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铁门外的春天
我叫周晓雨。
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抬手挡在额前，眯着眼睛看出去——门口那条水泥路白得晃眼，远处有几棵光秃秃的树，再远些是灰蒙蒙的天。我身上穿着三年前进去时那件羽绒服，袖口已经磨得发亮，拉链也有些坏了，只能勉强合上。
手里拎着个编织袋，里面是这三年来攒下的几件换洗衣物，还有一本磨破了边的《电工基础》——在里面培训时发的。袋子不重，可我走着走着，胳膊就酸了。三年没怎么运动，身体虚得很。
一辆三轮摩托从我身边开过，扬起一片尘土。我咳嗽了两声，把口罩往上拉了拉。口罩是管教临走时给的，蓝色的，一次性的。
走到公交站牌下，我放下编织袋，坐在路沿上等车。站牌锈迹斑斑，时刻表模糊不清。我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到一辆破旧的中巴车。车门“嘎吱”一声打开，售票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有两块高原红。
“去哪儿？”她问，眼睛在我身上扫了一圈。
我说了老家村子的名字。
“六块。”
我掏出钱包，里面有两百块钱——出狱时给的安置费。我抽出一张十块的递过去，她把找零的四枚硬币拍在我手心里，硬币带着她的体温。
车上人不多，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窗玻璃上有道裂纹，用透明胶带粘着。车子发动时，整个车厢都在响。
我把编织袋抱在怀里，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田里的麦子刚冒出点绿芽，远处有农人在弯腰干活。三年了，外面的世界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
我想起进去的那天，也是春天。那天在下雨，警车拉着警笛穿过镇子，街边好多人在看。我把脸贴在车窗上，雨水顺着玻璃流下来，把外面的世界扭曲成模糊一片。
那时候我二十五岁，在镇上的纺织厂当质检员。弟弟周晓峰二十一岁，刚大专毕业，在县城一家修车店当学徒。爸走得早，妈一个人把我们俩拉扯大。晓峰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妈从小惯着他。
出事那天晚上，我正在家里看电视，手机响了。是晓峰打来的，声音在抖。
“姐……我、我撞人了。”
我手里的遥控器掉在地上，电池滚出来，滚到沙发底下。
“你说什么？”
“我喝了点酒……从王涛婚礼出来，那个路口突然窜出个人……我没刹住……”他哭起来，“姐，怎么办啊，那人躺那儿不动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抓起外套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问他在哪儿。
到了现场，警车和救护车的灯在夜里闪得刺眼。路边围了一圈人，指指点点。晓峰蹲在警车旁边，抱着头，浑身酒气。被撞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盖上了白布。
警察在做笔录。晓峰看见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扑过来：“姐，我不能坐牢，我要是坐牢这辈子就完了……妈身体不好，她受不了的……”
我看着他那张年轻的脸，上面满是眼泪和恐惧。我又看向那具盖着白布的身体，还有远处哭得瘫倒在地的家属。
“警察同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不像我自己，“车是我开的。”
所有人都看向我。
我说，晚上我和弟弟一起参加婚礼，我喝得少，就由我开车。弟弟喝多了在副驾睡觉。经过这个路口时，突然有人窜出来，我没刹住。
警察问我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我说我害怕，跑了，现在想想不能连累弟弟。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时，金属很冰。晓峰呆呆地看着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我朝他轻轻摇了摇头。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路口没有监控。
审判的时候，妈坐在旁听席上，一直哭。晓峰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因交通肇事罪被判了三年。法官说，考虑到我有自首情节，从轻处罚。
进去的前一天，妈来探望。隔着玻璃，她拿着话筒，手指关节发白。
“晓雨啊，”她说，“妈对不起你……可晓峰还年轻，他要是进去了，这辈子就毁了……你是姐姐，你就当……就当帮帮他……”
我说，妈，我知道。
她又说：“你放心，三年很快的，出来以后……妈给你做好吃的。”
我点点头，眼泪掉下来，在玻璃这边，她在玻璃那边。
中巴车一个颠簸，把我从回忆里晃回来。窗外已经能看到熟悉的景物——那棵老槐树，树杈上还挂着一个破风筝；村口的小卖部招牌换了，新的，红色的。
“到了。”售票员喊了一声。
我拎着编织袋下车，站在村口的土路上。下午两点多，村里很安静，偶尔有狗叫声。几个老太太坐在墙根晒太阳，看见我，交头接耳起来。
我低下头，加快脚步往家走。
我家在村子西头，一个带院子的平房。爸在世时盖的，有些年头了。墙皮脱落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红砖。院门是铁皮的，刷着蓝色的漆，已经斑驳了。
我走到门前，深吸一口气，抬手敲门。
“妈，我回来了。”
里面没有声音。
我又敲了敲，稍微用力些：“妈，我是晓雨。”
还是没动静。
我放下编织袋，从门缝往里看。院子里晾着衣服，妈那件碎花衬衫在风里晃着。厨房的烟囱在冒烟，家里应该有人。
“妈！”我提高声音。
这时，里面传来脚步声。拖沓的，缓慢的。脚步声停在门后。
“妈，开门啊，我是晓雨。”我把脸贴近门缝。
门后传来妈的声音，隔着铁门，闷闷的：“你……你怎么今天就出来了？”
我一愣：“今天刑期满了啊，我跟您写信说过日子。”
里面沉默了几秒。
“妈？”我拍了拍门。
“晓雨啊……”妈的声音有点怪，“要不……要不你先去别处待几天？”
我僵住了，手还贴在冰冷的铁门上。
“什么？”
“你看，你这才刚出来，村里人都看着呢……”妈的声音压低了，“你王婶李婶她们都在外头，看见你回来了……妈这老脸往哪儿搁……”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手指慢慢从铁门上滑下来。
“你就先去县城住几天旅馆，妈给你钱……”门底下塞出来两张一百的钞票，皱巴巴的，“等你弟过些日子不忙了，去接你……”
我看着那两张粉红色的纸币，它们一半在门里，一半在门外，在尘土里躺着。
“妈，”我的声音发干，“让我进去吧，我累了。”
“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呢！”妈的声音突然尖锐起来，“你一个坐过牢的，这么大摇大摆进门，邻居看见了怎么说？晓峰还没说对象呢，你这当姐姐的不能害他啊！”
我往后退了一步，脚后跟撞在编织袋上，差点绊倒。
门后的声音还在继续：“妈知道你委屈，可这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你就再委屈几天，等风头过了……”
我弯腰捡起那两百块钱，拍了拍上面的土，对折，塞进外套内兜。然后拎起编织袋，转身就走。
“晓雨？晓雨你听见没？你先去县城……”妈还在门后说。
我没回头，沿着来时的路往外走。脚步很快，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小跑。村口那几个老太太还在晒太阳，看见我出来，又凑在一起说着什么。
我低着头，从她们面前跑过去。
跑到村外那条土路上，我才敢停下来喘气。肺里火辣辣地疼，我弯下腰，手撑在膝盖上。编织袋掉在地上，溅起一片尘土。
