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引言
我爷爷叫陈安国，2008年8月7日走的，76岁。
他那年8月初就病重了，住在北医三院的呼吸科。最后那一周他突然不让我妈跟我姑妈靠近床边，单单把我喊过去——我那年读研一，二十二岁，家里唯一一个学物理的。
他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1958年北京文具公司出的那种，深棕色硬壳，封皮上有压痕，像被压在什么重物下面好多年。本子前面1/3被撕掉了，剩下的部分是用红蓝两色钢笔水写的字。有几页是后来补的，钢笔字明显比前面颤。
他塞给我的时候，握我手腕的力气，大得不像一个肺上有积液的老人。
他说："安国，这本子你拿走，等我火化的第三天你再翻。"
我点头。
他又说："你翻完之后，烧了。"
我又点头。
"还有一句——"他停了很久，"如果你觉得里面写的事情不可能是真的，就当你爷爷晚年糊涂。但如果你觉得，里面有那么几页可能是真的——"
他盯着我，眼睛是湿的。
"你就当，我这辈子是你爷爷。"
我当时没听懂这句话。后来翻完笔记本，过了三个月，我才听懂。
下面是这本笔记本里抄出来的东西。一些地名、单位、人名我做了模糊处理。但日期我没改。
01
1959年3月15日，星期日。早晨6点12分，京西站。
我提着一个绿色帆布行李袋，里面两套换洗衣服，一双胶底布鞋，半盒前门烟，妻子塞给我的两包西洋参片，还有一封她写给我的信，让我到了地方再拆。
那年我27岁。新婚一年零三个月。她怀孕四个月，能看出小腹的弧度。
借调通知是10天前来的，研究所党委办公室直接送到家——我那时候在二机部下属一个勘探研究所的水文组。通知上的字很简单："因国防工业需要，借调你赴西北戈壁参与某次水文勘探，预计期限六个月。家属由组织通知。"
她送我到京西站没哭，临上车前拉住我的左手中指，把她的左手中指扣进去。我们结婚之前在颐和园第一次牵手，就是这个动作。
她说："半年。"
我说："半年。"
那是她最后一次牵我的手。
跟我同去的另一个工程师叫小张，张瑞林，那年24，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分到我们组的第三个月。瘦瘦高高的，带一副圆框眼镜，永远夹着一支钢笔在口袋上。他也定了亲，未婚妻在天津当小学老师。
我们坐了一节硬座车厢，两天一夜，兰州转车。火车出了关中，绿色变成黄色，黄色变成砾石。小张话不多，一直抽烟。我问他这次到底去干什么，他说他也不清楚，"就是说水文勘探"。
我注意到他贴胸口袋里有个封了口的牛皮纸信封。他全程没拆。
我自己有一个一样的。指示是上面写的：到达基地后启封。
兰州转车到敦煌，再坐两天的解放牌卡车进戈壁。卡车上一共8个人，五男三女，都是各单位借调的。除了我和小张是水文组的，还有两个化学的，一个搞放射性测量的，一个考古队来的（这点很奇怪，水文勘探带考古干嘛），两位是后勤跟医务。
第三天傍晚，卡车停在一片戈壁里。
不是基地。是一片砾石地，上面立着八顶军绿色帐篷，一根没接通电的电线杆，旁边一辆卡车一辆吉普。东边大概三公里处能看到一片更大的营区，有探照灯。
接我们的人姓王，王守义，自我介绍是"勘探队组长"。脸黑，四十出头，左眉骨上有道一指长的疤。
王组长把我们集中到最大的那顶帐篷里，让我们启封信封。
我拆开。
里面只有一行字，钢笔写的：
"协助回收一件1958年下半年由本队发现、暂时保存于二号井下的物品。具体细节抵达后由现场负责同志告知。本任务列为机密，对外通讯全部以'水文勘探'报送。"
不是水文勘探。
我抬头看小张，小张也抬头看我。我俩的脸都是白的。
