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惊人遭遇！堂主掌掴后短短三日便亡，背后真相令人心痛！

# 1

香港红磡体育馆，一万两千个座位。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个叫梅艳芳的姑娘在这里连开了十五场演唱会。那年她二十一岁，唱片公司的宣传语写得很直白——百变天后。海报贴满弥敦道两旁的灯柱，从尖沙咀一路铺到旺角。

七年之后的一九九二年，她二十八岁，已经不再需要用场次来证明什么。全球华人女歌手演唱会总场次排第一，红馆连开二十八场的纪录挂在那里好几年没人破得了。日本、台湾、东南亚到处飞，一张唱片街头巷尾都在放。圈里圈外开始喊她大姐大，不是客套，是实打实的江湖地位。

但她出道的地方不是什么体面的舞台。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梅艳芳出生在香港旺角花园街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唐楼单位里。父亲跑船，长年不在，母亲覃美金拉扯四个孩子长大，日子紧到买菜都要赊。梅艳芳排行最末，上面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她四岁半就被母亲带去荔枝角的一家游乐场登台，穿大人改小的亮片裙子，唱《卖花女》，唱一首收一份打赏。台下什么人都有，水兵、赌徒、、码头工人，烟雾缭绕里丢几个硬币上来。十一岁那年母亲借钱盘下了旺角砵兰街一间小歌厅，取名“锦霞歌舞厅”，她白天上学——书包里装着饭盒和演出服，放学在歌厅后台写作业，天一黑就上台。一个晚上赶好几个场，唱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再爬起来去学校。

妓女

一九八二年，无线电视和华星唱片合办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梅艳芳的姐姐梅爱芳先报名，进了复赛被刷下来，转头替妹妹也报了名。梅艳芳选了一首徐小凤的《风的季节》，评委席上坐着顾嘉辉和黄霑。她一张嘴，黄霑当场给了满分，顾嘉辉说艺术分扣了一点，给了九十九。她拿了冠军，签约华星，正式出道。

那是一九八二年。同一年的香港，还有一个叫陈耀兴的人刚到二十一岁，住在九龙蓝田的公共屋邨。他没读完书就出来讨生活，在湾仔一带帮人泊车，晚上睡在车房阁楼。后来有人介绍他进了新义安，从最底层的马仔开始做。新义安那会儿是香港三合会组织里结构最严密的帮会之一，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潮州洪门分支“万安社”，后来由军阀龙济光的心腹向前改组重建。向前的儿子向华强在七十年代末创立永盛电影公司，把帮会的势力往娱乐圈渗透。陈耀兴在拳馆练了泰拳，能打，够狠，最要紧的是讲义气。湾仔的酒吧、夜总会、泊车档口，一处一处被他吃下来。没几年，江湖上就多了一个称号——湾仔之虎。

这两个人，一个在台上唱歌，一个在街边收档，原本是两条完全不搭边的平行线。但他们活在一个共同的年代里。那个年代的香港，娱乐圈和黑道是搅在一起的，搅得比外人想的要深得多，也乱得多。

先说14K。这是四十年代末国民党军统少将葛肇煌在广州创立的三合会组织，全称忠义堂，后来以广州宝华路十四号为总部命名。五十年代初迁入香港，到八十年代末，成员多达数万人，渗透了各行各业。再说新义安，潮州帮底子，等级分明，帮规森严，在九龙和新界根深蒂固。至于和胜和，那是本土老牌帮会，以元朗、荃湾一带为大本营。三大帮会瓜分了香港地下世界的版图，争地盘、抢利益，砍人见血的事天天都有，警察也头疼。

八十年代中期，这帮人同时发现了一条路。电影。

香港电影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进入黄金期，票房一年比一年高，一部卖座的片子动辄收入上千万。拍电影周期短，现金进出量大，而且可以轻易把黑钱洗成白色的票房分成。这是天生的洗钱工具。14K的人先动了手，一批有案底的大佬注册了制片公司，找导演、找演员，片子拍出来就逼院线排片。新义安也不例外，向华强和向华胜两兄弟的永盛电影公司在一九八四年正式运作起来，签了一大批导演和明星。