远处有辆拖拉机“突突”地开过来，开过去，扬起更多尘土。我直起身，看着那条路——一头通向镇上，一头通向县城。
我捡起编织袋，朝镇上的方向走去。
走到镇上时，天已经擦黑了。我在汽车站旁边找了家小旅馆，一晚上四十块钱。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墙上贴着发黄的世界地图。卫生间是公用的，在走廊那头。
我把编织袋扔在床上，坐在床沿发愣。床单上有洗不掉的污渍，印着一朵朵褪色的花。
窗外传来汽车鸣笛声，还有路边摊贩的吆喝：“炒面炒饭——”。
我摸了摸外套内兜，那两百块钱还在。又掏出钱包，数了数剩下的——一百六十四块。加起来三百六十四，是我全部的家当。
肚子叫起来。我这才想起，从早上出狱到现在，一口东西没吃。
我锁上门，下楼走到街上。找了个卖馒头的小摊，买了两馒头，一块钱。又买了包榨菜，五毛。回到房间，就着走廊公用水龙头接的凉水，一口一口啃着。
馒头很硬，有点酸味。榨菜咸得发苦。我机械地嚼着，咽下去，再咬下一口。
吃到一半，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馒头上。我用手背擦，越擦越多。最后我把头埋进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没发出声音。
哭完了，我把剩下的馒头吃完，连掉渣都捡起来吃了。然后去公用卫生间洗漱，水很凉，激得我一哆嗦。
回到床上，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有只壁虎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想起很多年前，爸还在的时候。夏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在院子里乘凉。竹床吱呀吱呀响，妈摇着蒲扇，给我和晓峰赶蚊子。爸指着天上的星星，告诉我们哪个是北斗七星。
那时候晓峰还小，总爱往我怀里钻，说姐姐身上有雪花膏的香味。
后来爸病了，查出肝癌晚期。家里积蓄花光了，还欠了债，爸还是走了。葬礼上，妈哭晕过去两次。晓峰抱着我的腰，眼泪把我的衣服浸湿一大片。
那年我十六，晓峰十二。妈对我说：“晓雨，你是姐姐，要懂事。”
我点头，退了学，去镇上的纺织厂做工。流水线上，机器轰隆隆响，棉絮在空气里飞。第一个月工资八百块，我交给妈七百，自己留一百。妈拿着钱，摸了摸我的头：“委屈你了。”
我说不委屈。
是真的不委屈。只要这个家还在，只要妈和弟弟好好的，我就不委屈。
可是现在，我坐在这个四十块钱一晚的旅馆房间里，看着墙上的污渍，突然觉得很累。那种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让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枕头上有股霉味。我把脸埋进去，深深吸了口气，又吐出来。
明天。明天再说。
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
第二章 陌生的城市
我在镇上旅馆住了三天。
第三天早上，前台老板娘在楼梯口拦住我，手指捻了捻：“妹子，房费该续了。”
我掏出皱巴巴的钞票，数出四十块给她。她接过钱，对着光看了看水印，塞进围裙口袋，又看了我一眼：“还住不住？”
“再住一晚。”我说。
其实我不知道该去哪里。老家回不去，县城我也不熟悉。在监狱里培训学的电工知识，没有证，也没有经验，找不到活干。
下午我去镇上的劳务市场转了一圈。几个招工的中年男人蹲在路边，脚边立着纸板，上面用红笔写着“招小工”“招服务员”。看见我，其中一个站起来：“妹子找活？”
我点点头。
“饭店服务员干不干？管吃住，一个月一千八。”
“在哪儿？”
“县城，包接包送。”
我犹豫了一下。老板娘又说：“放心，正规饭店，有营业执照的。”
我跟她走到一辆面包车前，车上已经坐了三四个人，有男有女，都穿着旧衣服，表情木然。我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
车子发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镇子。街道、楼房、行人，在车窗外后退，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不见。
饭店叫“好再来家常菜”，在县城南边。门脸不大，一共八张桌子。老板娘姓刘，四十多岁，烫着一头小卷发，说话很快。
“住宿在后面院子，四人一间。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中午休息两小时。一个月休两天，不休可以加钱。干满三个月涨两百。听懂没？”
我点头。
“那你先去放行李，换身衣服，一会儿出来学摆台。”
宿舍是间平房，摆着两张上下铺。我的铺位是进门右手边的下铺。床单是蓝白格子的，有股消毒水味。同屋还有三个女孩，都是服务员，正在午休。看见我进来，其中一个抬起头看了一眼，又躺下了。
我把编织袋塞到床底下，换了件干净的T恤——监狱发的，灰色的，胸口有个小小的编号，被我拆掉了，留下一点线头痕迹。
下午学摆台、认菜单、学用点菜宝。刘老板娘说话急，教一遍就要你记住。我拿个小本子记，她看见了，撇撇嘴：“脑子记，靠笔头记不住事。”
晚上饭点，店里忙起来。我负责传菜，后厨到前厅，一趟趟跑。盘子很烫，我找了块抹布垫着，手指还是烫红了。有桌客人要加啤酒，我小跑着去拿，脚下一滑，差点摔倒。啤酒瓶“哐当”一声撞在一起，好在没碎。
“看着点！”刘老板娘在收银台后喊。
我低着头，把啤酒送到客人桌上。那桌是几个中年男人，光着膀子，身上有纹身。其中一个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身上停了停：“新来的？”
我没说话，放下啤酒就走。
“哟，还挺害羞。”身后传来哄笑声。
下班时已经晚上九点半。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手指被热盘子烫出两个水泡。回到宿舍，同屋的三个女孩正在吃泡面，看见我，递过来一包：“吃不吃？康师傅红烧牛肉的。”
我摇摇头，从编织袋里掏出早上买的馒头。已经硬了，我用热水泡了泡，就着榨菜吃。
“你从哪儿来的？”一个短头发女孩问我。她叫小玲，十九岁，老家在更西边的山里。
我说了镇子的名字。
“哦，不远。”小玲吸溜着面条，“为啥来这儿干活？”
我顿了一下：“家里没事做。”
“都一样。”另一个女孩说，她叫芳芳，脸上有雀斑，“我要不是弟妹多，也不出来受这罪。”
她们聊起工资，聊起家里，聊起男朋友。我默默地吃我的泡馒头，没插话。水泡破了，流出来透明的液体，沾在馒头上，我也没管，一起咽下去了。
夜里，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其他女孩的呼吸声，久久睡不着。上铺的小玲在磨牙，咯吱咯吱的。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出方形的光斑。
我想起家里的床。虽然旧，但垫子软硬适中，枕头是荞麦皮的，有太阳晒过的味道。妈的鼾声很轻，晓峰睡相不好，总爱抢被子。
三年了，那张床大概已经落满灰了吧。
我在“好再来”干了两个星期。每天九点到九点，传菜、擦桌子、扫地、洗碗。手指上的水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最后结了厚厚的茧。刘老板娘脾气暴，菜上慢了骂，客人投诉骂，打碎个盘子更要骂。
但我都忍下来了。月底发工资，一千八，扣掉一百块押金，到手一千七。我数了三遍，然后把钱用塑料袋包好，塞在枕头套里。
发工资那天，小玲提议去逛夜市。芳芳和另一个女孩都响应。我本来不想去，小玲拉着我胳膊：“走吧晓雨姐，天天闷在店里，人都傻了。”
县城夜市很热闹，卖衣服的、卖小吃的、套圈的、打气球的，灯火通明，人挤人。空气里混着油烟味、香水味、汗味。小玲在一个卖发卡的摊子前停下来，试戴了一个亮晶晶的蝴蝶结，问我们好不好看。
“好看，适合你。”芳芳说。
小玲讨价还价，五块钱买下了。她很高兴，别在头发上，走路时一颤一颤的。
