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底,南方航空携厦门航空向空客订购137架A320NEO。加上此前的订单,不到半年时间,中国航司累计给空客送去356架窄体机合同,目录总价超过500亿美元,这是一笔数千亿人民币的大单。
就在一个月前,波音CEO凯利·奥特伯格公开喊话:没有特朗普政府出面,波音在中国拿不到大单。
为什么中国航司宁愿排队到2032年交付,也不愿意等等波音?是波音飞机不好飞,还是波音背后捆绑的东西太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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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航空公司的采购部门在做机型比选时,第一张表永远是安全记录,因为安全记录就是红线。波音的737 MAX,两起事故,346条人命,全球停飞数年。中国民航局是全球第一个停飞的,也是复飞要求最严的。
复飞三原则:设计修改必须过适航关,飞行员训练必须到位,事故调查结论必须明确且整改措施有效。这三条放在任何一个国际适航体系里都是硬杠杆,波音一条一条啃了几年,才在2023年初拿到中国的复飞许可。
但问题来了:复飞只是允许飞,不等于航司愿意买。商业采购和适航认证之间隔着一道“信任门槛”。
航司买飞机不仅要看它能不能飞,还要看它后续几十年的表现是否稳定。中国市场对MAX的记忆是两起坠机。空客正是利用波音被停飞的这几年,把A320NEO塞进了几乎所有国内干线航司的机队里。等波音重新申请入场券的时候,已经晚了。
但波音难道不只有MAX,为什么宽体机777X、787也卖不动?
问题主要在信任链断裂后的连锁反应。采购一架飞机,航司考虑的是整个品牌的可预期性。波音在MAX事故后的内部管理、质量体系、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监管漏洞,这些年被媒体扒了个底朝天。2024年又爆出787的机身连接处存在装配错误,虽然不影响飞行安全,但暴露出波音的品控体系已经习惯了“先交货再返修”的路径。对波音来说这是成本控制,对航司来说这是潜在的停场风险。
信任一旦被击穿,恢复需要的时间是按十年算的。空客在这十年里做了什么?它没有犯波音那样的错误,反而在天津扩建了第二条A320总装线。一个干净的安全记录加一个本地化的交付承诺,在航司决策表上的权重,已经远远压过了波音早年积累的品牌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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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波音安全过关了,价格上拼得过空客吗?拼不过,因为关税已经把波音的价格变成了笑话。
中美贸易战到现在,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最高145%,中国反制125%。一架737 MAX的目录价约5500万美元,加上125%的关税,到岸成本直接飙到1.2375亿美元。同一级别的空客A320NEO,从欧洲进口,综合关税只有5%左右。一架波音的价格能买两架空客还有多的。
这不是商业谈判能拉回来的差价。任何一家航司的采购委员会看到这个对比,都会直接翻过波音那一页。关税是政治因素,它取决于两国政府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交换。波音CEO说“等特朗普出手”,这话的潜台词是:波音已经知道自己无法在现有关税框架下参与竞争,必须通过政府层面的协议来获得关税豁免或者特殊通道。
再加上关税豁免不是白给的,它通常伴随着中国对美国其他商品的采购承诺,比如农产品、能源。
换句话说,特朗普可以在谈判中拿波音订单当筹码,要求中国多买大豆或者液化天然气,但这时候的波音是被绑上了政治的筹码。
中国方面清楚这一点。所以在特朗可能访华之前,直接把356架订单签给了空客,这是针对“把商业订单政治化”的谈判策略。你越想把订单当筹码,我越要在你来之前把筹码拿走。
假设关税问题解决了,波音的飞机顺利交付了,这时候航司要考虑什么?二十年寿命期的备件保障。
一架飞机从交付到退役,维修和备件成本大约是购机成本的三到四倍。航司不怕买贵,怕的是买了之后备件断供。波音的供应链高度依赖美国本土:发动机来自通用电气,航电来自霍尼韦尔和柯林斯,机身结构件的供应商也大多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内。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政府某一天对华技术封锁扩大,波音飞机的备件随时可能被“卡脖子”。
这不是危言耸听。2020年的时候,美国就曾考虑过限制通用电气向中国出口LEAP-1C发动机——那正是C919使用的发动机。虽然最后没实施,但这个可能性一直存在。对于波音飞机的用户来说,这种风险同样存在,甚至更高,因为波音的备件体系几乎无法绕开美国。
空客提供了另一个选择。空客在天津有总装线,也在不断推进本地化配套。虽然核心的发动机和航电仍然离不开欧美供应链,但空客的制造基地不在美国,它的政治风险是一个“三方风险”——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协调机制本身就带有缓冲作用。加上空客这些年积极与中国供应商合作,机身、机翼、舱门等部件已经有相当比例在华生产。买空客,自然要稳定的多。
另外,航司的采购部门也会算一笔账:波音的飞机用二十年,期间中美关系大概率还会有不止一次波动。每一次波动,备件供应就可能出问题。空客虽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欧洲的对华政策变化,但欧洲的对华制裁意愿和执行力,跟美国不在一个量级上。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轻”就是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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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波音不行,空客也不完全保险,为什么不全部买C919?原因很简单:C919的产能还在爬坡,买不到那么多。
2026年春运,三大航一共投入了33架C919执飞。33架。而同期中国民航的窄体机总需求,每年净增加退役替换,大致是300到400架。C919能提供的产能只占需求的十分之一左右。中国商飞2026年的目标是下线50架,2029年目标是200架。200架在这个市场里仍然只占一半多一点。
空客的356架订单交付时间安排在2028年到2032年之间。这个时间表不是随便定的。它恰好覆盖了C919产能从成熟到完全放量的过渡期。航司的算盘是:先用空客顶上未来五年的运力缺口,等C919在2030年前后形成年产150-200架的能力,再把后续的新增需求和替换需求转向国产飞机。
这里面还有一个谈判技巧:同时给空客和商飞下订单,可以迫使双方在价格和服务上互相竞争。以前国内航司只有波音和空客两个选项,被供应商拿捏得死死的。现在有了C919,虽然目前还不太能跑长途,但只要它存在,空客在报价的时候就不敢太过分。
波音的问题在于,它连被当作“备胎”的资格都快要失去了。C919就算产能不足,它也是国产的,政治上绝对安全,供应链上不受制于人。波音不仅政治上敏感,供应链上还被美国掐着。在两个竞品中间,波音既没有C919的政治安全性,也没有空客的地缘中立性,成了一个两头不靠的尴尬存在。
波音在中国掉队,根本原因不是737 MAX不好飞,也不是A320NEO有多先进。技术层面,两者的燃油效率、航电水平、乘客舒适度都在同一量级,没有本质差距。真正的差距来自三个相互缠绕的外部因素。
波音的安全记录和经济处罚之间的因果链太长。空难之后,波音用了五年才重建部分市场信任,但这个信任在中国已经转给了空客。信任的转换成本极高,一旦用户换了供货商,几乎不可能再换回来。
波音被美国政府绑上了战车。关税、备件封锁、技术禁运,所有这些政治工具最终都变成了波音在海外市场上的障碍。一个需要总统出面才敢谈生意的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了外交工具。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中国国产大飞机的崛起改变了一切。十年前,中国航司没有第三个选项,只能在波音和空客之间选一个。现在有了C919,哪怕它目前产能不足,它也打破了双头垄断的结构。结构变了,游戏规则就变了。
当然,特朗普可以来谈关税,可以来谈贸易平衡,但中国航司要不要买波音、买多少、什么时候买,这件事的决策权已经回到了中国手里,而不是白宫的谈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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