控制了电影公司，接下来就是控制人。怎么控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枪。

一九八七年前后，麦当雄拍《省港旗兵》，需要一个枪战场面，制片人萧若元托关系找了几十个真的有案底的大圈仔来当群演，每个人腰间别的都是真家伙，一喊开拍，子弹从演员头皮上擦过去。一场戏拍完，萧若元冷汗湿透了衬衫。他后来说，你没见过那个场面，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怕。

明星的处境比导演更糟。刘德华被逼着签过一份又一份片约，有一回在片场被四五个大汉围住，带头的那个人把枪放在化妆台上，一句废话没有，只问他签不签。他签了，低着头签完，站起来走出去，后背全是冷汗。李连杰的经纪人蔡子明在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早上九点多走出尖沙咀富艺电影公司大门，刚拉开车门，两个骑摩托车的人从后面上来，朝他的后脑开了数枪。蔡子明当场死亡，凶手至今没有抓到。刘嘉玲被绑走拍了裸照的事，发生在更早的一九九〇年，绑匪是水房的人，照片后来在一本八卦周刊上登出来，全港哗然。几十年后她亲口在公开场合提过这事，说那些照片至今还在网上流传。

娱乐圈在那个年代的香港，是金矿，是洗钱池，也是一个谁进来谁都可能出不去的泥潭。梅艳芳能安然无恙地站在红馆台上唱歌，不是因为她运气好。

她背后有人。

# 2

向太陈岚。这个名字在香港娱乐圈的分量，不需要任何头衔来装饰。她是向华强的太太，永盛电影公司真正管事的老板娘。向华强的父亲向前是新义安的创始人，一九五三年被港英政府递解出境去了台湾，留下几个儿子在香港各管一摊。向华强排行第十，早年在台湾演过武打片，后来回香港和弟弟向华胜一起搞电影。但永盛真正运转起来，靠的是陈岚。她管钱、管人、管合约，签谁、捧谁、跟谁撕破脸，都是她拿主意。

梅艳芳是永盛最重要的艺人之一。向太喜欢她，不只是因为能赚钱。梅艳芳这个人，台上百变，台下却有一股子江湖儿女的直爽。她从十一岁开始就在最底层的人堆里打滚，见过最烂的事，碰过最烂的人。她的气场不是装出来的。朋友有难她第一个掏钱，同行被欺她站出来骂，圈子里的人喊她大姐大，喊的不是排场，是人品。

一九九〇年，梅艳芳跟一个叫黄俊的人走得很近。黄俊的另一个名字在江湖上更响亮——尖东之虎，新义安的头目之一，管着尖沙咀东部的夜场和泊车生意。他是陈耀兴的结拜兄弟，两个人一个守湾仔，一个守尖东。黄俊跟梅艳芳关系好，经常出入她的演唱会后台和私人聚会。后来黄俊因为卷入一宗案件被警方通缉，跑路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找到陈耀兴，把梅艳芳托付给他照看。

这是一句托付。在江湖规矩里，托付就是拿命来扛的债。陈耀兴接下来了。

在这之前，陈耀兴和梅艳芳已经认识了。认识的方式不太和平。一回在某个夜场，两边的人为了一点小事起了摩擦，陈耀兴的兄弟跟梅艳芳的朋友吵了几句，差点动手。陈耀兴和梅艳芳被人拉到一起讲和。酒喝了，话说开了，一对脾气差不多的人反而有了交情。陈耀兴觉得梅艳芳不装，说话直来直去。梅艳芳觉得陈耀兴有分寸，不仗势欺人。两个人谈不上多深的交往，但彼此认了这个朋友。