我什么都没买。在一家卖粥的摊子前，我花三块钱买了碗小米粥，坐在塑料凳子上慢慢喝。粥很烫，我小口小口地吹。
旁边桌上坐着几个年轻人，大声说笑。其中一个男生看起来二十出头，染着黄头发，耳朵上戴着一排耳钉。他说话时手舞足蹈，差点打翻同伴的饮料。
我看着他，突然想起晓峰。他今年也该二十四了，不知道还戴不戴耳钉。以前他总爱折腾头发，今天染黄，明天染红，妈为这个没少骂他。
“看什么呢？”小玲凑过来，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哦，那个黄毛啊，经常在这一带混，不学好。”
我收回目光，把最后一口粥喝完。
回去的路上，小玲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说夜市哪家烤串好吃，哪家衣服便宜。芳芳说想买条牛仔裤，看中一条，要八十，太贵了。
走到店门口，我看见路灯下站着个人。高高瘦瘦的，背对着我们，在玩手机。
小玲碰碰我胳膊，压低声音：“找你的？”
我眯起眼睛看。那人转过身来——是晓峰。
他变了。瘦了，也黑了。头发剪短了，没染颜色，穿一件黑色夹克，牛仔裤，运动鞋。看见我，他愣了一下，然后把手机塞回口袋，朝我走过来。
“姐。”
我站在原地，没动。小玲她们看看我，又看看晓峰，小声说“我们先上去了”，就溜进了店里。
“你怎么来了？”我问。声音很平。
晓峰搓了搓手，又挠挠后脑勺——这是他紧张时的小动作。“妈……妈让我来看看你。”
我没说话。
“你这儿……工作怎么样？”他问，目光扫过我身上的服务员制服——红色的，胸口绣着“好再来”三个黄字。
“还行。”我说，“妈怎么样？”
“妈挺好的，就是老毛病，腰疼。我给她买了膏药，贴了说好点。”
“嗯。”
一阵沉默。夜市的方向传来音乐声，是那种广场舞神曲，咚咚咚的节奏。
“姐，”晓峰突然说，“对不起。”
我抬起头看他。路灯的光从他头顶照下来，在脸上投出阴影。他的眼睛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
“那天……那天我应该自己承担的。”他的声音低下去，“可我害怕……我真的害怕……妈也哭，说咱家不能两个都毁了……”
我没接话，等着他说下去。
“我这三年……过得也不好。”他吸了吸鼻子，“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你……梦见那个老太太……我去了她家，给她家里人跪下磕头，赔了钱……把修车店的工作也辞了，现在在工地干活……我不敢开车了，看见车就哆嗦……”
他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说着说着，声音就哽住了。
“妈说，等过段时间，风头过了，就让你回家。”他抬起袖子抹了把脸，“你再等等，姐，再等等……”
“等多久？”我问。
晓峰噎住了。
“等晓峰说上媳妇？等村里人忘了这回事？”我看着他的眼睛，“还是等妈觉得，我这个坐过牢的女儿，不再给她丢人了？”
“姐，不是……”
“钱赔了多少？”我打断他。
晓峰一愣：“什么？”
“给那家人的赔偿。多少钱？”
“十、十五万……妈把家里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还借了五万……”
“我的工资呢？”我问，“我在纺织厂干了七年，每个月交给妈的钱，少说也有五六万吧？”
晓峰的脸色变了：“姐，你什么意思……”
“我的那份，够赔吗？”
夜风吹过来，有点凉。我抱了抱胳膊，这才发现服务员制服很薄，挡不住风。
“妈说……那些钱，是给家里用的。”晓峰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而且你现在……你现在不是出来了嘛，钱可以再赚……”
我笑了。真的笑了，虽然嘴角扯得有点疼。
“晓峰，”我说，“你回去吧。告诉妈，我挺好的，不用惦记。”
“姐……”
“我累了，要休息了。”我转身往店里走。
“姐！”晓峰在身后喊，“这钱你拿着！”
我回头，看见他掏出一叠钞票，大概有一两千。他往前递，手在半空中停着。
“妈让我给你的……说让你买点好的……”
我看着那叠钱，粉红色的，在路灯下很鲜艳。
“不用了。”我说，“我自己能赚。”
然后我推门进了店。玻璃门映出晓峰的身影，他还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钱，像尊雕塑。
刘老板娘在擦柜台，抬头看了我一眼：“你弟？”
“嗯。”
“走了？”
“走了。”
她没再问，继续擦她的柜台。抹布是灰色的，在水里拧了又拧。
我回到宿舍，另外三个女孩已经躺下了。小玲从被窝里探出头：“晓雨姐，你弟走啦？”
“嗯。”
“给你送钱来的？”
我没回答，脱了鞋子上床。床板很硬，翻身时吱呀响。
芳芳小声说：“有家里人惦记真好。我出来一年了，我爸就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还是问我什么时候寄钱回去。”
小玲叹了口气：“都一样。”
我侧过身，面对墙壁。墙上有前任住客留下的痕迹，圆珠笔写的电话号码，已经模糊了；贴过海报的胶印，四四方方一块。
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渗进枕头里。我没擦，任由它流。流到耳朵里，痒痒的。
第二天，我继续上班。传菜、擦桌子、扫地、洗碗。手指的茧又厚了一层。
刘老板娘接了个电话，挂断后叫我：“周晓雨，你过来。”
我走过去。
“你会不会电工？”她问，“后厨那个插座，老跳闸，找人来修一次要八十。你要会，给看看。”
我想起在监狱里学的那些，线路、开关、保险丝。
“我试试。”
我找来螺丝刀和电笔，关了总闸，把插座拆开。里面的线接得乱七八糟，有一根绝缘皮破了，露出铜丝。我重新接过，用绝缘胶布包好，再把插座装回去。
推上闸，插上热水壶，亮了，没跳闸。
刘老板娘很满意：“行啊你，有点手艺。这样，以后店里电路有问题你都给看看，每个月给你加两百。”
“谢谢老板娘。”
“别谢我，省了维修费是真的。”她摆摆手，又想起什么，“对了，你弟昨晚是不是给你送钱来了？”
我动作一顿。
“要我说，家里给钱你就拿着。”刘老板娘点了根烟，吸了一口，“这年头，亲情算个屁，钱最实在。你看我，当年从家里跑出来，一分钱没带，现在不也混出来了？”
烟雾缭绕里，她的脸有些模糊。
“人呐，得为自己活。”她说，弹了弹烟灰，“别人对你好，你记着；对你不好，你也要记着。但别老想着，往前走才是正经事。”
我点点头。
那天晚上下班，我去了趟网吧。县城网吧五块钱一小时，空气混浊，烟味、泡面味、汗臭味混在一起。我找了台角落的机子，打开招聘网站。
搜索关键词：电工。
出来一堆信息，大部分要求有证，三年以上工作经验。我一条条看，看到最后一条：深圳某电子厂招电工学徒，包吃住，有师傅带，表现好可转正。
我记下电话号码和地址。
走出网吧时，已经夜里十一点。街上没什么人了，只有几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我站在路灯下，看着那张记着信息的纸条。
深圳。很远。听说那里很热，冬天也不冷。
但我想去。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
回到宿舍，小玲已经睡了，发出轻微的鼾声。我轻手轻脚爬上床，从枕头套里掏出那个塑料袋。一千七百块，加上之前的积蓄，一共两千出头。
够买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还能剩点。
我把钱贴肉放着，躺下来。窗外有月亮，半圆的，黄澄澄的，像被咬了一口的烧饼。
我想，等到了深圳，我要先去办张银行卡，把工资存起来。然后去考电工证。等攒够了钱，也许可以租个小房子，养盆绿萝——听说那东西好活，浇点水就能长。
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这次没做梦。
第三章 南方的雨
去深圳的火车是绿皮车，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包小包的行李塞满了行李架，过道上也坐着人。空气里弥漫着泡面味、汗味、脚臭味。
我的座位靠窗。对面是个中年女人，抱着个三四岁的孩子，孩子一直在哭。旁边是个年轻小伙，戴着耳机在打游戏，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划。
