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在工龄、职级、退休年龄、退休地区等基础条件一致的前提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后“中人”养老金普遍高于改革前退休的“老人”。这一现象无需纠结复杂的计发公式、过渡系数、视同缴费指数等专业技术细节，从资金出资来源、能量投入逻辑这一最朴素、最本质的底层路径分析，其合理性一目了然，完全契合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社保核心原则。
从出资主体与供养能量来看，二者存在本质区别。“老人”为2014年10月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退休人员，终身未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其退休待遇全程由财政单一主体承担，供养资金来源单一、投入能量有限，属于纯财政福利型保障。待遇计发仅以退休时固定的基本工资为基数，增长依赖财政统一调待，与社会整体社保基金积累、经济发展红利脱钩。而“中人”是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2014年10月后个人、单位、财政三方共同出资供养：个人从工资中扣除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单位配套缴纳相应费用，财政对单位缴费及基金缺口兜底。三方叠加的出资模式，汇聚了更充足的资金能量，形成多元筹资的社会化保障体系。
供养资金的出资体量不同，最终兑现的养老待遇自然存在合理差距。“老人”未付出缴费能量，仅享受财政基础保障，待遇增长空间受限；“中人”既以工龄获得改革前的视同缴费认可，又通过改革后持续的个人与单位缴费，向社保体系持续投入资金能量，叠加过渡性养老金、职业年金补充，且待遇计发与社会平均工资挂钩，能够同步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资金增量红利。简言之，出资主体不同、资金投入能量不同，对应的养老待遇必然不同。筹资来源更广、资金投入更多的“中人”享受更高养老金，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无需复杂公式推导，仅凭出资与回报的朴素逻辑，便可清晰印证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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