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你们中国人，出来玩都这么舍得花钱吗？”
她问这句话的时候，正把一盘炒鸡蛋端到我们桌上。鸡蛋是团餐里的，黄澄澄的，冒着热气。她已经陪了我们三天，每天从早到晚，讲解、带路、点菜、协调，脸上永远挂着不浓不淡的笑。
她叫李恩珠，二十六岁，平壤旅游大学毕业，带中国团两年。中文是自学的，说得不算流利，但够用。她个子不高，皮肤很白，头发扎成低马尾，穿一件深蓝色的工作套装。胸口的徽章，别得端端正正。
“一年收入。”她重复了一遍，手不自觉地摸了摸桌角。
团费四千多，加上购物、自费项目、小费，这趟我花了差不多一万块。一星期。她在朝鲜做导游，属于高收入群体，一个月算上奖金，折合人民币不到八百。一年，不到一万。
“你们一顿饭，够我全家吃一个月。”她笑着说。那笑容维持了正常的两秒钟，然后嘴角放下来，速度比平时快。她转身去招呼别的桌，端菜的动作还是那么稳，腰还是那么直。
可我忽然觉得，她端的那盘菜，重了。
后来几天，我有意无意观察她。团餐有鱼有肉，她陪我们吃一样的，但吃得很少。不是不饿，是习惯了少。她在开城吃过一次人参鸡汤，自费的，没舍得点，只是站在旁边看我们吃。团里有人招呼她：“李导，来一碗？”她摆手说“吃过饭了”，然后低下头整理旗子。
她住平壤，跟父母和弟弟挤一套两居室。她爸爸在工厂上班，妈妈已经退休。弟弟在读大学，学费全免，但生活费要家里出。她每个月工资大部分交给妈妈，自己留几十块零花。“我最大的愿望，是给家里买一台洗衣机。”她说，“冬天洗衣服，水太凉了。妈妈的手都是裂口。”
一台中国产的洗衣机，在朝鲜要卖到上千块。她不吃不喝攒两个月。
她在涉外商店里看过那台洗衣机。白色的，圆圆的玻璃门，能洗能甩干。她摸摸，又把手缩回去。“等攒够了钱，就买。”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定在远处，不是看商店的货架，是看一个够不太着的地方。
团里有个大姐，家境不错，买了五千多块的高丽参。李恩珠帮她打包，动作熟练。大姐随口说：“这个回去送人，有面子。”李恩珠没接话，把盒子装进袋子，递过去，说“谢谢”。
她谢的不是大姐买东西，是那个大姐无意间给她看了一种生活的可能。虽然那种可能，她这辈子大概够不着。她的工资，是“上面”定的，不能涨。她的工作，是分配的，不能换。她能做的，就是带好每一个团，攒下每一分钱，然后在漫长的等待里，一台洗衣机就是全部梦想。
可是，那些中国游客，一星期花掉她一整年的收入，只为了出来“散散心”。
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她只是偶尔会问一些天真的问题：“你们那边的导游，一个月挣多少？”我说看情况，几千到几万都有。她点点头，不再问了。
还有一次，她看着团里一个女孩用手机点外卖，盯了很久。“手机一点，就有人送饭来？”她问。“嗯。”“那得多贵啊？”“不贵，二十来块。”她没说话，把目光移开，拿起旗子，说“走，下一个景点”。
那二十来块，够她吃好几天的饭。
走的那天，她把我们送到平壤火车站。团里有人把没吃完的零食、没用的矿泉水塞给她，她推辞了一下，收下了。放进一个布袋子，扎好口，放在脚边。火车开动，她站在站台上挥手，蓝制服在灰蒙蒙的背景里格外扎眼。
火车拐弯，她还站在那里。
我忽然想起，第一天她接团时自我介绍：“我叫李恩珠，很高兴为大家服务。”声音清脆，带着那种经过培训的自信。可你后来才知道，她每一分“自信”，都是咬着牙撑出来的。她不能让游客看出她的窘迫，不能让人知道她两年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不能让任何人觉得——这个每天陪你们吃喝玩乐、说着流利中文的朝鲜姑娘，家里连台洗衣机都用不起。
她的自尊，比那台洗衣机的价格，贵多了。
火车过了新义州，手机信号恢复。我打开微信，团里有人在晒照片，配文“朝鲜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我没发。翻到一张偷拍李恩珠的背影——她走在去开城的土路上，裙摆沾了点灰，步子很大。阳光照着，她的影子拖得很长，像一根细细的针，扎在那条灰扑扑的路上。
我把照片存下来。没给任何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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