我把编织袋塞在座位底下，抱着背包，看着窗外。火车开了，站台慢慢后退，送行的人变成一个个小点，最后看不见了。
车开了很久。白天变成黑夜，黑夜又变成白天。经过田野、山丘、隧道、河流。有时候能看到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升起；有时候是大片大片的工厂，烟囱冒着白烟。
我吃自己带的馒头和榨菜，喝车站接的开水。对面的女人分给我一个橘子，我摇摇头说不用。她硬塞过来：“吃吧，我看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橘子很酸，我掰了一瓣放进嘴里，酸得眯起眼睛。
第三天早上，火车广播说，深圳快到了。车厢里骚动起来，人们开始收拾行李，站起来活动僵硬的腿脚。我看向窗外，外面的景色变了——高楼越来越多，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刺得人眼花。
深圳。我默念这个名字，觉得陌生又遥远。
出站时，热浪扑面而来。和北方的干热不同，这里的湿热，像一块湿毛巾捂在脸上。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举着牌子的、拉客的、卖地图的，吵吵嚷嚷。
我捏着纸条，按上面的地址找公交车站。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正确的线路。公交车很挤，我站了一路，抓着扶手，手心全是汗。
电子厂在关外，一片工业区里。到处都是厂房，方方正正的，像巨大的水泥盒子。街上跑着电动车、摩托车，穿着工服的人行色匆匆。
厂门口贴着招聘启事。我走进去，门卫室有个大爷在喝茶。
“找谁？”
“应聘电工学徒。”
大爷打量我一眼，指了指里面那栋楼：“人事部在二楼。”
人事部是个小办公室，坐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化着精致的妆。我把身份证递过去，她看了看，又抬头看我：“以前做过电工吗？”
“在监狱里培训过。”我说。
她的手一顿。
“什么罪？”
“交通肇事。”
她沉默了几秒，在表格上写了什么：“有电工证吗？”
“没有，但我会接线路、修插座、排查故障。”
“学徒期三个月，包吃住，一个月两千。三个月后考核，通过转正，三千五，交社保。通不过走人。干不干？”
“干。”
她递过来一摞表格：“填一下，身份证复印件有吗？”
“没有。”
“楼下有复印店，一块一张。”
我填了表，下楼复印了身份证。回来交表时，那女人说：“宿舍在厂区后面，四人间。明天早上八点来报到，找李师傅。”
宿舍比县城饭店的还小，摆了两张上下铺，中间一条窄过道。我的床位是靠门的上铺。另外三个铺位都有人，东西摆得满满当当：护肤品、小玩偶、折叠桌、衣服。
我把编织袋扔到上铺，爬上去。床板上只铺了一层薄褥子，一动就吱呀响。我躺下来，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总算有个地方落脚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去食堂吃早饭。稀饭、馒头、咸菜。稀饭很稀，能照见人影。我吃了两个馒头，咸菜多夹了一筷子。
七点五十，到车间门口等。八点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出来，穿着蓝色工服，手里拎着工具包。
“李师傅？”我问。
他看我一眼：“新来的学徒？”
“是，我叫周晓雨。”
“跟我来。”
李师傅话不多，带我熟悉厂区，指给我看配电房、车间总闸、各个线路走向。然后给我一套工服、一个安全帽、一个工具包。
“上午跟我巡检，下午你自己去B栋看看，有三盏灯不亮，查查什么问题。”
工具包里东西很全：电笔、螺丝刀、钳子、万用表、绝缘胶布。我把工具一样样拿出来，又一样样放回去。电笔是新的，还贴着标签。
上午巡检，李师傅走得很快，我小跑着才能跟上。他检查得很仔细，每个配电箱都要打开看，用手电筒照，用万用表量。有问题的地方，他就指给我看：“这里，接触不良，时间长了会发热，容易起火。”
我点头，用小本子记下来。
下午去B栋修灯。灯管是LED的，我拆下来检查，是镇流器坏了。去仓库领了新的，换上，灯亮了。很简单，但我出了一身汗——不是热的，是紧张的。
回到维修部，李师傅正在喝茶。我汇报了情况，他“嗯”了一声，没多说。
第一个星期，我每天跟着李师傅，他做什么我看什么。他修机器，我递工具；他查线路，我打手电。晚上回到宿舍，我就看从监狱带出来的那本《电工基础》，虽然已经翻烂了，但每次看都有新收获。
同宿舍的三个女孩都是生产线上的。一个湖南的，叫小芳，爱说话；一个四川的，叫小琴，喜欢唱歌；一个江西的，叫小梅，总是安安静静地看书。她们对我这个新来的电工学徒很好奇。
“电工是不是很危险啊？”小芳问，“听说会被电到。”
“按规范操作就没事。”我说。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想干这个？”小琴一边敷面膜一边问。
“赚钱多。”我说。
“那倒是。”小芳说，“我们生产线，累死累活一个月才四千。你转正了有三千五吧？加上加班费，能拿五千。”
我没说话，爬到上铺继续看书。书上说，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接线方式有星形和三角形两种。我默念了几遍，记在心里。
第二个月，李师傅开始让我独立处理一些简单故障。换开关、修插座、接电线。我做得仔细，每次都检查两遍再通电。李师傅抽查过几次，没发现问题。
“还可以。”这是他给我的最高评价。
第三个月，厂里一台老机器坏了，生产线停了。李师傅带着我去修。打开控制箱，里面密密麻麻的线和继电器。李师傅看了一会儿，指着一处：“这里，继电器烧了。”
我去仓库领了新的继电器，回来时，李师傅正在接电话。他挂了电话，对我说：“我有事出去一趟，你把这个换上，按原来的线序接，别接错了。”
我心跳有点快。这是第一次独立修机器，还是生产线的关键设备。
“我……我怕接错。”
“图纸在箱子里贴着，对照着接。”李师傅看看表，“我一个小时回来，你慢慢弄，别急。”
他走了。车间主任过来看，皱着眉头：“多久能好？”
“尽快。”我说。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干活。先把烧坏的继电器拆下来，线头用绝缘胶布包好。然后对照图纸，一根一根接新的。红对红，蓝对蓝，黄对黄。接完一根，在图纸上打个勾。
接了二十多根线，手心全是汗。接完后，又检查了三遍。确认无误，合上控制箱盖子，推闸。
机器“嗡”的一声启动了，传送带开始转动。生产线上的工人发出小小的欢呼。
车间主任拍拍我的肩：“不错。”
我松了口气，这才发现后背全湿了。
李师傅回来后，车间主任跟他说了情况。李师傅点点头，没说什么。但下午下班前，他递给我一张纸：“下个月去考初级电工证，报名表。”
我接过表格，手指有点抖。
“谢谢师傅。”
“谢什么，你自己挣的。”他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好好考，考过了给你申请转正。”
考试在周日，理论加实操。理论题大部分是选择题，我在书上看过类似的。实操考接线和故障排查，我做得很快，提前半小时交卷。
一周后成绩出来，过了。我去人事部领了证，绿色的塑料封皮，上面印着“特种作业操作证”。我看了很久，才放进钱包夹层。
转正手续办得很快。工资涨到三千五，交社保。李师傅在维修部给我申请了个工具箱，带锁的。我把工具一样样放进去，摆整齐。
晚上，我请宿舍三个女孩吃了顿饭。厂门外的大排档，点了四个菜：辣椒炒肉、麻婆豆腐、清炒空心菜、西红柿鸡蛋汤。一共六十八块钱。
“晓雨姐，恭喜转正！”小芳举着一次性塑料杯，里面是可乐。
“谢谢。”我跟她们碰杯。
“以后我们宿舍电器坏了，就靠你了。”小琴笑着说。
“没问题。”
那是我来深圳后，第一次觉得，生活也许真的可以重新开始。
发工资那天，我去银行办了张卡，把大部分钱存进去，留了五百现金。回宿舍的路上，经过一个报刊亭，我停下买了份报纸——深圳特区报，一块钱。
坐在宿舍床上，我一页页翻。招聘版、房产版、新闻版。翻到中间，看到一篇报道，讲城中村拆迁的。说深圳某个村拆迁，一户人家分了三套房，外加几百万现金。
