他说，不要恨你大伯。

我说凭什么？他那么欺负咱们，凭什么不恨他？

我爸说，恨一个人，是把别人的错放在自己心里，烧的是你自己的心。你恨他，他不知道，他照样吃他的喝他的，可你心里头天天揣着一把火，你烧的是你自己。

我说，那我该怎么办？

我爸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你好好读书。你考出去了，你就赢了。不是赢他，是赢你自己。

他说的这些话，我那时候不完全懂。可我把“好好读书”这四个字，刻在了脑子里。

五、那些年，我是怎么读书的

我们家没有书房，连张像样的书桌都没有。

我写作业的地方，是灶台旁边的一张木板搭的台子，上面铺着报纸，旁边堆着柴火和煤球。冬天冷，我妈会在灶膛里添一把火，让热气烘着我的脚。夏天热，蚊子又多，我爸会用艾草拧成绳子，点着了放在我脚边熏蚊子，烟雾呛得我直咳嗽，可蚊子确实少了很多。

那时候村里还没通电，用的是煤油灯。煤油贵，我爸舍不得多点，可我每天晚上要看书到很晚，他就把灯芯挑得长长的，火苗一蹿一蹿的，把我的影子投在土墙上，一晃一晃的。

他坐在旁边，有时候抽烟，有时候打盹，有时候看着我写作业，啥也不说。我知道他不是在监督我，他是在陪我。他觉得他帮不了我别的，只能这样陪着。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在镇上，离家十五里路。我每个星期天下午背着书包和一罐咸菜走回去，星期六下午再走回来。那条路我走了三年，路边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我都认识。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县一中。全县最好的高中。

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那天，我妈哭了，我爸坐在门槛上，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说了一句，志远，你爸这辈子没本事，就指望你了。

我说，爸，你放心。

六、高考那天，我大伯做了一件让我意外的事

高中三年，我拼命学。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背书，晚上寝室熄灯了，我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接着看。手电筒的电池用得快，我把早点钱省下来买电池，饿得胃疼也舍不得花一块钱买碗面。

高考前一个月，我瘦得脱了相，一米七五的个子，只有一百零几斤。我妈来看我，看见我这个样子，眼泪哗哗地流，把带的鸡蛋和腊肉塞给我，说你别省了，你好好吃饭。

高考那天，我大伯来了。

他骑着他那辆破摩托车，突突突地开到县一中门口，从车上拎下来一兜子东西，走到我面前，说，志远，这是你大娘给你煮的鸡蛋，还有两罐牛奶，你拿着。

我愣住了。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老了，头发白了不少，脸上的褶子比我爸还多。他当支书那些年的威风，在我面前的得意，都不见了。他站在那，像一个普通的、有点不好意思的乡下老头。

我说，大伯，你怎么来了？

他说，你爸腿脚不好，走不了远路，让我来看看你。他说着把东西塞到我手里，又说了一句，好好考，别紧张，你是咱们周家坳第一个考县一中的，你是全村的骄傲。

骄傲？

十三年支书，你什么时候把我们家当骄傲了？你挖我们家门口的路的时候，你霸占宅基地的时候，你不给我妈开证明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是骄傲？

这些话在我嗓子眼里打转，我差点就说出来了。可我没有。

不是我原谅他了，是我忽然想起来我爸那句话——恨一个人，是把别人的错放在自己心里，烧的是你自己的心。

我接过了那兜东西，说，谢谢大伯。

他转身走了，骑上摩托车，突突突地走了。

我站在学校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校门外那条路的尽头，手里拎着那兜鸡蛋，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七、通知书来了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在县城的小饭馆里打暑假工，给人洗碗端盘子。

我姐给我打电话，说志远，你查了没有？我说没敢查。她说我帮你查了。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尖叫了一声，说六百三十八分！志远你考了六百三十八！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手里的盘子差点摔在地上。六百三十八，全县第三十八名。这个分数，够上省城的大学了。

我蹲在后厨的地上，眼泪吧嗒吧嗒地掉。

不是伤心，是那种憋了十几年的气，终于出了一点点的感觉。像一个人在水底下憋了很久很久，终于浮出水面，喘上了第一口气。

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我们整个村子都轰动了。周志远，周家坳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省城大学的人，一个从乱坟岗旁边那栋破房子里走出来的孩子。

我大伯也来了。

他站在我们家门口，手里拎着一箱牛奶和一挂鞭炮。他把鞭炮挂在门口的树上，点着了，“噼里啪啦”地响了好一阵。

鞭炮放完了，烟雾还没散尽，他走到我爸面前，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他说，老二，你养了个好儿子。

他叫我爸“老二”。

多少年了，他当上支书以后，就没再叫过我爸“老二”。他叫我爸“周德明”，有时候连名带姓，有时候直接“哎”。可那天，他叫的是“老二”。

我爸没说话，眼圈红红的，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妈跟我说，你知道你大伯今天来的时候，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啥吗？