王组长看着我们，轻声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记了五十年：
"两位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什么，都不要问'为什么'。"
02
抵达基地的第一周，我们没靠近过那口井。
每天早晨6点起床，打饭，跟着王组长跑外围。表面上做的是真水文工作——测周围的盐池含氯量、画地形草图、记气象。但我很快发现了几件不对劲的事。
第一，营地有十几个人配枪。我们这种水文勘探小队，1959年要带武装，已经不正常。配的还是54式手枪，士兵都戴红五星帽徽，但帽檐上没有部队番号。
第二，营地东边的小帐篷专门有一个人住——王组长说是"特派的同志"，姓沈，"配合工作"。我远远见过他几次，五十多岁，瘦，戴黑框眼镜。从来不出帐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开柴油发电机，往北京发电报。
第三，第三天晚上小张半夜起来上厕所，回来的时候脸是青的。他说他在帐篷外面绕了两圈，看到那个考古队来的人——叫老吴，吴光荣——蹲在地上写一段拉丁文，写完撕掉烧掉。
"他是搞甲骨文的。"小张说，"为什么写拉丁文？"
我没回答。我那时候只想着按时完成任务回家。我妻子下个月预产期。
第六天上午，王组长把我跟小张单独叫到他帐篷里。
帐篷里立着一张折叠桌，桌上摆着一张地图。罗布泊东侧，标了几个红点。其中一个红点旁边写"二号井"。
王组长指着那个点说："明天，你跟小陈、小张三个人，跟我去这里。"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半夜小张过来敲我帐篷门，问我能不能借他一支烟。
我递给他一支。他在我帐篷门口蹲着抽，抽到一半突然问我：
"老陈，你说……如果一件事我们不该知道，组织为什么要派我们去？"
我没回答。
第二天天没亮，我们三个跟王组长上了吉普车。
车开了两小时。砾石地变成龟裂的盐壳。盐壳上反射朝阳的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到了那个地方。
一口井。四周用木桩拉了警戒绳。井口直径大概一米五，井壁是青砖砌的——这一看就不是新近挖的，至少几十年。井边的红柳干干净净长成一圈，但仔细看，叶子的颜色不对：上半圈是嫩绿色，下半圈是焦黄色，像是被火烤过。
王组长把热水瓶里的水倒一碗，递给小张："测温度。"
小张拿出温度计，伸进井里。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抽出来。
我看到他的手在抖。
温度计显示：**井下水温，63℃。**
戈壁四月，气温不到20度。地下盐水井，正常温度应该接近10℃。
王组长站在井边没说话，只是摸了摸自己左眉骨那道疤。
然后他说："小陈，记录一下。从今天起，每隔两小时测一次。"
他停了一下，转头：
"测到温度回到20度以下的那一刻，告诉我。"
03
第一次降温是在我们到达后的第19天。
5月22日早上7点12分，温度计读数从前一天晚上的57℃降到了18.4℃。这是十九天里它第一次低于20度。
那一刻我跟小张正在井边吃早饭。一人一个白面馒头，一根咸萝卜。
我把咸萝卜含在嘴里跑回王组长帐篷。王组长愣了一下，然后非常平静地说："去叫沈老。"
沈老来了。穿了件灰色中山装，没扣最上面那颗扣子，露出一件白衬衫领子。他走路非常慢，慢到不像那种紧急情况下来的人。
到了井边，他没看我们，先绕井走了一圈。每隔三步停一下，蹲下，捏一撮盐壳放在手心里看。绕完，他说：
"准备打捞。"
王组长对小张说："去把绞车搬过来。"
小张一愣："王组长，咱们这趟不是水文勘探吗？怎么还要打捞？"
王组长没回答。