我盯着那篇报道看了很久，直到小芳叫我：“晓雨姐，洗澡去不？”
“哦，好。”
我把报纸折好，塞在枕头底下。洗澡时，热水冲在脸上，我闭上眼睛。
三年了。老家那个村子，好像也说过要拆迁，但说了好多年，一直没动静。妈以前总念叨，说要是拆迁了，就有钱给晓峰在县城买房了。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也许拆了，也许没拆。但跟我没关系了。
那个家，我回不去了。
洗完澡出来，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老家的区号。我擦头发的手停住了。
响到第五声，我接起来。
“喂？”
“晓雨啊，是我。”是妈的声音。
我靠在墙上，墙上瓷砖很凉。
“嗯。”
“那个……吃饭了没？”
“吃了。”
“深圳热不热？”
“热。”
“工作……工作怎么样？”
“还行。”
一阵沉默。电话那头有电视的声音，好像在播连续剧。
“晓雨啊，”妈的声音低下去，“妈想问你……手头方便不？妈最近腰疼得厉害，想去做个理疗……”
我看着窗外，对面楼亮着很多灯，一格一格的，像蜂巢。
“要多少？”
“不用多，三、五千就行……妈知道你不容易，可妈这腰，不治不行……”
“我只有三千。”我说。
“三千也行，三千也行。”妈的声音立刻轻快了些，“你打到你弟卡上就行，他明天带我去医院……”
“账号发我短信。”我说，挂了电话。
头发还在滴水，滴在肩膀上，凉飕飕的。我站了一会儿，拿起手机，打开手机银行。余额：四千七百六十二块三毛。
我给那个账号转了三千。
转账成功，余额变成：一千七百六十二块三毛。
我把手机扔到床上，继续擦头发。擦得很用力，头发被扯得生疼。
小芳从浴室出来，一边擦头发一边说：“晓雨姐，你手机刚才响了。”
“嗯，知道了。”
“是不是家里啊？”
我没回答，爬上床，拉上帘子。床帘是块蓝色的布，印着小碎花，十块钱在夜市买的。拉上后，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空间。
我在那个小空间里，睁着眼睛，直到半夜。
窗外有车开过的声音，轮胎压过马路，唰——唰——像潮水。
我想，等攒够了钱，我要租个单间，不要合租。小小的就行，能放下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衣柜。再养盆绿萝，放在窗台上。
想着想着，睡着了。
梦里，我回到老家那个院子。铁门开着，妈站在门口，朝我招手：“晓雨，回来啦，饭做好了。”
我跑过去，但怎么跑也跑不到。那扇门，永远隔着一段距离。
第四章 五年
五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我从电工学徒做到了维修部副主管，手下带着两个新人。工资从三千五涨到八千，加上加班费和奖金，好的时候能过万。我租了个一室一厅，三十平米，在老小区，但干净。窗台上真的养了盆绿萝，长得很好，藤蔓垂下来，绿油油的。
我考了中级电工证，高级电工证，还自学了PLC编程。李师傅退休了，回老家带孙子。临走前，他请我吃了顿饭，在厂外的小餐馆。
“晓雨啊，”他喝了点酒，脸有点红，“你这孩子，踏实，肯学。我干这行三十多年，带过不少徒弟，你是最认真的一个。”
“是师傅教得好。”
“我教是教，可也得你自己愿意学。”他叹口气，“女人干这行不容易，别人看你是女的，总觉得你不懂。你得比男人懂得更多，做得更好，别人才服你。”
我点头，给他倒满酒。
“以后这维修部，就靠你了。”他说，举起杯，“来，师傅敬你一杯。”
我们碰杯，啤酒沫溢出来，流到手上，凉凉的。
五年里，我很少回老家。第一年春节，我买了票，但临行前又退了。给妈转了五千块钱，说加班，回不去。妈在电话里叹了口气，没说什么。
第二年春节，我去了趟云南。一个人，跟团。看了洱海，爬了玉龙雪山。在雪山脚下，我买了一串风铃，铜制的，风吹过叮叮当当响。回来后挂在阳台上，晚上起风时，能听见声音。
第三年，第四年，我都在深圳过的。除夕夜，煮一袋速冻饺子，看春晚。主持人还是那几个，节目还是那些套路。看到小品时，我会笑，但笑完了，屋里又安静下来。
我给家里打电话，一年两三次。妈总是说，家里都好，晓峰在县城开了个修车店，生意还行，处了个对象，准备结婚。她说这些时，语气很平常，好像我们之间从没有过那道铁门，没有过那两百块钱，没有过那些沉默的、尴尬的时刻。
我不问细节，她也不说。我们的对话像走过场，问吃饭了吗，天气怎么样，身体好吗。然后就是沉默，然后说那就这样吧，挂了。
第五年春天，我升了主管。公司开了新厂，要从老厂调人过去组建维修部。领导找我谈话，问我去不去。新厂在东莞，工资高一截，但一切要从头开始。
我想了两天，答应了。
办离职手续那天，人事部的同事——已经不是五年前那个女人了，换了个年轻姑娘——递给我一个信封：“周姐，这是您的离职证明和推荐信。领导说了，以后想回来，随时欢迎。”
“谢谢。”我接过信封，很薄。
收拾办公室的东西，一个纸箱就装完了：几本专业书，一个水杯，一盆多肉植物——李师傅退休时送的，说好养。我把多肉装进塑料袋，准备带走。
走出公司大门时，回头看。厂房还是那个厂房，但门口的花坛新种了花，红色的，一簇一簇的。保安亭的大爷换了人，是个年轻小伙，在玩手机。
我打了辆车，回出租屋。路上接到小玲的电话——当年饭店那个服务员，她现在在深圳一家服装店当店长。
“晓雨姐，听说你要去东莞了？”
“嗯，下周一报到。”
“这么快！周末一起吃个饭吧，给你送行。”
“不用了，还得收拾东西。”
“就一顿饭，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小玲坚持，“咱俩都多久没见了。就定周六晚上，老地方，我请客。”
周六晚上，我去了那家湘菜馆。小玲已经在了，点好了菜：剁椒鱼头、小炒黄牛肉、手撕包菜、紫菜蛋花汤。
“还是你能吃辣。”我坐下。
“那是，无辣不欢。”小玲给我倒茶，“晓雨姐，你真要去东莞啊？”
“嗯，机会不错。”
“唉，你这一走，深圳又少个朋友。”小玲叹气，“不过也好，东莞离深圳近，想回来随时能回来。”
菜上来了，热气腾腾。我们边吃边聊。小玲说她打算年底结婚，男朋友是湖南老乡，在IT公司上班。我说恭喜。她问我有对象没，我说没有。
“晓雨姐，你也该考虑考虑了。”小玲给我夹了块鱼，“女人嘛，总得有个家。”
我没说话，低头吃鱼。鱼很辣，辣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吃完饭，小玲抢着买了单。走出餐馆，晚风吹过来，带着点凉意。深圳的春天，白天热，晚上凉。
“我送你回去吧。”小玲说。
“不用，坐地铁就行。”
“那……到了东莞给我打电话。”
“好。”
我坐地铁回家。周末的地铁很挤，情侣、朋友、一家人，说说笑笑的。我抓着扶手，看着车窗映出的自己。三十三岁了，眼角有了细纹，皮肤也不如以前紧致。但眼神很平静，是那种经历过事之后的平静。
回到家，开始收拾行李。东西不多，衣服、书、日用品，两个行李箱就装下了。绿萝带不走，送给楼下便利店老板了。风铃也摘下来，用报纸包好，放进行李箱。
收拾到半夜，还剩床头柜没整理。拉开抽屉，里面有些零碎东西：一盒创可贴，一支快用完的护手霜，几张超市小票，还有——一本存折。
我拿起存折，翻开。五年，我每个月往里面存钱，从三千、五千，到后面的八千、一万。现在余额：二十七万六千四百三十一块五毛。
我看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然后合上存折，放进行李箱内袋。
手机响了。是晓峰。
我盯着屏幕上那个名字，响了七八声，才接起来。
“姐。”晓峰的声音，有点喘，好像刚跑过步。
“嗯。”
“你……在深圳？”
“嗯。”
“我听说你要去东莞了？”
消息传得真快。我想，可能是妈告诉他的，也可能是他从别的渠道知道的。
“下周一去报到。”
“哦……那挺好，升职了吧？恭喜啊。”
“谢谢。”
又是一阵沉默。这好像成了我们姐弟对话的固定模式：简短，尴尬，沉默。
“姐，”晓峰突然说，“妈……妈想你了。”
我没接话。
“真的，妈老念叨你，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吃得好不好，住得好不好……”晓峰语速很快，像背书，“她说你过年也不回来，家里就我们俩，冷清……”
