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我队里分鱼，轮到我家那条最大，老会计却压低声说先别往家拿

一九七九年，腊月二十三，小年。我们生产队的那口大鱼塘，从开春放了鱼苗，养了一年，终于要分鱼了。消息是大队喇叭头天晚上通知的，喜讯传得快，从村头传到村尾，从村尾传到邻村，像冬天的西北风一样，刮遍了角角落落。

那一年，饥饿的阴影刚刚从这片土地上淡去，但还没有完全消散。粮食勉强够吃了，但肉和油水还是稀罕物。分鱼，对我们这些常年不见荤腥的庄稼人来说，简直就是过年。

分鱼那天，天还没亮，鱼塘边就围满了人。大人站在里面，孩子挤在外头，叽叽喳喳，热闹得像赶大集。我跟弟弟天不亮就起来了，我妈给我们换了身干净衣裳，说分鱼是大日子，不能穿得破破烂烂的。我爹走在前面，我扛着扁担，弟弟拎着水桶，踩着霜冻的田埂，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鱼塘赶。田埂上的枯草被踩得东倒西歪，霜花沾在裤腿上，化成冰凉的水珠。

池塘边的老柳树下，架着一口大锅，锅里煮着姜汤，热气袅袅地升起来，驱散着清晨的寒气。队长站在塘埂上，扯着嗓子指挥。年轻力壮的下水拉网，妇女们站在岸边准备接应，孩子们踮起脚尖，眼巴巴地望着水面。拉网的号子声此起彼伏，渔网在众人的号子声中慢慢收拢，水面沸腾了。鱼儿在网里乱窜，银光闪闪的鳞片在晨光中跳跃，溅起的水花飞落在岸上。

鱼上岸了。大大小小的，堆在塘埂上，活蹦乱跳。人们围上去，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说今年的鱼真大，有人说这条是我家的，有人说那条得有好几斤，老天爷赏饭吃，今年的鱼又大又肥。

会计姓周，叫周明远，五十多岁，花白头发，戴着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着的老花镜。他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账本，对着名单，开始分鱼。周会计是村里出了名的铁算盘，也是出了名的讲老理，办事公道，不偏不倚，村里人信得过他。他先用秤把鱼一条一条地称了，按照各家的人口、工分，一笔一笔地算。算盘珠子在他指间上上下下，噼里啪啦的，打得又快又准。算盘打完了，账本合上了，他按着账本，眯着眼念户主的名字，念一个，分一家。叫到名的，喜滋滋地上前，接过鱼，放进自家的桶里或筐里，引得旁人一阵羡慕。

我家是最后一家。周会计把那堆鱼里最大的一条拎起来，用秤钩子钩住鱼鳃，提起来称了称，最大的一条草鱼，十二斤，银白色的鳞片在晨光中反射出柔和的光，鱼鳃一张一合，还活着。他把鱼放进我爹的筐里，压低了声音，凑过来，一字一顿地说，先别往家拿。

我爹愣了一下，正要张嘴问，被他一个眼神止住了。

我爹没再多说。那时候，乡下人信老理，信规矩。周会计见多识广，他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我爹把鱼筐盖好，点上旱烟，蹲在塘埂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烟。鱼在筐里扑腾，尾巴拍打着苇席，噗通噗通的，像是急了。

周会计慢悠悠地踱过来，蹲在我爹旁边，点上一根旱烟，吧嗒吧嗒地抽了两口，才慢悠悠地说，你没看这鱼眼睛吗？透明的，是灵鱼。今天水凉，鱼还没死透，你拿回去路上颠，进了家门它一激灵，魂就留住了。那条鱼不对劲，鱼鳍带红，腮下有疤。他分鱼的时候故意把它留到最后，怕别人家领走了，惹麻烦。他们家三代单传，不能冒这个险。

我爹还是不太明白，但他听进去了。他没把鱼拿回家。他在塘边又待了一阵子，抽了好几根烟，等到筐里那条鱼不再扑腾了，才挑起扁担，慢慢悠悠地往回走。一路上，鱼在筐里一动不动。我爹的心，也一直悬着。

进了院门，我爹把鱼筐放在灶房门口，叫我妈出来。我妈在围裙上擦擦手，我爹掀开筐盖，那条鱼躺在筐底，鱼鳃不动了，尾巴不动了。我妈说死了？我爹说死了。

那年冬天，我爸的腰疼病犯了，疼得起不来床，去医院一查，肾结石，做了手术。我妈说，肯定是那条鱼替我爸挡了灾。周会计知道后，只说了一句，那就好。

他迷信，信命。他把自己这些年的福祸吉凶，全算在那条不会说话的鱼身上了。他把那根香点燃，插在灶王爷面前，磕了三个头，又把那叠纸钱烧了，灰飞起来，落在香炉里。他不知道那笔账算清了没有，他这辈子欠的债，还不完了。

那条鱼的事，村里人后来都知道了。有人信，有人不信。信的人说，周会计有眼光，救了我爹一命；不信的人说，巧合而已，一条鱼哪有那么大本事。不管信不信，我爹那年确实逃过一劫。他的肾结石手术很顺利，恢复得也好。他到现在还相信，是那条鱼替他挡了一灾。他身体还好，那条鱼的刺还卡在它的喉咙里，死不瞑目。它是一条鱼，不知道它救过他。

我妈后来，每年腊月二十三，都会在灶台上摆一条鱼，祭灶王爷。她说，灶王爷爱吃鱼。吃鱼嘴软，上天多言好事。不知道灶王爷吃没吃到，那条鱼她年年摆，年年换。灶王爷没吃过，她替他吃了，年年吃，替他咽。

那本账本不知道还在不在。封皮磨烂了，字迹模糊了。那些工分、那些分鱼记录，早就不重要了。那笔他替自己算了大半辈子的账，在周会计手里，一笔一笔地清了。他把那些年分鱼、分粮、分柴火，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他走了，账本还在。

周会计走了好几年了。他走的时候，我没去送。听我爹说，他走得很安详，没受什么罪。他在家里的躺椅上，晒着太阳，看着那本翻烂了的账本。他的老花镜断了腿，用胶布缠着，桌上放着一杯茶，凉了。他替赵家分鱼的规矩，他早就忘了。那根替他挡过灾的鱼骨头，他还替他收在抽屉里。

他下葬那天，我爹去送他。我爹站在坟前，烧了一沓纸钱，嘴里念叨着什么，声音很小，听不清。风很大，把纸灰吹得到处都是，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落在他瘦削的肩膀上。他把那条鱼替他挡了，他爹的命还回来了。

前几天回老家，陪我爹吃饭。饭桌上，他又提起了这件事，说志远，你还记得那年分鱼不？我说记得。他说要不是周会计，你爹这条命就交代了。周会计没的时候，你也没回来。他眼泪掉下来了，擦了一把，又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他的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耳朵也背了，腿脚也不利索了，饭量还行，一顿能吃一碗。他把他这辈子最大的恩人忘了，他爹还记得。他爹替他记着，他到死都记着。

那条鱼的骨头，不知道还在不在那个瓦罐里。瓦罐的盖子不见了，落了一层灰。它出来了，我爹的腿坏了，他替他要回来了。他爹的那个钱匣子，空了好多年了。他不知道匣子里装过什么，也许是一笔卖猪的钱，也许是一笔彩礼钱，也许是他爹藏了一辈子的私房钱。他不知道，他爹也不知道。那个匣子在他枕头底下压着，一辈子不知道。

那片干枯的鱼鳞，在他掌心握了很久，硌出一道白印。他不硌了，那条鱼在河里又活了，游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