沈老看了小张一眼，看的时间不长，也就两秒，然后转头对我说："小陈同志，你跟我一起下井。"
下井。
一根绳子，一个铁笼子吊着我。沈老在我下面两米。井深11米。井壁那些青砖看上去很新，但摸起来粉化得厉害，手指划过去能掉碎屑。
到井底。井底没有水。是一层灰白色的细沙，大概30公分厚。
沈老示范给我看。他从腰间皮带上取下一把刷子和一柄小铲，蹲下，刷开沙子。
刷出来的是一块青色的玉。
巴掌大。
形状是椭圆的，但中间被两条对称的鱼瓜分。鱼是阴刻的，线条很简单，但鱼眼那块嵌着两颗暗红色的玛瑙，像血滴，又像两只睁着的眼睛。
沈老戴上白手套，把玉拿起来，凑到油灯下看了半分钟。
我永远记得他那时候的表情。不是兴奋，也不是恐惧，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像看到一个失踪三十年的熟人，又像看到一件本不该在那里的东西。
他低声说了一句话，不是对我说的，是对玉佩说的：
"……你又出来了。"
又字咬得很重。
我那时候没听懂。后来我想了几十年，才明白这个**"又"**字是什么意思。
我把玉佩用油布包好，跟着沈老上井。
到地面的时候是上午10点47分。我看了一眼温度计：井温度，46.2℃，正在回升。
王组长接过油布包，没有打开，直接放进一个金属盒里，金属盒外面再用蜡封口。整个过程他没讲一句话。
那天晚上，沈老的发电机响到半夜两点。
第二天早上我从帐篷出来——
井边那一圈红柳，**全部**枯死了。
不是上半圈嫩绿下半圈焦黄。是整圈，从根到梢，褐色，干透。
像是一夜之间死了三年。
04
玉佩出水之后那一周，营地里发生了一连串小事。
每一件单独看都不是事。叠在一起，让人头皮发麻。
5月23日，我的钢笔墨水变了颜色。早上是蓝色，下午写出来是浅紫色，第二天再写是黑灰色。我换了一瓶新墨水，三天后又变了。
5月24日，营地里那个搞放射性测量的同志——叫赵援朝——发现他的盖革计数器开始莫名其妙地自己跳读数。本来戈壁这片地方背景辐射稳定在每分钟25-30个计数，那两天他在玉佩存放帐篷外测，时高时低，最高的一次跳到了每分钟210个。
但是隔几个小时再测，又恢复正常。规律是：每天午夜12点到凌晨2点，跳得最厉害。
赵援朝把数据汇报给王组长。第二天王组长不许他再测了。盖革计数器被收走。
5月26日，化学组的那两个同志，老郑和小李，把营地附近土壤的pH值重新测了一遍。
跟他们三个月前的初测数据比，**部分采样点的pH值发生了变化**。变化幅度从0.3到1.2不等。
土壤的pH值不会平白无故改变。除非有大量化学物质渗入。但戈壁这片地方根本没有外来源。
老郑说，"看不懂，就像那块地最近几个月被人重新泡过。"
5月28日凌晨，小张半夜进了我的帐篷，把我摇醒。
帐篷里没开灯。我能闻到他身上的烟味，还有一种很淡的、说不上来的腥味。
他坐在我床边，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说："老陈，你做过梦吗——梦见你自己？"
我说做过，谁都做过。
他说："不是。我说的那种梦，是——你梦里的'你'，跟你面对面，你看着他，他也看着你。然后他张嘴跟你说话，说的话是你没说过的话。"
我沉默了。
他说："昨天晚上我做了这个梦。我梦见我在那口井边，井里站着一个我。我在上面看着我自己。井里那个'我'抬头跟我说，'快走，他要把你换下去。'"
他停了好久。
"老陈，'换下去'是什么意思？"
我没回答。
我帐篷外面是风。戈壁的风刮砾石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外面磨牙。
小张走的时候是凌晨四点。
那天上午开早会，我特意看了小张一眼。他打哈欠，揉眼睛，说昨晚没睡好。看上去和平时一样。
但我注意到一件事——