“晓峰，”我打断他，“有话直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那个……姐，你手头方便不？”晓峰的声音低下去，“我……我修车店最近资金周转有点问题，进货的钱不够……能借我点吗？三万，不，两万就行，下个月就还你……”
我看着窗外。对面楼的灯一盏盏灭了，夜越来越深。
“我手头也不宽裕。”我说。
“就两万，姐，求你了。”晓峰的声音带上了哭腔，“我这店要是垮了，我就真完了……妈还指望我养老呢……”
“妈不是有退休金吗？”
“那点钱哪够啊！而且妈身体越来越不好，高血压，糖尿病，每个月药钱就得好几百……”
我没说话，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行李箱的拉链。金属的，有点硌手。
“姐，你就帮帮我吧，最后一次。”晓峰说，“我保证，等店周转过来，马上还你。我还要结婚呢，丽丽家要彩礼，要房子，我压力太大了……”
丽丽是他女朋友，我见过照片，圆脸，大眼睛，笑得很甜。
“账号发我。”我说。
“姐！谢谢你！你是我亲姐！”晓峰的声音一下子亮起来，“我保证，这次一定……”
“挂了。”我按掉电话。
很快，短信来了，是个银行账号。我打开手机银行，转账，两万。余额变成二十五万六千四百三十一块五毛。
转账成功。我放下手机，继续收拾行李。把床头柜里的零碎东西装进塑料袋，扔掉。房间渐渐空了，像我来之前的样子。
周日，我把钥匙交给房东。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检查了一遍房子，点点头：“保持得挺干净。押金退你，微信转你？”
“好。”
押金两千，到账了。加上余额，二十五万八千四百三十一块五毛。
我拖着两个行李箱下楼。行李箱轮子在楼梯上磕磕碰碰，发出沉闷的响声。走出单元门，阳光很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我想，在东莞租个离公司近点的房子，贵点也行。要朝南的，有阳台。再养盆绿萝，这次要挂起来养，让藤蔓垂下来。
手机又响了。我以为又是晓峰，拿出来看，是个陌生号码，老家的区号。
我犹豫了一下，接起来。
“喂？”
“姐！”是晓峰的声音，很急，还带着喘，“姐，你在哪儿？”
“去车站的路上，怎么了？”
“先别去！姐，你回来！马上回来！”他几乎是喊出来的。
“出什么事了？”
“拆迁！咱们村要拆迁了！”晓峰的声音在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什么，“评估结果出来了，咱家房子加院子，一共能赔……能赔三亿六千万！”
我站在原地，行李箱的轮子卡在路沿上。
“你说什么？”
“三亿六千万！姐，你听见没？三亿六千万！”晓峰的声音大得刺耳，“妈说了，这笔钱，你也有份！”
电话那头传来妈的声音，很近，好像晓峰开了免提：“晓雨啊，你快回来，妈想你了……妈给你炖了鸡汤，你最爱喝的……”
我握着手机，手指关节发白。阳光很刺眼，我眯起眼睛，看着马路对面。一个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过，车里的小孩在笑。公交车进站，一群人上下下。卖早餐的小摊飘来香味，油条、豆浆、茶叶蛋。
世界还在正常运转。
只有我，站在路边，握着发烫的手机，听着里面传来的声音——那个我曾经以为这辈子不会再听到的、温柔的声音。
“姐？姐你在听吗？”晓峰喊。
“嗯。”我说。
“你买最近一班车票，不，买机票！机票快！妈说了，机票钱她出！”晓峰语无伦次，“你快回来，咱们商量商量，这笔钱怎么分……妈说，不能少了你的……”
“我知道了。”我说。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明天？后天？”
“我看车票。”
“一定要回来啊姐！一定要回来！”
“嗯。”
我挂了电话。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我的脸。没什么表情，眼睛很空。
我拖着行李箱继续往前走。轮子摩擦地面，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走到地铁口，我停住了，看着那个向下的台阶。
下去，坐地铁，去车站，去东莞。新工作，新房子，新生活。
或者，转身，去机场，回那个我五年没回去的地方。
行李箱的拉杆被握得发热。我站了很久，久到有个路人问我：“需要帮忙吗？”
我摇摇头。
然后，我转过身，朝着反方向走去。
那里有个机票代售点。玻璃门上贴着打折广告：特价机票，飞往全国各大城市。
我推门进去，门上的风铃叮当作响。
第五章 归途
机票是第二天下午的。经济舱，靠窗，一千七百块。我掏出手机付钱，屏幕的光映在玻璃柜台上，有点反光。
售票员是个年轻女孩，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身份证出示一下。”
我把身份证递过去。她扫了一眼，又抬头看我，目光在身份证照片和我脸上来回移动。“周晓雨……是您本人吗？”
“是。”
“照片和现在差别有点大。”她笑笑，把身份证还给我，“请收好。航班信息会发到您手机，请提前两小时到机场办理值机。”
“谢谢。”
走出代售点，我给新公司的HR发了条短信，说明情况，申请晚一周报到。HR很快回复：“好的，已记录。请务必在下周一前到岗。”
我又给小玲打电话，说临时有事，不去东莞了，行李先寄存在她那儿。小玲很惊讶：“出什么事了？”
“家里有点事。”
“要紧吗？需要帮忙吗？”
“不用，处理完就回来。”
挂了电话，我拖着行李箱回到出租屋楼下。房东大姐正在晾衣服，看见我，愣了一下：“咦，你不是走了吗？”
“临时有事，再住几天。”我说，“按天算房租，可以吗？”
“行啊，反正房子还没租出去。”她甩了甩手上的水，“钥匙给你，还是原来那把。”
我又住回了那个即将搬离的房间。绿萝不在了，风铃不在了，空荡荡的，有回音。我把行李箱靠墙放好，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
天渐渐暗下来，远处的楼亮起灯。我打开手机，搜索老家的新闻。输入村名、拆迁，果然跳出几条信息。是本地论坛的帖子，标题很醒目：《重磅！XX村拆迁补偿方案出炉，最高一户可获数亿！》
点进去，主楼是几张模糊的照片，像是文件翻拍。上面列出了补偿标准：按宅基地面积、建筑面积、装修等级、人口数量等综合计算。下面跟帖已经几百楼。
“我靠，真拆了？说了十几年了！”
“羡慕嫉妒恨，一夜暴富。”
“我家怎么不在那儿……”
“楼上别酸了，人家祖辈的宅基地，该得的。”
“听说有一户能拿三个多亿？真的假的？”
“真的，我三姨家邻居的侄子在拆迁办，内部消息。”
“哪户啊这么牛？”
“好像是村西头那家，姓周……”
我关掉网页。屏幕暗下去，映出我的脸，平静的，看不出情绪。
那一晚我没怎么睡。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声音：车声、人声、楼上冲马桶的声音、隔壁吵架的声音。凌晨三点，有只野猫在叫，一声一声，像婴儿哭。
天快亮时，我才迷迷糊糊睡着。做了个梦，梦见小时候，爸带我和晓峰去河里摸鱼。河水很清，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我抓住一条小鱼，银闪闪的，在手里扑腾。晓峰在旁边拍手笑：“姐姐好厉害！”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小片。
上午，我去商场买了套衣服。深蓝色的西装套装，白衬衫，低跟鞋。五年没买过这么正式的衣服了，标签价一千二，我刷卡时手没抖。
又去理发店剪了头发。及肩的长度，理发师问要不要烫一下，我说不用，修齐就行。剪完，他看着镜子里的我：“您很适合这个长度，显气质。”
我看着镜子。里面的女人三十三岁，皮肤不算白，但干净。眼睛不大，但有神。头发黑而直，垂在肩上。嘴唇抿着，没什么表情。
不像五年前那个穿着旧羽绒服、拖着编织袋、站在铁门外不知所措的女人了。
下午打车去机场。路上很堵，司机不停按喇叭，嘴里骂骂咧咧。我靠在后座，看着窗外的车流。深圳就是这样，永远在堵车，永远在施工，永远在建新的高楼。
到机场，办值机，过安检。候机厅里人很多，有旅游团的大妈戴着统一颜色的帽子，有商务人士在打电话，有情侣在拥抱告别。
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打开手机，有两条未读短信。