黄俊跑路之后，陈耀兴多了一重身份。他不再只是湾仔之虎，还是梅艳芳头上的保护伞。这件事在一九九二年的香港娱乐圈不算秘密。

而黄朗维显然不是不知道。他只是没当回事。

黄朗维，14K的堂主，活跃在九龙城寨和旺角一带，手下有几百号人。14K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大量渗透电影圈，注册了一堆制片公司，专门拍一些成本低、回笼快的片子，过程中强行拉明星签约，档期排不开就用钱砸，钱砸不动就威胁。黄朗维自己名下也挂了电影公司老板的头衔，名片印得漂漂亮亮，但谁都知道他骨子里是做什么的。他那年大概三十二三岁，在14K的辈分不算顶尖，但够凶，够傲，手底下有人命案子担着。

一九九二年五月四日晚上，梅艳芳和男朋友林国斌约了一帮朋友去唱卡拉OK。林国斌是谁？武打演员出身，成龙的成家班出身，演过《省港旗兵》和《破坏之王》里的断水流大师兄。腿脚功夫不错，但那个年代的香港，一个打星的拳头在真枪真刀面前什么都不是。

他们去的地方叫Take One，在九龙塘根德道二十二号。九龙塘是香港市区少有的低密度住宅区，街道安静，两边种着老树。Take One所在的根德道紧挨着几条交错的小马路，白天几乎没什么人，一到晚上，车一辆接一辆停在门口。这家卡拉OK是黄百鸣的产业。黄百鸣是新艺城影业的创始人之一，拍过《开心鬼》，在香港娱乐圈人脉极广。Take One的装修在当年算时髦，包厢里铺着地毯，墙上贴暗色壁纸，灯光调得昏黄。圈里人喜欢来，不光因为安全，更因为来了能碰到熟人，聊剧本、谈合作、组饭局，生意和交情都在这里流转。

那天晚上气氛本来挺好。梅艳芳喝了一点酒，声音比平时大些，斜靠在沙发上听朋友聊天。林国斌坐在她旁边。黄百鸣的弟弟黄百年也在场，他跟双方都熟，大概想帮着牵个线，就带着一个人推开了梅艳芳包厢的门。

黄百年介绍说这位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叫黄朗维。

梅艳芳对电影圈的人向来客气。她站起来打了个招呼，态度不冷不热。不是摆架子，是她那几年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对不熟的人保持距离。这个习惯救过她很多次。

黄朗维坐下来。他不像是来交朋友的。包厢里的人都感觉到气氛变了，空气绷紧了一点点，就像一根铁丝被拉到快断之前的那个临界点。

# 3

黄朗维从西装内袋里掏出支票本，当场写了一百万港币，朝梅艳芳面前推过去。他让她唱首歌。

一百万，在九二年那会儿是一笔大数。铜锣湾一间四百尺的公寓也就卖个五六十万。但梅艳芳不是没见过钱的人。她那阵子接一场商业演出的报价是这个数字的三倍起步，而且要看档期、看场合、看主办方的面子。更关键的是，她今晚不是出来接活的。她坐在自己的包厢里，身边坐着男朋友和朋友，她是在休息。

她不接。

黄朗维的脸色变了。

一个人最怕的不是被拒绝，是被拒绝在自家小弟面前。黄朗维当时包厢里带着好几个人，都是14K的基层头目和贴身马仔。在他们眼里，堂主递出去的支票被一个女歌手当众推回来，这是天大的面子折损。黄朗维没有走，他站起来，挡住梅艳芳的去路，一只手拦住她，另一只手举起来就往她脸上落。

一巴掌。

整个包厢的人都愣了，包括带他进来的黄百年。没有人想到他会动手。打一个女人，打一个全香港都认识的女人，在人群里，在卡拉OK的包厢里。林国斌在旁边，但那一秒钟他没能做什么。不是他不想，是他面对的局面根本不是他一个人能摆平的。对方人多，身份摆在那里，拳脚功夫在这种场合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梅艳芳挨了这一巴掌之后，第一反应不是还手，也不是哭喊。她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向太陈岚接到的电话是在深夜。她听了几句，翻身下床换衣服，一个人开车从九龙塘笔架山道的大宅往根德道方向赶。路上大概不到十分钟。她到的时候，黄朗维的人已经把包厢的门口堵住了，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不让进。

