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时代，守住与一本书纠缠的能力

来源：长安街知事

今年的读书日，注定不同以往。

这不仅是又一个“世界读书日”，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后的第一个读书日，也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

当阅读从一种文化倡议，走向制度化、法治化的公共实践，这一时间节点本身，就已经释放出清晰而坚定的信号：阅读，不只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关乎社会认知能力与文化根基的公共事务。

北京城市图书馆阅览区。图源：北京城市图书馆

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一历史性时刻，阅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

一方面，是生成式AI的迅猛发展。几秒钟内总结一本书、几分钟“读懂”一部经典，已经不再是想象，而是日常。阅读，正在被技术迅速重构为一种“信息提取”的过程。速度被无限推高，效率成为唯一标准。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种不易察觉却日益扩散的精神空心化：信息越来越多，理解越来越浅；表达越来越顺畅，思想越来越贫乏。我们似乎进入了一种奇特的状态——可以迅速获取一切，却难以真正理解其内涵。

这一问题的出现不能归咎于技术本身，而是人类要反思是否已经接受了一种单一的阅读逻辑：阅读的意义，只在于效率。

这种逻辑看似合理，实则危险。因为它悄然将阅读从“理解世界”的方式，简化为“获取信息”的工具。而一旦阅读沦为工具，其最重要的部分，反而会被悄然剥离。

真正的阅读，从来不是一条直达结论的路径。它往往是曲折的、迟缓的，甚至是“笨拙”的。你会在一个句子前反复停留，在一段论述中迷失方向，在某个思想面前迟疑不决。你读得并不顺畅，甚至读得并不“高效”。但正是在这种不顺畅之中，理解才开始发生。

换句话说，阅读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能让你更快知道答案，而是因为它让你学会如何面对没有答案的问题。

这，正是“笨拙的阅读”的真正含义。它不是能力不足的表现，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能力——承受复杂性的能力，延缓判断的能力，与不确定性共处的能力。在一个被算法不断“优化”的世界里，这种能力，正在变得愈发稀缺。

在AI时代，我们更需要“慢阅读、深思考”。

草地上阅读的女孩 创意图。图源：视觉中国

所谓“慢阅读”，并非简单地放慢速度，而是改变阅读的结构——从“扫描信息”转向“建构理解”，从“接受结论”转向“参与生成”。它意味着，你不再只是读一本书，而是在与一本书进行持续的对话。

而“深思考”，则是在这种对话中逐渐形成的。它不是信息的积累，而是意义的生成；不是观点的拼接，而是判断的形成。

如果说，AI的优势在于处理信息，那么人类真正不可替代的能力，恰恰在于理解意义。而这种能力，并不会自动生成，它必须通过阅读，尤其是通过那些“笨拙”的阅读过程，才能逐渐形成。

人类需要警惕的是，一旦我们习惯于用技术来替代阅读，这种能力就会悄然退化。因为理解，从来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生成”的。没有反复的阅读，没有与文本的摩擦，没有在困惑中的停留，所谓的“理解”，往往只是对既有结论的复制。久而久之，我们或许依然能够流畅表达，但表达的内容，却不再真正属于自己。

在这一意义上，效率至上的阅读观，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它以“更快”为名，将一切纳入计算与优化之中，却忽视了人类经验中那些无法被量化的部分——情感的震荡、思想的挣扎、意义的生成。这些，正是构成“生活世界”的核心。

当阅读被压缩为几条可以快速获取的信息，当一本书的价值被简化为几句“要点总结”，我们失去的，不只是阅读本身，而是与世界建立深层关系的能力。

小红书用户“首席读书官”晒出他调查的一个头部读书博主账号，该博主号称2025年总计“读”了704本书，平均每个月人生观被“重塑”1.41次。

阅读，本质上是一种缓慢的相遇。你与作者相遇，与思想相遇，也与一个尚未被充分理解的自我相遇。这种相遇，无法加速，也无法替代。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某种看似“无用”的停留。正是在这种停留之中，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内在尺度。

因此，在AI时代，捍卫“笨拙的阅读”，并不是一种保守的姿态，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选择。它意味着，在技术不断加速的进程中，我们依然为人类保留了一部分不被计算、不被替代的空间。

这，也正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在当下所具有的深层意义。

当阅读被提升为国家层面的公共文化议题，其核心目标，绝不只是提高阅读量、扩大覆盖面，更重要的，是守住阅读的质量，守住理解的能力，守住一个社会进行深度思考的基础。

2026年北京书市。图源：文旅北京

在一个一切都在加速的时代，这种“慢”，本身就具有某种抵抗的意味。它不是对抗技术，而是拒绝被单一逻辑所吞噬；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为未来保留一种可能。

因此，在这个AI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确认一个朴素而坚定的信念，即阅读，不是为了更快地抵达结论，而是为了更真实地理解世界。而那份看似笨拙的、缓慢的、甚至有些“低效”的阅读过程，恰恰是这一切发生的前提。

守住它，也就守住了我们仍然能够成为“理解者”的可能性。

作者：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