一条是晓峰：“姐，你几点的飞机？我和妈去接你。”
另一条是妈：“晓雨，路上注意安全。妈在家等你。”
我看着那条“妈在家等你”，看了很久。然后锁屏，把手机放回包里。
飞机起飞时，耳朵有点胀。我嚼了片口香糖，看向窗外。地面越来越远，房子变成积木，车变成甲虫，河流变成银色的带子。然后穿过云层，上面是刺眼的阳光。
空姐推着饮料车过来，我要了杯水。冰的，玻璃杯外壁凝着水珠。我握着杯子，凉意透过手心传过来。
两个小时的航程，我一口水没喝。就那样握着，直到冰块化完，水变成常温。
落地，开机。一堆未接来电，都是晓峰。我回拨过去，响了一声就接了。
“姐！你到了？”
“嗯，刚落地。”
“我们在出口等你！举个牌子，写着你的名字！”
取了行李，往出口走。接机的人很多，举着各种牌子。我一眼就看见了——周晓雨，三个大字，写在硬纸板上，字迹歪歪扭扭。举牌子的是晓峰，他旁边站着妈。
五年不见，妈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在脑后挽了个髻。脸上皱纹很深，像刀刻的。穿着件红色的外套，很新，可能是为了今天特意买的。她踮着脚往这边看，看见我时，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很快暗下去。
晓峰也变了。胖了，肚子凸出来。穿着皮夹克，牛仔裤，皮鞋擦得很亮。他看见我，挥了挥手，脸上堆起笑。
我拖着行李箱走过去。轮子在光滑的地面上发出嗡嗡的声音。
“姐！”晓峰迎上来，要帮我拿行李，“给我给我，这么重。”
“不用，我自己来。”我没松手。
他的手在半空中僵了一下，然后收回，在裤子上擦了擦。
“晓雨……”妈走过来，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她的手抬起来，似乎想碰碰我，又放下了。
“妈。”我叫了一声。
“哎，哎。”妈连连应着，眼睛红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瘦了，在外面受苦了……”
“还好。”我说。
“车在停车场，走吧。”晓峰说，走在前面带路。
车是一辆黑色的SUV，不算新，但保养得不错。晓峰把行李放进后备箱，拉开后座门：“姐，你坐后面，舒服点。”
我上车。妈坐在副驾驶，从后视镜里看我。目光对上，她又移开。
车子开出机场，上了高速。晓峰开车，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在调广播。调到音乐频道，正在放一首老歌：“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他赶紧换台。
“姐，你这几年在深圳怎么样？”晓峰问，眼睛看着后视镜里的我。
“还行。”
“听说你当主管了？真厉害。”
“嗯。”
“一个月能拿多少？有一万吗？”
“晓峰！”妈喝止他，“问这个干什么！”
“我就随便问问……”晓峰讪讪地闭嘴。
车里沉默下来。只有广播里主持人的声音，在介绍一款新车。
我看着窗外。老家的变化很大，高速公路是新修的，两边是整齐的绿化带。远处能看到新建的小区，高楼一栋挨着一栋。
“咱们村……真拆了？”我问。
“拆了！”晓峰又兴奋起来，“通知都贴了，下个月就签协议。姐，你是不知道，咱家那块地，位置好，面积又大，评估下来，你猜多少？”
我没猜。
“三亿六千万！”晓峰拍了下方向盘，喇叭“叭”地响了一声，“我的天，三亿六千万！我这修车店干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
妈从后视镜里看我，小心翼翼地说：“晓雨啊，妈想好了，这笔钱，有你一份。再怎么说，你也是这个家的人……”
我没说话，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树。
“妈的意思是，”晓峰接过话头，“咱家三口人，平分。一人一亿二。当然，税要扣掉一部分，但到手也够花了。姐，一亿二啊，你想想，在深圳能买多少套房？”
“你们决定就行。”我说。
“那怎么行，得商量。”妈说，“等你回家，咱坐下来好好说。”
家。这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有点陌生。
车子下了高速，拐进县道。路变窄了，两边是农田。这个季节，麦子已经长得很高了，绿油油的一片。远处有村庄，白墙红瓦，屋顶上竖着太阳能热水器。
“村里人都搬了吗？”我问。
“搬了一部分，租房子住。”晓峰说，“咱家还没搬，妈说等你回来再说。”
车子开进村子。村口的老槐树还在，但树下堆满了建筑材料：沙子、水泥、砖头。村里的路拓宽了，能容两辆车并行。很多房子已经空了，门窗拆掉，露出黑黝黝的洞口。墙上用红漆画着大大的“拆”字，外面画个圈。
我家在村西头。院子还在，但院墙外搭起了脚手架，几个工人在上面忙碌。看见车子，他们停下手里的话，朝这边看。
“这是在干什么？”我问。
“量面积，做最后评估。”晓峰停好车，“姐，下车吧。”
我下车。站在门前，看着那扇铁门。还是那扇门，蓝色的漆更斑驳了，锈迹从底部蔓延上来。门把手还是那个狮子头形状的，嘴里衔着圆环。
五年前，我就站在这儿，门锁着。妈在门后说，你去别处待几天。
“晓雨，进来啊。”妈推开门，回头叫我。
我深吸一口气，迈过门槛。
院子里还是老样子。水井还在，井沿磨得光滑。那棵枣树还在，枝叶茂盛。墙角堆着杂物：破自行车、旧轮胎、几个花盆。晾衣绳上挂着衣服，在风里摇晃。
堂屋的门开着，能看见里面的八仙桌、条几、墙上挂着的年画——还是那幅“年年有余”，鱼的眼睛掉了色，露出下面的白纸。
“坐，坐。”妈忙着搬凳子，用袖子擦了擦凳面，“一路累了吧？妈给你倒水。”
她进了厨房。我听见开橱柜的声音，倒水的声音。
晓峰在院子里打电话，声音很大：“对，我姐回来了……晚上？晚上再说，先吃饭……行，那就这么定了！”
我坐在凳子上，看着这个我长大的院子。五年，好像什么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妈端着一杯水出来，递给我。一次性纸杯，上面印着“人寿保险”的红字。水是温的，里面飘着两片茶叶。
“谢谢。”我说。
妈在我对面坐下，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绞在一起。她看看我，又看看地面，又看看我。
“晓雨啊……”她开口，声音有点哑，“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苦了。”
我没接话，喝了口水。茶叶是陈茶，有点涩。
“妈知道，妈对不起你。”她的声音更低了，“当年……当年是妈糊涂，妈不该……不该那样对你……”
“都过去了。”我说。
“过不去，在妈心里过不去。”妈摇头，眼泪掉下来，滴在手背上，“这五年，妈没睡过一个好觉，一闭眼就看见你站在门外……妈不是人，妈对不起你爸……”
她哭起来，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声压抑着，从喉咙里挤出来。
我看着她哭，没说话，也没动。手里的纸杯有点软了，被我捏得变形。
晓峰打完电话进来，看见妈在哭，愣了一下：“妈，你哭什么？姐回来是高兴事。”
“我……我高兴……”妈用袖子擦眼泪，但越擦越多。
“行了行了，别哭了。”晓峰抽了几张纸巾递过去，“姐，晚上我在县城酒店定了桌，给你接风。丽丽也来，你还没见过你弟妹吧？”
“还没。”
“可漂亮了，还是大学生呢。”晓峰脸上露出得意，“在一中当老师，有编制。她爸妈一开始嫌我没正式工作，现在听说咱家要拆迁，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催着我们结婚呢。”
妈终于止住哭，擤了擤鼻子：“晓峰，你去买点菜，晚上在家吃，别去酒店了，浪费钱。”
“妈，都订好了，退不了。”晓峰说，“而且家里乱糟糟的，怎么做饭？就去酒店吃，也让我姐尝尝县城的特色菜。”
妈还想说什么，晓峰已经往外走：“我去接丽丽，你们先聊着。”
他走了，院子里又安静下来。只剩下风吹过枣树叶子的声音，沙沙的。
妈擦干眼泪，看着我：“晓雨，你别怪你弟。他这几年……也挺不容易的。那事之后，他消沉了好一阵，后来好不容易振作起来，开了修车店，起早贪黑的。丽丽是个好姑娘，不嫌他穷，愿意跟他……”
“嗯。”我放下纸杯，杯子在桌上留下一圈水渍。