陈岚穿过那群人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她认识其中一些人，叫得出其中一些名字。她没有跟黄朗维的兄弟多费口舌，直接找到了黄百年。几句话讲完，外面的走道终于让出了一条路。

梅艳芳出来了。她脸上还挂着眼泪，左脸颊红了一片。林国斌扶着她的胳膊，两个人低着头快步穿过走廊出了大门。

但当天晚上在Take One看场子的不是黄朗维的人。是新义安的人。

这家卡拉OK坐落在九龙塘，是黄百鸣的产业，黄百鸣虽然不沾帮会，但他开门做生意，场子的安保是交由新义安罩着的。梅艳芳挨打的消息没用几分钟就从看场小弟的嘴里传到了湾仔。陈耀兴接电话的时候应该已经睡下了。他带了几个人开车往九龙塘赶。车从湾仔过海，走红磡海底隧道，一路加速到九龙塘。但黄朗维在他们到达之前就离开了，包厢空了一半，只有几个善后的小弟在。

陈耀兴扑了个空。

但黄朗维这一巴掌已经不是打在一个女人脸上这么简单了。在江湖的逻辑里，你在我的地盘上，打了我的艺人，当着我的人的面。这不是争执，是踩场。

陈耀兴不是个喜欢拖的人。接下来几天，湾仔的人被撒了出去。黄朗维平时出没的几个地点被摸清——旺角砵兰街的麻将馆，九龙城的桑拿房，深水埗南昌街的仓库办公室。盯了大概两天。

这里有一个被反复提起但始终没有人证实过的细节：黄朗维被盯上之后，黄百鸣曾经试图从中间说和，他找到陈耀兴，想约双方坐下来谈谈。陈耀兴听了，但没有表态。而黄朗维那边，完全不觉得自己需要谈。在他估算里，自己是14K的堂主，手下几百号人，一个新义安的区域头目能把自己怎么样。他错在了这一局上。

# 4

五月七日深夜，黄朗维在湾仔一带吃完宵夜，从店里走出来。他带了几个兄弟，喝了点酒，步伐有点晃，往停车的地方走。

陈耀兴的人就在黑暗里等着他。

人数不多，三四个。但动手不需要人多，需要准。带头的那个人从侧面上去，手里握着一把开山刀，刀身窄长，刃口极利，灯下泛着一层青白的光，对准黄朗维的左手劈了下去。

这一刀砍得极重，正中前臂尺骨和桡骨之间，骨裂的声音在安静的后巷里像踩断一根湿树枝。血溅在马路牙子上。黄朗维惨叫一声往后退，手下的人有的慌了神，有的拔出家伙想还手。但来的人已经退了，速度快到像是从巷子口融进了夜里。

黄朗维的左臂被劈断了。这只手，就是三天前扇出那一巴掌的手。

手下把他塞进车里，往浸会医院方向开。途中有人报了警，巡逻车赶到的时候，医院门口已经乱成一团。护士推来轮床把黄朗维推进急诊室，医生初步检查之后立刻安排了手术。左前臂开放性骨折，肌腱断裂，需要打钢钉固定。术后他被转到了八楼的私人病房，外面有四个兄弟轮班守着。

黄朗维躺在病床上给手下嘱咐了几件事：第一，跟外面说不小心拍戏受伤，别让警察掺和进来；第二，盯紧陈耀兴，查清他人在哪。他可能觉得住进医院就没事了。浸会医院在九龙塘窝打老道，正对面就是九龙城警署，直线距离不过三百米。在医院里杀人，还是在警察署眼皮底下的医院，任何有理智的帮会分子都不会这么干。

黄朗维赌的就是这个不敢。但有人敢。

五月八日凌晨五点左右，天还没亮，浸会医院八楼的走廊里灯光惨白。两个男人从电梯里走出来，穿着深色夹克，神色平静，像是来探病的家属。他们走到护士站，其中一个人微微弯下腰，语气客气，说自己是黄朗维的朋友，昨天听说受了伤，今天先过来看看情况，方便的话明天正式来探病。护士低头翻了一下记录本，告诉他们病房号，还补了一句，病人刚做完手术，不要待太久。

