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首位卧底潜伏多年，51年临刑前求陈赓作证，回信仅一句话

隐蔽战线从来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身处其中的人，往往半生都活在身份的迷雾里，功劳无人知晓，委屈无处诉说，甚至在革命胜利后，还要面临生死考验。有这样一位特殊的潜伏者，是我党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埋下的第一枚重要棋子，在白色恐怖时期为党立下汗马功劳，可新中国成立后，却因过往身份被定为特务判处死刑，行刑前他大声呼喊陈赓的名字以求作证，而陈赓的一封回信，彻底改写了他的结局。

这个人就是鲍君甫，也叫杨登瀛，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19年回到上海谋生。他精通日语，在上海混迹多年，和租界巡捕房、青帮以及国民党高层都搭上了关系，人脉网络十分广泛。1924年他加入国民党，靠着同乡关系，结识了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杨剑虹，慢慢踏入国民党特务系统，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和中共地下组织产生了交集。

1926年，鲍君甫结识了中共党员陈养山，两人交往过程中，鲍君甫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愈发不满，对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十分认同，也愿意为革命事业提供帮助。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在上海组建中央特科，由周恩来亲自领导，专门负责情报收集、锄奸保卫工作，在敌人内部安插卧底、获取核心情报，成为当时特科的重中之重。

1928年，国民党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科，也就是中统的前身，专门针对中共地下组织展开搜捕行动。在杨剑虹的举荐下，鲍君甫被任命为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手握上海地区特务行动的实权。陈养山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将情况上报给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陈赓又第一时间汇报给周恩来，经过慎重研究，组织决定将鲍君甫发展为我方卧底。

同年5月，陈赓在上海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和鲍君甫正式会面，两人坦诚沟通后，鲍君甫答应为中共工作，成为中央特科安插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第一个卧底，由陈赓直接单线联系。为了让鲍君甫更好地立足，特科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每月给他提供活动经费，还配备了专车和保卫人员，偶尔也会透露一些无关紧要的假情报，帮他在国民党内部立功立足。

那段时间，鲍君甫身处敌人心脏，冒着随时暴露的风险，为我党传递了大量关键情报。1929年，彭湃、杨殷等革命同志因叛徒白鑫出卖被捕，鲍君甫第一时间把消息告知陈赓，全力配合特科开展营救，虽然最终营救失败，但他也想尽办法传递消息、打通关节，从未有过丝毫懈怠。之后他又精准锁定叛徒白鑫的行踪，帮助特科成功铲除这个祸患，消除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931年，顾顺章叛变，中共特科遭受毁灭性打击，鲍君甫也受到牵连，被国民党特务关押。好在顾顺章并不知晓鲍君甫的卧底身份，只是认定他工作失职，并未深究，加上国民党元老张道藩出面保释，鲍君甫在1932年被释放。出狱后，他彻底失去了国民党特务核心层的信任，1934年被安排担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手中没有实权，也和中共特科彻底断了联系，之后便一直在南京、上海一带低调生活，再也没有参与过特务工作。

多年的潜伏生涯，让他习惯了隐藏身份，即便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也从未向外界透露过半点过往经历，只是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靠着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身边人都不知道他曾经的特殊身份。

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大量国民党旧职人员需要主动登记报备。鲍君甫因为曾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任职，又没有主动登记，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在当时的背景下，他的过往经历被认定为反革命特务罪行，经过审理，被判处死刑。

在法庭宣判、即将执行刑罚的时候，一直沉默的鲍君甫突然情绪激动，大声呼喊自己不是特务，是中共特科的卧底，还反复喊着陈赓的名字，声称陈赓可以为自己作证。现场人员都十分意外，没人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国民党旧员，竟和开国大将陈赓有牵扯，办案人员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当时正在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陈赓发去公函，求证鲍君甫的身份。

没过多久，陈赓从朝鲜前线回信，内容简短却字字关键：“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他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仍以注意，管制为好。”

这封回信既明确肯定了鲍君甫早年为党工作的功绩，也客观指出了他后期脱离组织后的表现，没有刻意美化，也没有全盘否定。当地法院收到回信后，重新核查案件，结合陈赓的证词，撤销了死刑判决，改为管制处分，鲍君甫就此保住了性命。

此后，鲍君甫一直在南京生活，日子过得清贫低调，再也没有提及过当年的潜伏经历，1969年因病去世，终年76岁。他的一生始终被身份裹挟，前半生在黑暗中潜伏，用隐秘的方式守护革命，后半生背负着特务的标签，险些含冤而死，即便沉冤得雪，也始终没能迎来轰轰烈烈的正名。

关于鲍君甫的评价，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在党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传递情报、营救同志，立下的功劳不可磨灭，即便后期脱离组织，也没有做过背叛革命的事，理应被铭记。也有人觉得，他在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继续在国民党机构任职，没有主动寻找组织，后期表现模糊，算不上纯粹的革命者，不能一概而论为英雄。

历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身处特殊的时代背景，很多人都有着身不由己的选择。鲍君甫的一生，有功也有争议，他的经历也让我们忍不住思考，对于这些隐蔽战线上的特殊人物，我们到底该如何客观评判他们的功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