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边这些远古神兽，至今还在坚持上班！

京杭大运河镇水石狮（图源：视觉中国）

人们很早就体会到了江河奔流“既赐沃野、亦携洪涛”带来的多重影响，并怀揣着极度复杂的情绪，自发地生成了一系列“观水、用水、治水、祭水”的活动，由此演化出大量与水相关的祭祀、仪典、信仰以及器物文化。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数镇水文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由于人与自然力量悬殊，所以人们很早便认识到自身无法抗衡洪水、亦不能根治水害的事实，只得转向寻求精神安慰，寄希望于“超自然”力量来压制水害、保佑江河安澜。由是，作为“超自然”力量的现实载体，镇水器物应运而生。而这种“以物镇水”的观念与实践也渐渐流行开来，成为江河沿岸，特别是长江流域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

秦汉以降

专门的镇水神兽、镇水器物开始纷纷出现

中国之地江河众多、水系纵横，既带来大片冲积沃土、提供耕作土地，也会不时造成洪水泛滥，让沿岸居民饱受水患威胁，所以治水问题自古就是“天大的事情”。

与今天不同的是，古人眼中的“治水”并不只有修堤挖沟，还包括一整套祭拜神明、禳灾祈福的行为仪式。人们期盼以“超自然”的力量防灾减害，实现长治久安，于是又萌生出各种“以物镇水”“以神兽压制水灵”的想法。秦汉以降，专门的镇水神兽、镇水器物纷纷出现，构成了江河沿岸备受信仰的镇水器物。

根据民间传说，镇水器物一般可追溯至大禹时代。相传，大禹为治水曾铸造青铜九鼎，将九州山川形势、珍禽异兽等图案镌刻其上，以方便九州治理。亦有故事说大禹别造黑铁巨牛，专门沉于江底以克制水怪作乱。

对应文字记载来看，最先出现的一批镇水器物其实多是石兽，其动物形象也以犀牛、鼋鼍等造型稳重的水兽为主。如《华阳国志》中就有提到：“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治都江堰后）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反映了石犀镇水文化在秦汉之时已存在。唐代诗人杜甫的《石犀行》写道：“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作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可谓是生动点明了这种信仰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影响深远。

武汉汉阳，大禹治水主题雕塑（图源：视觉中国）

转到两宋，镇水器物愈发丰富多样。不仅有石兽镇水，铁制、铜制的镇水器物也相继涌现，其造型更是从单一的水兽形象扩展到了许多常见事物。

例如，镇水铁牛的出现便是一个典型代表。牛者，既是农耕生产中常见的力畜，也兼具巨大体型与沉稳气质，用来象征镇水力量再合适不过；以铁铸牛则赋予了镇水器物更为坚实的物质载体，使之能够抵御波涛冲击，长久屹立于江畔堤旁。由此可见，人们其实一直在对镇水符号的物质属性和象征意义进行强化，通过更坚实的素材和更具代表性的形象来构筑自身抵御水患的精神防线。

至明清时期，镇水器物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向。

除了传统的石犀、铁牛仍在发挥作用，还有不少新面孔：诸如寓意“锁水”的水口亭、预警汛潮的谯台、象征平江定涛的镇水楼、兼具航标功能的守河塔、负责阻拦洪水的老龙堤等等，这些滨水建筑同样被人赋予了或多或少与水相关的功能，成为地方镇水文化的重要组成。另外，镇水器物还吸纳了更多地域特色与宗教元素，许多凡常器物以及寺庵道观等宗教场所也都被赋予镇水的功能含义，成为民众百姓祈求安澜、禳避水患的新寄托。

总体来看，中国古代镇水器物的演进呈现了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从自然崇拜到人文融合的显著特征。不只帮助人们搭起了抵御水患的精神防线，更成为连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其每一步的演变都深刻反映了人水关系的变化以及时代发展新趋向。

现如今，即便科学发展已经褪去镇水器物的神秘光环，但作为江河沿线的独特文化遗产，镇水器物依然提醒着人们，在治水过程中既要重视技术、也要保持敬畏、珍视人文。

镇水兽一直是

中国古代镇水文化的重要象征

镇水兽一直是中国古代镇水文化的重要象征，在众多镇水器物中占据着独特地位。这类器物不仅样例众多、形象丰富，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构成了地方民俗的重要组成。

镇水兽的造型多以现实存在的水兽为原型，加以艺术改造与神话虚构，从而在人们心中达到威慑水怪、镇压波涛的目的。因此，最初版本的石兽多为犀牛、水牛、鼋鼍。入宋以后，或许是出于厌旧好奇与民间传说演绎的缘故，人们开始更多取用虚构神兽（如麒麟、趴蝮、狴犴、螭吻、蒲牢等）来充当镇水兽，佐以精雕细琢，生动刻画，以此增加其神秘、威仪之感。另外，在长江流域的一些地方样本中，亦找到类似壁虎、蟾蜍和爬虾虫的不同案例，甚至一器一样，可谓尽显镇不同地域水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