两个人说好，转身朝走廊尽头走去。

一个在病房门外放风，另一个推门进去。黄朗维躺在床上，左臂打着石膏吊在支架上，麻药刚过，意识清醒但身体动弹不了。守夜的小弟看到来人站起来想问话，来人已经把手伸进夹克内侧。枪掏出来的那一刻没有声音。金属在晨光里晃了一下。枪口离黄朗维的太阳穴很近，扣扳机，一枪，弹壳崩在床头柜上，又滚到地下转了两圈。

黄朗维头部中弹，当场没有了反应。

两个人离开病房，沿着楼梯往下走。他们没有跑，连脚步都没有加快。等到八楼的护士听到声音冲进来的时候，病房里只剩下地上那颗黄铜弹壳和床头慢慢洇开的一片深红色。

五月四日深夜的一巴掌，五月七日深夜的砍手，五月八日凌晨的枪杀。三天之内，一个14K的堂主被人踢出了棋盘。

# 5

消息传得比警车还快。天亮之前，黑白两道都知道了。九龙城警署的重案组接手，拉起了黄色警戒线。探员在病房里提取到一枚九毫米手枪弹壳，弹道分析指向一把黑星手枪。这种枪在内地正式型号是五四式，威力大，穿透力强，能打穿普通的防弹背心，七、八十年代通过军火走私大量流入香港，黑市上七八千港币一把。弹壳上没有可用的指纹痕迹，走廊没有监控，护士提供的嫌疑人特征太模糊——两个男人，中等身材，深色衣服，几乎等于什么都没说。

警方的目光迅速锁定陈耀兴。

五月四日当晚看场小弟打出的那一通电话，陈耀兴带人赶赴Take One的时间线，湾仔那批人在事发后的活动轨迹——全被一件一件扒了出来。更重要的是动机。黄朗维当众掌掴梅艳芳，陈耀兴受黄俊之托照看梅艳芳，这件事在新义安内部传得很开。有仇，有交集，有执行力，陈耀兴三样全占了。

不过警方没有拿到直接证据。砍黄朗维的那几个人像蒸发了一样找不到。医院枪手没有留下任何能直接指向陈耀兴本人的线索。更关键的是，陈耀兴手上握着一份不在场证明。

一九九二年七月八日，警方以涉嫌谋杀罪正式拘捕陈耀兴。他被带进九龙城警署的审讯室，坐了一整天，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句不说。警署外面出了事。

傍晚时分，差不多两百名男子从四面八方聚到警署门口。他们不开腔，不举牌子，也不冲撞铁门。就站着，黑压压一排又一排，把警署前面的马路堵得水泄不通。过路的人低着头快步走，商铺拉下了卷帘门。警方调了防暴警察在门口列阵，但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这些人站在那里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不需要再画蛇添足。

警方没有足够证据提出检控。当天夜里陈耀兴自签担保，以保释候审的身份从侧门走了出去。两百人看着他出来，然后慢慢散了，像水流退进下水道，又快又安静。

但陈耀兴从这个门走出来的时候，他的命已经挂在了另一根线上。

黄朗维有个哥哥，叫黄朗辉。弟弟被杀之后他一直没有露面，香港警方也在找他。七月八日陈耀兴走出警署的消息上了晚报头版，第二天上午，各大报社的新闻编辑室陆续接到了同一个人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很低，自报家门：黄朗辉。他亲口承认已经发出了悬红，要拿陈耀兴的命来抵弟弟的命。

他还说了第二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梅艳芳。

# 6

梅艳芳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她没有犹豫，收拾行李，连夜离开了香港。原定那几个月要办的一场大型演唱会被搁置，主办方对外宣称档期原因，没有人追问。

她先去了广州，从广州转道去了泰国清迈。在清迈郊区一间酒店住了三个多星期，白天不出门，晚上到楼下餐厅吃饭，偶尔沿着河边走一圈。助手陪着她，说她那段时间话很少。几个月后她才敢回香港。这是梅艳芳出道以来第一次被逼到远走他乡，走得无声无息，连粉丝都没有得到任何解释。