我说啥？

她说，他说“嫂子，我对不起你们”。

我说，然后呢？

我妈说，然后他就哭了。

我坐在院子里，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夏天的星星又多又亮，银河从东边拉到西边，像一锅泼洒了的米汤。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大伯这个人。他坏过，也好像没那么坏。他欺负过我们家，也在某个时刻出现过。他不是个纯粹的恶人，可他的善意，来得太晚了。

八、毕业以后，我考进了县委办公室

大学四年，我没敢松一口气。

别人谈恋爱、打游戏、逛街、旅游，我全都没干。我的生活就三件事：上课、图书馆、勤工俭学。我当过家教，发过传单，在食堂打过饭，在图书馆整理过书架。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的，没跟家里要过学费。

大四那年，我决定考公务员。

不是有多大的抱负，是我想回去。不是回周家坳那个村子，是回那个县城。我想去一个能说话的地方，一个能帮到像我爸妈那样老实人的地方。

我考了两次。第一次笔试过了，面试没过。第二次，笔试面试都过了。

我被分到了县委办公室。

报到那天，我站在县委大院门口，看着那面迎风飘扬的国旗，忽然想起来十二岁那年，我站在村委会门口，看着我爸跪在地上的样子。

那时候我想，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

可现在，我回来了。

不是为了报复谁，是为了做一点事，一点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我爸妈、对得起那些被我大伯欺负过的人的事。

九、我大伯现在怎么样了

我大伯前几年就不当支书了。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加上现在的政策也不允许一个村支书一干就是十几年，他被选下来了。

他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头，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走路得拄拐棍。他耳朵背，你跟他说句话得大声喊，可他脾气还是那个脾气，倔得很，谁的话都不听。

我考上公务员以后，有一回回老家，在路上碰见他。他拄着拐棍，慢悠悠地走着，看见我了，停下来，看了我好几秒才认出来。

他说，志远，你回来了？

我说，大伯，我回来了。

他说，听说你在县委上班？

我说，是。

他点点头，说，好，好，有出息。比你大伯强。

我没说话。

他又说了一句，志远，以前你大伯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说“没关系”，因为不是所有的“没关系”都能说得出口。可我也没说“我恨你”，因为那些恨，在这么多年以后，在我爸那句话以后，在我考上大学那天以后，好像也没那么重了。

我说，大伯，你身体还好吧？

他说，老了，不中用了。

我说，你有空去县城，我请你吃饭。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跟他以前在村委会翘着二郎腿的那个笑不一样。那个笑是硬的、得意的、居高临下的。这个笑是软的、不好意思的、有点讨好的。

他老了。

那个在我童年里像一座山一样压在我们家头顶上的人，老了。他的腰弯了，他的头发白了，他的耳朵背了，他连走路都得拄拐棍了。

我看见他这个样子，心里头那点东西，好像也没那么大了。

十、我爸妈现在过得很好

我在县城买了房子，把爸妈接了过来。

我妈刚开始不习惯，说城里住着闷，没有村子里的空气好。我爸倒是适应得快，每天早上去公园遛弯，跟一帮老头下棋，日子过得比我滋润。

有一回我爸下棋回来，我问他，爸，你还恨我大伯吗？

他想了想，说，恨啥，都多大岁数了。

我说，可他对咱们家做了那么多不好的事。

我爸说，志远，爸以前跟你说过，恨一个人，烧的是你自己的心。你大伯欠咱家的，老天爷会记着。你过好你的日子，就是最好的回答。

我看着他，他的头发也白了，脸上的皱纹比大伯还深，他的腿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的，可他坐在那，腰板是直的。

我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爸，在这个家里被欺负了那么多年的爸，他心里头没有恨。不是他懦弱，是他比我们都强大。他不需要用恨来支撑自己，他有比恨更有力的东西——他把儿子养大了，他儿子考出去了，他没输。

十一、写在最后

现在我坐在县委办公室的椅子上，窗外是县城的街道，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我想起小时候在村里，趴在灶台旁边那块木板上写作业，煤油灯的火苗一晃一晃的，我妈在旁边纳鞋底，我爸在灶膛前烧火。那个画面，又穷又苦，可我现在想起来，心里是暖的。

因为我爸我妈在那样的日子里，没放弃，没让我放弃。

至于我大伯，他欠我们家的，我不想算了。可我也不想再计较了。

不是原谅了他，是我要把心里那块地方腾出来，放更重要的东西。

我媳妇，我孩子，我爸妈，我的工作，我身边那些实实在在的日子。

那些恨，太沉了，我不想背了。

我大伯还活着，快八十了，身体还行。我每年过年回去，还是会去看他一眼，给他带两瓶酒，一条烟。他留我吃饭，我就吃。他跟我说以前的事，我就听着。

他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

我不哭。

我笑着给他倒酒，说，大伯，喝酒。

这辈子，我跟我大伯之间，不会再有拥抱，不会再有和解的眼泪，也不会有真正的原谅。

可也不会有怨恨了。

不是所有的账都要算清楚，不是所有的仇都要报回来。

有时候，你过得好，就是最大的“算清楚”。

我过得好吗？我觉得好。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