镇水石犀。从考古发掘所见，目前找到的最早有文字记载、有实物佐证的镇水兽是镇水石犀。

镇河铁犀（图源：视觉中国）

先秦、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普遍地广人稀，生态原始，大江南北都存在数量不少的野生犀牛。犀牛在古代被视为灵兽，拥有“通神”之能，因此会被认为是超自然力量的载体。传说中的犀角具备“辟水”功能，可使神力分水开道。晋代《抱朴子》载“通天犀角刻以为鱼，衔之入水，水为人开”。宋代《太平广记》亦称“辟水犀行于海，水为之开”。此外，基于朴素的五行理论，犀牛属土，土能克水，故以犀牛作为镇水神兽，也蕴含了古人利用五行相生相克原理进行治水的智慧。

作为长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李冰“作石犀五枚”以镇守堤堰、平涛防患，可谓是第一次有据可查的具体实践。

2012年，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的一处秦汉地层中发掘出土了一尊重达8.5吨的红砂岩巨兽，其长度3.3米、宽度2.1米、高度1.7米，整体四肢粗短，躯干丰壮，下颌与前肢刻卷云纹，背脊留矩形卯孔，局部尚见朱砂彩绘残迹。经类型学比对与微痕检测，可以基本判定其雕凿年代在秦昭王至汉武帝之间，恰与成都平原上都江堰水利系统初创、扩筑时间节点高度重合，其石材亦取自成都平原附近的龙泉山红砂岩层。

由此，一份埋藏两千余年的“以犀镇水”实物首次与文献互证，成为李冰“作石犀五枚”最具象、也最可触摸的注脚。

根据《华阳国志》《蜀王本纪》等史料记载，李冰在完成都江堰的分水鱼嘴、凿离堆、穿二江等枢纽工程以后，外作石犀五枚，以厌水精，并依次埋设于“府中—市桥—深渊”三段要害：其中，府中二枚，象征着控扼内江；市桥一枚，对应城市水门；深渊二枚，则直抵江心涡旋。

如此布局，使石犀兼具双重身份：一为“水则”——以兽背凹槽或顶部榫孔为标记，形成最早的水尺系统，埋深与水面高差一旦异常，即刻示警；一为“石神”——借犀牛“土德厚重、角能辟水”的民间信仰，将治水经验升华为公共仪式，消解洪水造成的社会恐慌。及至西晋末年，成都仍见“石犀里”“犀牛里”等地名，可见五犀虽沉于深渊，其象征坐标却长期活在城市记忆之中。

影响更大的是，李冰此举第一次把巴蜀旧有的“灵犀”传说纳入国家工程的话语体系当中，使民间神话开始转化为公共治理的配套礼器，起到了官方示范效应。

此后，“犀—牛—狮”的镇水序列沿长江上下复制：战国蜀地以石犀为端，东汉南阳铸铁犀，唐宋荆襄置铜牛，明清江汉立铁犀、铁牛乃至铁龟，形制虽异，逻辑一贯——均以庞然重器“形胜克水”,并以官方祀典确立其合法性。

镇水铁牛。在众多造型中，镇水铁牛是保存最多、流传最广的经典案例。

江苏徐州，黄楼公园镇河铁牛（图源：视觉中国）

从文化象征层面分析，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被视为勤劳、坚韧和奉献的代表，这些品质与人们对抗水患、守护家园的愿望高度契合，人们希望通过镇水铁牛，将这种精神力量具象化，赋予其抵御水患的能力。

再者，在传统五行认知中，有“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的思想，自然使牛成为理想的镇水载体。而铁作为一种坚硬耐磨的金属，无惧洪涛冲击，又颇具分量，自然成为打造镇水兽的上佳之选。

因此，将铁与牛相结合，铸成镇水铁牛，既有形而上的寓意，亦有材质的考量，可以最大化满足人们对镇水的心理需要。此外，牛既是镇水神兽，亦为生产力畜，因此极具宣传价值。其形象被官方用于镇水，既彰显统治阶层对治水的重视，也能抬高牛畜地位，鼓励民间养牛、护牛，进而促进农业生产。

在具体功用上，镇水铁牛除了作为镇水象征、精神寄托之外，还往往被赋予一些实际的水利功能。

例如，荆州的镇安寺铁牛，兼具“仪镇”与“工量”的双重职能，由此长期发挥监测水情、预警沉降的重要作用。这座铁牛原名“角端”（又名“江陵铁牛”“荆州第一牛”），系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所铸，因坐落于荆州江陵县城西门外、老荆江大堤镇安寺堤段而得名。铸铁长三米、高一米八、重约两吨，其腹、腿錾刻铭九十五字，备载监造职官与时日；又于背上铭文“嶙嶙峋峋，其德贞纯……”三十二字，祈“骇浪不作，福我下民”,表明了当时人们对铁牛镇水、护佑一方平安的深切期许。