而陈耀兴没有走。他留在香港，继续管湾仔的地盘。

有人劝过他。当时新义安内部的一些长辈传话下来，说风头太紧，做事不要太冒，枪打出头鸟。外面的朋友也托人递话，说14K那边悬红还没撤，不止一批人盯着他那颗脑袋，低调一点没有坏处。据说连他自己的一些兄弟也劝他，先出去避一避，澳门、东南亚、加拿大，哪里都行。

陈耀兴听进去了多少不好说。从后续来看，他收敛了一阵子，减少了公开露面的次数，把一些日常事务交给了手下处理。但他骨子里不是那种能把自己藏得太深的人。他是一个把义字和胆字放在一起活的人。湾仔之虎的名号是靠拳头和血换来的，要他缩在壳里做缩头乌龟，他不干。

黄俊走之前把梅艳芳托付给他，他接下来了；黄朗维在九龙塘打了梅艳芳，他出手了。这笔账在外人看来也许太冲动，但在他自己的逻辑体系里，这就是规矩。

坏就坏在，黄朗辉的逻辑体系里，也有一套规矩。报仇。

# 7

一九九三年秋天，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的邀请函送到了陈耀兴手上。澳门格兰披治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街道赛车赛事，赛道沿着东望洋山的狭窄街道盘旋而上，弯急路窄，一侧是石墙，一侧是悬崖，被称为死亡赛道。每年十一月开赛，全亚洲的赛车好手都会来，港澳两地的富商、明星、江湖人物也会专程赶往澳门观赛。场边停满法拉利和保时捷，酒店赌场里人头攒动，是那一年整个华南最热闹的社交场。

陈耀兴喜欢车。不是一般喜欢，是骨子里的痴迷。他十几岁还在泊车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摸各种豪车的方向盘。后来手里有钱有权，买了四辆跑车，一辆保时捷九一一，一辆日产Skyline GT-R，还有两辆改装过的丰田Supra。他下了班最大的消遣就是开车去西贡清水湾的弯路跑山路，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带几个兄弟。

所以格兰披治他不可能不去。他要以车手身份参赛。

永盛电影公司当时正在筹拍一部赛车题材的片子，名字叫《爱人同志》，制片方听说陈耀兴要去澳门参赛，派人跟过去想顺便为电影取点素材，拍一些赛车的真实镜头。当时跟陈耀兴一起乘船过去的，除了他的日常随行之外还有永盛的几个人，有场记、有摄影师、还有两个在剧组打杂的助理。

十一月十九日搭喷射飞航过澳门。上了岸当天就试了车，赛道状况不错。陈耀兴跑了个第二，心情极好。晚上领了一帮朋友和随行到澳门市区的一家海鲜酒楼吃饭，开了几瓶XO，喝到快十二点才散。有人提议再去唱歌，他摆摆手，说第二天还有决赛，早点回去。

二十日决赛日，他拿了亚军，颁奖台上喷了一身香槟，一群人又闹到深夜。这一次他是真的开心，这个奖杯在他的世界里大概比砍十个地盘都来得值。当晚又去了酒店附近的一家酒吧续摊，喝酒、吹牛，讲白天赛道上的超车细节。

凌晨快三点，聚会散了。陈耀兴走出酒店大堂，说要去停车场取车，送留下来还在等的几个朋友回住处。他走向停车场的时候，澳门南湾湖的水面正暗成一片铅灰色，海边吹来的风带着咸腥气。钥匙插进去，引擎发动，车子滑出停车位，静静开向酒店正门。

他的车在酒店大堂门口停稳，还没来得及解开安全带去推副驾驶的门，三个戴全密封头盔、穿黑色皮衣的人从停在路边的另一辆车后闪出来。

每人手里一把枪。近距离射击，十枪左右。

陈耀兴在驾驶座上被打中头部和胸腹，血从碎掉的车窗玻璃缝隙里淌出来，沿着车门往下流。坐在副驾的谢振锋也身中数弹。谢振锋是他的兄弟，跟着他很多年，那晚坚持要陪着去澳门，说大哥去赛车，手下不能离身。

