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外”，那个更真实的老上海

提起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霓虹璀璨的外滩、车水马龙的南京路、精致优雅的花园洋房。长久以来，这段历史被浓缩成精英生活、租界风光与时尚潮流，仿佛这座城市的底色就是西装革履、咖啡西餐、影院舞厅与西洋器物，它们构成了“东方巴黎”的浪漫化想象。

但这就是20世纪初上海的全部吗？美国历史学家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以扎实的史料、鲜活的田野调查与细腻的观察，将目光从光鲜的精英群体转向普通市民、底层劳工与城市平民，通过居住空间、职业生计、市井生活、社群生态，还原出一幅真实、鲜活、充满烟火气的老上海图景，让我们看见霓虹灯外那个更广阔也更具历史质感的近代上海。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美]卢汉超 著，段 炼、吴 敏、子 羽 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6年出版

视角转换：剥离浪漫化的滤镜

经过大众文化孜孜不倦的涂抹，老上海被套上一层华丽滤镜。它是“东方巴黎”，是“冒险家的乐园”，是近代中国最现代化的国际都会。外滩的国际建筑气势恢宏，南京路的百货商场琳琅满目，霓虹灯彻夜闪烁，映照出一派繁华图景。与之匹配的生活更是令人向往：人们住进花园洋房，享用西餐咖啡，身着时髦衣装，出入影院与音乐厅，生活方式与欧洲上流社会别无二致。这种印象流传甚广，几乎成为人们对老上海的第一认知。

但这只是被筛选和美化后的“都市神话”，是少数人的生活切片，并非城市全貌。卢汉超指出，1949年上海常住人口已达到545万，而能够过上与欧洲精英同等水准生活的，不过二三十万人。他们是外国侨民、依附外资的买办、坐拥巨资的企业家、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是不折不扣的社会顶层。剩下500多万人，居住在拥挤逼仄的旧式里弄，为生计日夜奔波，更有甚者，栖身条件恶劣的棚户区，在生死线上挣扎。

这正是《霓虹灯外》一书所揭示的现象：霓虹灯照亮的只是少数，而那些在“霓虹灯外”讨生活的人，才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主体人群。

长久以来，近代上海的历史书写多聚焦于租界发展、金融贸易、名流轶事、革命运动，属于精英史、事件史、宏大叙事，而普通人的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则被淹没在历史的缝隙中。卢汉超的研究，实现了一次重要的视角转向——从上层转向中下阶层，从建筑景观转向真实生存，从传奇故事转向日常生活。他以居住空间为线索，徐徐展开不同人群的生活样貌，让我们看到近代上海的现代化不是均质的、统一的，而是分层的、有落差的。这座城市的历史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发迹史，而是千万普通人的生存史。

由此，上海从一个摩登符号还原为由无数具体的人、具体的空间、具体的日常构成的真实世界。我们不再只盯着武康大楼里的社会名流，也看见弄堂里的职员、工人、小贩；不再只凝望外滩的大楼，也看见连片的里弄、简陋的棚户和嘈杂的菜场。这种回归日常的书写，让近代上海的历史变得有温度、有肌理、有烟火气，也让我们完整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底蕴和灵魂。

空间分野：“上只角”和“下只角”的阶层差异

空间的分野，是阶层分异的直观呈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英国人率先在县城以北设立租界，随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设立，1863年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并存，构成了租界与华界相对而立的城市格局。租界凭借治外法权与稳定秩序，迅速成为经济、商业、居住的核心区域，无论经济水平、市政设施、消费档次还是生活条件，都要优于华界，于是社会精英汇拢到租界。这直接塑造了近代上海的阶层空间分布。

老上海有“上只角”和“下只角”的说法。所谓“上只角”，主要指租界西部，今武康路、安福路、南京西路、复兴中路一带。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富人区，成片的花园洋房、高档公寓错落分布，建筑精美，设施完备。以始建于1924年的武康大楼为代表，钢筋混凝土结构，文艺复兴风格，八层、63套居室，独立厨卫、电梯、钢窗蜡板一应俱全，是当时中国民居的“顶配”。其住户多为外国侨民、商界巨贾、社会名流、高级白领。总之，“上只角”可以视作权力和资本构筑的舒适区，是摩登上海的经典意象。

除“上只角”以外的广大区域统称“下只角”。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寸土寸金的租界内部，“下只角”也是多数，更不用说华界的闸北、南市等区域。这里没有花园洋房、高档公寓，市政设施不够完善，是普通市民的聚居地。