“拆迁这事，”妈压低声音，“妈是这么想的。钱下来，咱仨平分。但你弟要结婚，要买房买车，花销大。妈那份，也给他一些。你那份……你自己留着，在深圳买套房，找个好人家……妈知道，你心里有怨，妈不怪你。这钱，是你该得的。”
她说得很慢，很小心，一边说一边观察我的表情。
我看着院子里的枣树。小时候，我和晓峰常爬这棵树。我爬得高，他爬不上去，在下面哭。我摘了枣子扔给他，他就不哭了，捡起来在衣服上擦擦就吃。
“妈，”我说，“爸走的时候，跟我说，要我照顾好这个家。”
妈愣住了。
“我说，好。”我看着她的眼睛，“我做到了。”
妈的眼圈又红了。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钱怎么分，你们定。”我站起来，“我有点累，想睡会儿。”
“你房间收拾好了，床单被套都是新的。”妈赶紧说，“妈知道你要回来，特意晒了被子，晒了好几天呢。”
我走进我以前住的房间。很小，不到十平米，一张床，一个书桌，一个衣柜。床单确实是新的，粉色小碎花。被子蓬松，有太阳的味道。
书桌上还放着我的高中课本，堆在一起，落满了灰。我抽出一本，是语文书。翻开，里面夹着一张奖状：“周晓雨同学在三好学生评选活动中表现突出，特发此状，以资鼓励。”
我盯着那张奖状看了很久。纸已经泛黄，红色印章褪成了粉色。
我把书合上，放回去。灰尘扬起来，在阳光里飞舞。
躺到床上，闭上眼睛。很累，但睡不着。外面传来妈做饭的声音：切菜声、炒菜声、油烟机轰鸣声。还有她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
我摸出手机，打开银行APP。余额：二十五万八千四百三十一块五毛。
这是我五年攒下的全部。
而就在几百米外，那扇曾经对我紧闭的铁门里，正在谈论着三亿六千万的分配。
我扯了扯嘴角，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哭。
最后，我翻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有太阳的味道，也有樟脑丸的味道，混在一起，很陌生。
第六章 散场
晚饭是在县城最好的酒店吃的。包厢很大，能坐十几个人，但我们只有四个：我，妈，晓峰，还有他女朋友丽丽。
丽丽确实漂亮，皮肤白，眼睛大，长发烫了卷，披在肩上。她穿着一条米色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件浅粉色开衫，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姐，常听晓峰提起你。”她给我倒茶，动作优雅，“说你在深圳做主管，真厉害。”
“谢谢。”我说。
“姐，你尝尝这个，特色菜。”晓峰殷勤地给我夹菜，一盘清蒸鱼，他夹了最嫩的那块鱼肚子给我。
妈也一直给我夹菜：“晓雨，多吃点，你看你瘦的。”
我看着碗里堆成小山的菜，没动筷子。
“姐，你这次回来，能待多久？”丽丽问。
“看情况。”
“多待几天吧，让晓峰带你到处转转。县城这几年变化可大了，新建了商场，还有公园。”丽丽说，“对了，姐，你在深圳是做电工对吧？那很辛苦吧，女孩子做这个……”
“丽丽。”晓峰碰了碰她胳膊。
丽丽反应过来，赶紧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姐很能干，很佩服你。”
“没什么。”我说。
饭桌上的气氛有点尴尬。妈努力找话题：“晓雨啊，你住的那个小区，环境怎么样？邻居好处吗？”
“还行。”
“一个人住要小心，门窗锁好。听说深圳治安不太好……”
“妈，深圳是一线城市，治安好着呢。”晓峰打断她。
“哦哦，那就好，那就好。”妈不说话了，低头扒饭。
丽丽看看我，又看看晓峰，笑着打圆场：“姐，你这次回来，正好赶上家里大事。拆迁这事，你怎么看？”
“你们决定就行。”我说。
“那怎么行，你是家里一份子，得一起商量。”丽丽说，“我和晓峰商量过了，等钱下来，先买套婚房。不用太大，一百二十平就行。再买辆车，晓峰那辆二手车该换了。剩下的钱，存起来吃利息，也够花了。”
她说着，眼睛亮晶晶的，充满憧憬。
晓峰接着说：“姐，你的那份，我建议你在深圳买套房。深圳房子升值快，买了肯定不亏。剩下的钱，做点理财，每个月利息都够你花了，不用那么拼。”
妈点头：“对，晓雨，你弟说得对。一个女人，总要有个自己的窝。”
我看着他们三个。妈脸上带着讨好的笑，晓峰一脸兴奋，丽丽满眼期待。他们坐在一张桌上，说着“咱们家”“一起商量”“你的那份”，好像我们真的是亲密无间的一家人，从来没有过隔阂，从来没有过那道锁着的铁门。
“我想先去看看爸。”我说。
饭桌上静了一下。
“看……看爸？”妈愣了，“现在？”
“嗯，明天去。”
“明天……”晓峰看看丽丽，“明天我们约了开发商那边的人，谈细节……”
“你们去谈，我自己去。”我说。
妈放下筷子，手指在桌上搓了搓：“也好……是该去看看你爸。妈明天陪你去。”
“不用，我一个人就行。”
“那怎么行，山上路不好走……”
“我认得路。”
妈不说话了。晓峰和丽丽对视一眼，没再坚持。
那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是晓峰和丽丽在说，说婚房要买哪个小区，车子要买什么牌子，婚礼要在哪里办。妈偶尔插一句，问“那得花多少钱”，晓峰就说“妈，咱现在有钱了，别老想着省”。
我很少说话，安静地吃。菜很好吃，但我尝不出味道。像在完成一个任务，把食物放进嘴里，嚼，咽下去。
吃完饭，晓峰抢着买单。服务员拿来账单，一千二。晓峰眼睛都没眨，掏出一张卡：“刷这个。”
走出酒店，天已经黑了。县城亮起了灯，霓虹招牌闪烁。有辆洒水车开过，放着音乐：“世上只有妈妈好……”
“姐，我送你回酒店。”晓峰说，“给你订了房间，就在楼上。”
“我回家住。”我说。
“家里乱，也没收拾……”
“就住家里。”
晓峰看看妈，妈点点头：“行，回家住。妈给你换新被套了。”
车开回家。村里很安静，只有几盏路灯亮着，光线昏暗。有狗叫声，从远处传来。
回到家，妈给我打洗脚水，拿新毛巾，忙前忙后。我说我自己来，她不听，非要蹲在地上给我递拖鞋。
“妈，你别这样。”我说。
妈抬头看我，眼睛在灯光下有点湿：“妈乐意……妈好久没给你做这些了……”
我洗漱完，回到房间。妈还站在门口，欲言又止。
“还有事？”我问。
“没、没什么……”妈搓着手，“那你早点睡，坐一天车累了。”
“嗯。”
她带上门，脚步声在门外停了停，才慢慢走远。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出方形的光。窗外有虫鸣，一声一声，很清脆。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小玲发来的微信：“晓雨姐，到家了吗？事情处理得怎么样？”
我回复：“到了，还在处理。”
“需要帮忙就说。”
“好，谢谢。”
放下手机，还是睡不着。我起身，拉开书桌抽屉。里面有些旧物：发卡、橡皮筋、一支干掉的唇膏。还有一本相册，塑料封皮，边角已经磨损。
我打开相册。第一页是我和晓峰的合影，大概我十岁，他六岁。我们站在院子里，我搂着他的肩膀，两个人都在笑，缺了门牙。
往后翻，是我小学毕业照、初中毕业照。照片上的女孩扎着马尾，表情严肃。再往后，是全家福，爸还在，坐在中间，我和晓峰站在两边，妈站在爸身后。那时候爸已经病了，很瘦，但笑得很开心。
最后几页是空白的。我合上相册，放回抽屉。
突然，我听见外面有说话声，压得很低，但在这寂静的夜里很清晰。是妈和晓峰，在堂屋里说话。
“……你姐这次回来，好像不太高兴。”是妈的声音。
“她不是一直那样吗，话少。”晓峰说。
“我是说……她会不会觉得，咱们分钱分得不公平？”
“有什么不公平的？三亿六，平分，一人一亿二。妈，你那部分给我一些，我也没意见。但姐那份，她拿着就是了，在深圳能买好几套房呢。”
“话是这么说，可我这心里……不踏实。当年咱们那样对她，她现在……”
“妈，都过去多久了，还提那个干嘛。姐不是那种记仇的人。”
“你不懂……你是没看见她那眼神，冷冷的，看得我心里发毛。”
“哎呀，她就是累了。坐飞机，又坐车，能不累吗？明天睡一觉就好了。”
“但愿吧……对了，明天签协议，你真要写你姐的名字？”
“当然得写。拆迁办说了，户口在本村的都有份。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