现场很快被澳门司警封锁。弹壳散落在车门两侧，现场初步勘查确认一共开了十枪。两颗子弹穿过陈耀兴的左侧太阳穴和脖颈，其余分别打在胸腹和右手臂。他没来得及做任何反应。赛后口袋里的亚军奖杯还焐着一点点体温。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陈耀兴在澳门赛车场附近殉命，三十二岁。

消息传回香港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几家报馆紧急换了头版，标题大同小异——湾仔之虎横死澳门。新义安上下都炸了，湾仔的档口当天夜里全部关了门，有几个堂口头目连夜过海去了澳门。14K那边静得反常，黄朗辉没有像上次一样打报社电话，但他的名字已经印在每个人的猜测里。

# 8

梅艳芳这回没有犹豫太久。她再次离开了香港，这一回走得比上次更远。先飞温哥华，待了两个月，期间深居简出，除了几个贴身人员，不见外人。后来又辗转去了台北和新加坡，在香港娱乐圈几乎隐身了一年。

有香港媒体后来翻出这段往事，提出过一个说法。坊间流传梅艳芳花了上千万港元通过中间人搭路讲和，才把事情彻底摆平。一家周刊专门做了一整版的专题报道，标题直接写了“千万摆平”这四个字。梅艳芳看到报摊上的标题之后没有吭声，私下找了律师，把那家杂志告上法庭。案子没有公开审理，双方最后签了庭外和解协议，杂志赔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具体金额加了一道保密条款，外界至今无人能确认。但这个动作本身已经说明了态度——她没有花过这笔钱。

# 9

出殡那天，香港北角香港殡仪馆外围满了人。新义安各堂口的大佬都没有现身，来的全是底层的马仔、湾仔的档主和跟过陈耀兴的兄弟。花圈一个接一个从货车搬下来，往灵堂里送，大部分落款只用单字或者绰号，不写全名。有几个花圈的挽联上印着帮会内部的切口和追名，警方的人在门口拦住了它们，拆下来搬走。灵堂里面放着《友谊之光》，就是那首陈耀兴生前最喜欢在KTV点来唱的老歌。唱机转了一整天，来的人坐满了椅子又站起来，换下一拨。

这两宗命案的专案档案至今锁在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的宗卷室里。黄朗维谋杀案，警方备有弹道报告和口供记录，没有足够证据检控。陈耀兴枪杀案，澳门的调查持续了好几年，最终没有一个人被正式起诉。黄朗辉的下落始终未明，有人说他后来潜逃到了柬埔寨，有人说他在菲律宾。

黄俊——尖东之虎——跑路之后辗转多地，最后在泰国北部的一个边境小镇因病去世，死的时候不到四十岁。他的死在香港报纸上只占了一个小角落，标题是“前黑帮头目客死异乡”。

向太陈岚后来在多个场合都讲过关于梅艳芳的旧事。她说那时候能护住她，是应该做的。被问到细节时她摆了摆手，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

梅艳芳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公开宣布自己罹患子宫颈癌。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在医院病逝，四十岁。她走的那个冬天，香港非典型肺炎的阴霾还没散尽，街上的人戴着口罩来送她。灵车从香港殡仪馆开出来的时候，弥敦道两旁站满了人，有人喊她的名字，有人哭出声。

她的人生从旺角那间狭小的歌厅开始，到红磡体育馆最亮的舞台，再到九龙塘那间卡拉OK包厢里落下来的巴掌，最后停在养和医院的病床上。短短四十年，像是把别人几辈子的事压在了一条时间线上。

陈耀兴去世之后一年，永盛拍出了《醉生梦死之湾仔之虎》，任达华主演，刘青云、尹扬明参演。片尾黑底白字打出了“纪念陈耀兴先生”的字样。任达华演的那个角色坐在湾仔一家大排档的塑料椅上喝啤酒，背后是霓虹灯闪烁的骆克道夜景。镜头慢慢拉远，画面定格。

那一年是一九九四。香港的霓虹灯还亮着，但有一些人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