不同的空间拉开的不仅是生活质量，更是资源和机会的流向。“上只角”居民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下只角”民众无法望其项背的；后者通常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维持基本生计。因此，如果说“上只角”代表了上海的光鲜门面，那么“下只角”才是上海的真正底色。

“上只角”与“下只角”的空间分野表明，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分层推进的——它首先惠及顶层，而后缓慢地向下渗透。从长远看，确实可以说所有人都受益了，但差距是不可能抹平的。而卢汉超的书写，让我们得以将“上只角”的精致和“下只角”的粗粝叠加，拼成一幅完整而多元的近代上海图景。

里弄深处：小市民的蜗居与日常

里弄，可以说是这幅图景中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居住形态。

近代以来，战乱、饥荒、苛捐杂税迫使大批外省民众涌入上海，城市人口从19世纪中叶的50万，飙升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500多万，成为东亚人口最多、密度最高的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住房严重短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新的居住形态应运而生——里弄住宅。它最早由英美商人开发，为成排的二层楼房，一幢挨一幢，紧密相连，空间利用率极高。开发商借此获利丰厚。至20世纪初，里弄住宅已成为上海最常见的居住形式。穿过外滩的宏伟建筑群，眼前便是向四面八方铺展、绵延数公里的里弄街区。

里弄住宅有新旧之分。旧式里弄以满足基本居住为首要目的，建筑质量一般、设施简陋、环境拥挤。老上海规模最大的斯文里，在4.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建起707幢楼房，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仅50余平米，还要多户合住，共用厨房与卫生间。后来开发商升级改良，建成的新式里弄水电齐全、厨卫独立，有的还配备煤气和暖气。鲁迅晚年居住的大陆新村便是新式里弄，三层楼房，有客厅、餐厅、书房、卧室、厨卫，附带小院和阳台。

不过，新式里弄租金昂贵，月租金达63元（1930年代工人月均收入约25元），只有像鲁迅、茅盾这样的名作家，或大学教授、高级公务员才能负担。普通家庭只能选择旧式里弄，这些家庭被卢汉超统称为“小市民阶层”，包括基层公务员、中小学教师、公司白领、产业工人、小商贩等。他们有固定收入，但不算丰厚，必须精打细算。旧式里弄的房子通常被分割成一间间单元房，一幢50多平米的楼房挤进五六户人家是常态，租金分摊下来要便宜许多。屋顶的亭子间低矮狭窄，租金更低，成为萧红、丁玲、柔石等文学青年的寄居地，时人称他们为“亭子间作家”。

尽管拥挤简陋，里弄却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微型社会。这里商店、企业密布，就业机会近在咫尺；弄堂口就是菜场，小贩沿街叫卖；烟纸店遍布，糖果、烟酒、文具、日用品不虞匮乏；剃头摊、裁缝铺、煤球店散落其间；还有小学甚至私立大学，教育资源触手可及。

里弄虽小而五脏俱全，居民的吃、穿、住、行、学几乎都能在其中解决。上世纪80年代，卢汉超在调查中遇到一位妇女，她在上海住了有半个世纪，却只熟悉自家弄堂，南京路这辈子只去过三次。里弄生活的自足性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拥挤与简陋始终是痛点。多户合住让隐私无从谈起，共用厨卫容易引发纠纷，清晨倒马桶的“马桶交响曲”，更是几代上海人的声音记忆。正是这简陋而便利、拥挤但温暖、粗粝却鲜活的里弄生活，承载了绝大部分市民的日常，也构成了城市的毛细血管。近代上海的现代化就体现在普通人在有限空间里努力经营的坚韧与智慧。

图源：视觉中国

棚户生存：在艰难中苦苦求生

旧式里弄尚可栖身，而棚户区就只能供人勉强立足了。所谓棚户，不过是支几根木头，垫几块砖，披上油纸布，顶上铺点茅草搭建而成的简易房屋。成百上千座棚户集中于某处，便形成了棚户区。以今人民广场为圆心，画一个东西长五公里、南北宽三公里的椭圆，椭圆边缘密布着棚户区。