他左胸口袋上夹着的那支钢笔，笔帽颜色不对。
平时他用的那支是黑色笔帽。那天早上他口袋上夹的那支，笔帽是深蓝色的。
我没说话。
那天中午吃饭，小张吃了三个馒头。平时他只吃一个半。我说你今天饿了？他笑了一下，说昨天梦见东西没吃饱。
笑的时候，他左眼角有一个我以前没注意过的小痣。
我盯着那颗痣看了五秒。
然后我跟自己说：你之前没注意过，不代表它今天才出现。你认识他才三个月。
吃完饭我借口去整理记录，回了帐篷。我从抽屉里翻出三个月前我们刚到这里时大家在帐篷前的合影。
照片里小张冲镜头笑。
他左眼角，没有那颗痣。
05
接下来这一段我必须照笔记本原文抄。我爷爷的字迹在这一页突然变得很慢、很重，像是写一句要停半天，怕写错。
"5月29日下午，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不告诉任何人那颗痣的事。"
"理由有两个。第一，我可能记错了。三个月前的合影像素低，我自己看不清楚。第二——如果我没记错，那意味着今天跟我一起吃饭的'小张'，不是三个月前跟我一起上火车的那个小张。如果我说出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沈老会怎么处理'小张'。我不知道沈老会怎么处理'我'。"
"我那时候还想着五个月后回北京。我那时候还以为我能回去。"
5月30日早晨，王组长开会，宣布一件事：从那天起，玉佩存放帐篷需要24小时轮值看守。每人四小时一班。第一班从早晨6点开始，是小张。
小张那天值班特别认真，一动不动坐在帐篷门口。中午我去送饭，他没说话，只点了点头。
下午两点小张交班，是老吴接班。
晚上我跟小张同帐篷。那天他话特别多——**特别不像他平时**。他跟我聊起天津，说他未婚妻最近来信说想他了。聊起他小时候在老家放风筝。聊起他爸妈。聊到他爸的时候他说，"我爸是42年走的，那时候我才生下来三个月。"
我嗯了一声。
但是。
三个月前，我跟他第一次正式聊天，问起他家庭。他当时清清楚楚地说，他爸是1944年走的，肺结核，那时候他两岁。
我没纠正他。
我从那天起，开始留意小张说的所有话里有多少是跟三个月前对得上的。我大概留意了三天，对不上的有七处。
七处。
5月31日下午三点。
我借口要补给，跟王组长申请去三公里外那个大营区一趟，买烟，捎带寄一封给妻子的信。王组长批了。
我开吉普过去，办完事，下午四点四十回到我们这边的营地。
帐篷区一片安静。沈老的帐篷拉着帘子，发电机没开。王组长不在。化学组那两个去外围采样了。
我直接走回我跟小张共住的那顶帐篷。
掀开帘子。
帐篷里坐着两个人。
两个。
一个坐在小张那边的折叠凳上，一个坐在帐篷另一边的弹药箱上。
两张脸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的瘦。完全一样的圆框眼镜。完全一样的左胸口袋夹着钢笔（一个黑色笔帽，一个深蓝色笔帽）。
我手里夹着那盒前门烟。我整个人定在帐篷帘子那里。
折叠凳上那个先开口。声音是小张的声音：
"老陈，我跟你说，我这两天累得不行。"
弹药箱上那个抬头看我。也笑。也是小张的笑。
弹药箱上那个开口：
"老陈，你买烟回来啦？我一直在帐篷里。"
我看着他们。
我说不出话。
我那天早上六点送过早饭给值班的小张。
我手里——
我手里现在还攥着那个早班的小张抽剩下的半根烟头。我送饭的时候他抽完顺手扔在了我托盘边，我下意识捡起来，揣兜里。
那截烟头。前门牌。烟嘴上有他咬过的牙印。他门牙缺了一个角，咬出来的牙印是不对称的。
我手指能摸到那个不对称的痕迹。
帐篷里两个小张在等我说话。
我嘴张开。
我没发出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