另据清代《荆州府志·堤工考》记述可知，这座铁牛实际也是荆江堤防的重要组成。明清时期，长江荆江段迂曲发育严重，洪涝频发，及时的水患预警、水情监测也就成为重中之重。为此，时人经常以铁牛作为参考标识，通过对比铁牛基座与荆江水位高低来判断汛情：如江水水位偏低，露出了铁牛底座，通常称之为“铁牛喝水”,预示着当年江水收槽、堤内丰收；如江水持续上涨，接近牛背，则提醒人们必须加紧防汛，早做抗洪准备。

另一方面，以铁牛基座的埋深与露出牛首的尺寸差值，也可以精准测算堤身沉降情况，直观了解堤身沉降、崩岸险情，进而有效加强对荆江大堤的日常维护与管理。此外，大堤近旁的居民每逢汛期，还会焚香于牛背之上，祈求“牛卧则水平”，所以荆州一直有“摸摸铁牛，水不淹城”的俗语流传，足见其在当地民众心中的地位。

时至今日，镇安寺铁牛仍屹立于江岸堤畔，完成了先为镇水灵祇，继作沉降标尺，今则化身文化景观的三重身份递进。

北京万安桥，石雕镇水兽（图源：视觉中国）

其他镇水兽。除上述的犀、牛造型外，还有许多别具一格的镇水兽，比如南京发现的明代铁铸爬虾虫。

1989年，南京高淳县在拆除胥河上的“下坝”旧址时，一件深埋地下的石龛忽然露出。经考古人员小心清理后，意外发现龛内踞着一尊长逾一米、重数百斤的“铁铸爬虾虫”，其造型背甲隆起，双目凸出，双钳高举，形若活物。

据后续研究考证，这是迄今南京地区仅见的明代镇水神兽，也是长江流域唯一以“虾形”厌胜的实例，其来历或许与胥河两千年水政史互为注脚。

胥河旧名“胥溪”,是连接长江与太湖的必经之途。南宋以后，随着大量人口徙入江南以及中国经济重心完成东移南迁，太湖流域逐渐成为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之地，与此同时，水患问题也日益凸显。由于当地地势西高东低，所以经常会出现上游洪水途经胥河一路灌入太湖的景象。每逢汛期，便瞬间变成一条危及下游的“悬河”。为了保护太湖沿岸的苏州、常州、嘉兴、湖州等财赋重地，人们不得不频繁疏浚河道、修筑堤坝，并积极地寻仙作法，祈求神明保佑、消弭水患。

可以说，这件明代铁铸爬虾虫的出现，正是当地水患频仍、人们渴望借助神力镇水的生动见证。

与传统的犀、牛镇水形象不同，以爬虾虫镇水更显江浙特色。“爬虾虫”为苏南土称，一般多指每年六七月间溯河而上的大螯虾，这类虾体型较大，外壳坚硬，双钳有力，所以在当地人眼中具有一种勇猛无畏的气质。也正因如此，当地乡俗视其为“蛟”之天敌，普遍认为“蛟能鼓浪，虾善钳穴，以虾制蛟，即以毒攻毒”。故有能工巧匠者取象铸形，在背甲上加脊，改钳足以夸张，整合镇水与示警功能于一器。

铸成之后，人们又专门在坝壁距顶9—10米处预留了龛洞，外以石龛相包，将铁铸爬虾虫恭敬置于其中，使其真正融入胥河堤坝体系，成为守护一方水域的特殊“卫士”。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安置爬虾虫的石龛外壁复刻“洪武二十九年镇水”字样，恰与《高淳县志》“刘基相地筑坝”的传闻暗合，故民间也有将其直呼作“刘伯温镇水兽”，这又大大增加了爬虾虫身上的神秘色彩与传奇故事，使其镇水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长江流域及其南北支流，乃至黄、淮、海河诸水系，至今仍散落着许多形制各异的镇水兽。诸如扬州广陵湾头镇的壁虎石雕、武汉龙王庙的石雕蚣蝮、北京什刹海的趴蝮、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山西晋祠的鱼沼飞梁中的蛟龙等等，都是比较知名的案例。

这些千奇百怪的神兽虽然各有故事，却都承载着相同的功能：以具象之重，压抽象之险；借神兽之“性”，克水患之“势”。在那段科技无法精确测洪、钢筋混凝土尚未发明的漫长岁月里，也正是因为有这套“石兽防线”，以雕塑的永恒对抗洪水的无常、以神话的秩序抚慰人心的惊惧，才使人们能够真正守住对“江河安澜”最朴素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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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柳向阳 王芳丽

美编：甘汉强

校对：段海英

审核：任 红

来源：《中国三峡》杂志 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