棚户区的形成与难民潮密不可分，其中，苏北难民占了很大比例。明清以来，淮河泛滥，苏北平原连年受灾，当地农民走投无路，只能摇着小舢板沿运河南下逃往上海。舢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到上海后便推上岸，一家人继续住船里。船板烂了，就拆下顶棚在岸边搭建棚户。随着聚集效应，苏州河、陆家浜、肇嘉浜两岸逐渐形成大规模棚户区。

对难民而言，理想状态是找到一份稳定工作，攒钱搬离棚户区。但他们一没技能，二没文化，三没人脉，出头太难。成年男子可以做人力车夫，所得刚好够租一间旧式里弄的单元房。但他们又不可能将收入都用于租房，所以只能照旧住在棚户里。码头苦力收入更低。进工厂？熟练工门槛高，未经培训无法胜任。妇女儿童可以进纺织厂，但报酬极低且极不稳定。事实上，能有份工作已算幸运。1946年至1949年间，上海市平均失业率5%，而棚户聚集的药水弄失业率高达17.5%，蕃瓜弄则有45%的家庭无人就业。

这些无业人员只能挤在低矮狭小、不蔽风雨的棚屋里。整个棚户区没有任何公共设施：道路、路灯、公厕、下水道，统统没有。生活污水直接倾倒入河，加上两岸工厂排放的废水，河水又黑又臭，居民却要用这水煮饭洗衣，疾病肆虐在所难免。这导致棚户区的死亡率远高于市区水平。

为什么他们不肯离去呢？因为家乡民不聊生，上海居虽大不易，但有一线生机。解放战争期间，大批民众为躲避抓丁与战乱涌入上海，至1950年，棚户区人口已超百万，占全市总人口五分之一，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

至此，卢汉超通过详实数据和鲜活个案，勾勒出一幅震撼人心的图景——20世纪40年代，居住在旧式里弄的小市民阶层与栖身棚户区的赤贫阶层，合计占上海总人口的80%以上。忽视他们，上海就不完整；不理解小市民和赤贫阶层求生之艰，就无法真正读懂近代中国。

目光往下：重新审视现代化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自出版以来，被公认为城市史、上海史、社会生活史等领域的经典论著。其经典地位的确立，源于它在学术取向、研究方法和历史记录等多个层面的独特价值。

从学术史脉络看，这本书具有鲜明的“纠偏”意义。20世纪80年代，上海研究在美国和中国学界成为显学。1999年，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与卢汉超的《霓虹灯外》几乎同步问世，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前者关注都市精英与摩登文化，后者聚焦市井平民与日常烟火。

卢汉超舍弃了上海研究聚焦中上阶层的惯常做法，将目光投向中下层平民，这是一种研究取向上的“向下看”。他也没有像众多论著那样强调上海与乡土中国的断裂，而是着力展现平民阶层与广大乡村的紧密联系，以及在现代化浪潮中对传统的坚守与顺承。正如柯文在评价本书时指出的：卢汉超提醒我们，要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就必须摒弃‘现代’和‘传统’等简单的二分法，超越‘中国人’和‘西方人’等定义松散的概念标签，尽可能地深入关注而不要漠视上海人是如何应对人类基本需求的”。

更值得称道的是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卢汉超没有满足于翻阅档案文献，而是亲自到上海进行田野调查，对七个居民区的长期住户开展深度访谈，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种将文献梳理与口述历史、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使《霓虹灯外》兼具历史学的严谨与人类学的温度。

弥足珍贵的是，卢汉超当年调查的里弄、棚户区，大部分已随城市更新而变了模样。他笔下的烟纸店、流动小贩，也正从街头巷尾消失。近年来上海大力推进旧区改造，数百万居民住进了现代化小区，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改善，这是城市发展取得的可喜成就。然而，那些被推倒的里弄、被填平的河道、被拆除的棚户，连同其中承载的市井烟火与百味人生，如果没有《霓虹灯外》这样的著作去记录，就可能永远消散在时间的尘埃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不只是一部社会史著作，更是一部“历史备忘录”，为后世保存了一份在现代化进程中迅速消失的历史人类学档案。

此外，《霓虹灯外》还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化”概念。我们谈论现代化时，目光往往不由自主地被霓虹灯、摩天大楼吸引，将少数人的精致生活当作全部。然而，20世纪初的上海，有霓虹灯闪耀的外滩，也有烟纸店星罗棋布的弄堂和污水横流的棚户区。现代化的指标，不在少数人身上，而在于霓虹灯外的芸芸众生能否被纳入发展进程、在变革中真正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