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杨，你再算一遍，真没问题？」
1975年11月，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刚上天就出了岔子，全场专家拍着桌子要求紧急召回，只有一个白发老头闷头算了半小时，说了句「再飞三天」。
而这个老头，正是十九年前美国「打包送回」中国的那批留学生，多年后他们悔得直拍大腿。
01
1975年11月26日，酒泉发射场。
戈壁滩的风刮得人脸生疼。
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长征二号火箭点火升空。橘红色的火焰把半边天都烧亮了。
控制大厅里，所有人屏住了呼吸。
这不是一颗普通的卫星。
这是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什么叫返回式？
是上天之后还得能回来。回来的时候不能烧坏，不能偏航，更不能落到别人家门口。
放眼当时的世界，能干这个的只有美国和苏联。
中国能不能挤进这个「三人俱乐部」，全看这一锤子。
火箭升空后，数据一组一组传回。
第十五分钟，卫星入轨。
控制大厅里掌声一片。
可掌声还没落下，屏幕上一组红字跳了出来。
氮气压力。
正在下降。
下降得很快。
负责遥测的小伙子嗓子都变了调。
「报告！氮气压力异常！」
整个大厅瞬间安静。
钱学森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色比戈壁滩的天还要阴。
返回式卫星靠什么回来？
靠喷气产生反作用力调整姿态。喷气靠的就是氮气。氮气没了，卫星就成了天上一具冰冷的铁壳。
可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这颗星。
「让卫星提前返回！」
一个老专家拍桌子站了起来。
「现在不下来，以后就下不来了！」
「同意！」
「同意！」
「赶紧下达指令！」
控制大厅里，十几位专家几乎异口同声。
可在这片喧闹中，有一个老头一直没出声。
他坐在角落里，头发花白，身材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手里那支铅笔在草稿纸上飞快地游走。
他叫杨嘉墀（chí）。
时任七机部五院五〇二所副所长。
整颗卫星的姿态控制系统，正是他主持研制的。
钱学森的目光从那群拍桌子的专家身上，慢慢移到了角落里。
「老杨，你的意见呢？」
整个大厅，瞬间安静。
杨嘉墀又算了大概三分钟，把铅笔搁下，抬起头。
镜片后面那双眼睛，平静得像戈壁滩的星空。
「钱总，按原计划走。」
他说话不快不慢。
「再飞三天。」
大厅里炸了。
「老杨！你疯了？」
「现在每秒都在掉气压！」
「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杨嘉墀没回话，只是把那张草稿纸递给了钱学森。
钱学森低头看，看了很久。
控制大厅里又变得鸦雀无声。
钱学森把草稿纸折好，揣进口袋，盯着杨嘉墀看了整整十秒。
接下来，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的决定。
02
1919年7月16日，江苏吴江震泽镇。
杨家添了一个男娃，取名嘉墀。「墀」字，是台阶的意思。
杨家是震泽镇的丝业大户。
祖父杨晓帆当过震泽丝业公会的会长，光是丝绸铺子就开了好几家。
按理说，这种大户人家的孩子，读的是四书五经，学的是诗词歌赋。
可杨家偏不一样。
老爷子立下了三条家规。
头一条，孩子可以不读四书五经，但必须学英语。
第二条，家里再有钱，也不留田产给子孙。
第三条，生意垮了，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
这三条家规，在当时的江南水乡，算是离经叛道。
可正是这三条家规，造就了杨嘉墀这一辈子。
杨嘉墀五岁生日那天，按震泽老规矩得做新衣裳、打金锁。
可父亲杨澄蔚两样都没准备。
他塞给儿子一件礼物。
一个小型的望远镜。
那个晚上，小嘉墀抱着望远镜跑到院子里，仰头望天。
夏夜的星空，银河横贯，他看见了北斗，看见了织女，看见了一颗一颗叫不上名字的星。
「爸，星星离我们多远？」
父亲想了想。
「很远很远，你这辈子可能都到不了。」
小嘉墀把望远镜紧紧抱在怀里。
「那我长大了，就让中国人到得了。」
这话，父亲只当童言无忌，听过就忘了。
可这句话是这五岁的孩子的心里话。
从那天起，他就成了一个「拆家狂魔」。
家里的座钟，他拆。铜锁，他拆。发条玩具，他拆。
拆完装不回去，挨打。挨完打，接着拆。
有一回，父亲带他坐火车去上海，到站一回头，孩子不见了。
整个站台找了个底朝天。
最后在哪儿找到的？
火车头上。
小嘉墀正趴在司机室的栏杆上，眼睛瞪得溜圆，盯着蒸汽机看。
司机笑着问：「小朋友，你不怕脏？」
他回了一句话，把司机给逗乐了。
「我想知道，这铁家伙凭什么能跑。」
凭什么。
这三个字，他问了一辈子。
03
1937年7月7日，上海。
十八岁的杨嘉墀去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
考完出来，街上的报童扯着嗓子嚷。
「号外！号外！卢沟桥事变！」
杨嘉墀停在街边，半天没动，手里的拳头慢慢攥紧。
一个月后，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
整座城变成了一片火海。
杨嘉墀和家人逃回了吴江老家，在老家收到了交大的录取通知。
电机系，入学考试第三名。
可这通学，从一开始就不平静。
上海沦陷后，交大被迫迁入法租界。
四年大学，杨嘉墀是听着炮声读完的。
宿舍窗外时不时传来子弹呼啸的声响。教授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警报响了，全班学生抱着课本就往防空洞钻。
有一天，杨嘉墀在图书馆看书。
外面突然一阵爆炸，整个图书馆的窗户震得哗哗响。
身边的同学吓得趴在桌底下。
杨嘉墀没动。
他低着头，把眼前那一页公式继续推算下去。
同学从桌底探出脑袋。
「你不怕死？」
杨嘉墀头也不抬。
「死也得把这页书看完。」
四年下来，这个江南少年的心里，只剩一件事。
科技救国。
要学电机，要造飞机，要造军舰，要让这片国土再也不被人欺负。
1941年6月，杨嘉墀从交大毕业，二十二岁。
母校推荐他去西南联大当助教。
那时候上海是日占区，去昆明得穿越日军封锁线。
母亲拉着他的手抹眼泪。
「儿啊，留下来不行吗？」
杨嘉墀摇头。
「留下来，对不起这身学问。」
他背着一个布包，踏上了去昆明的路。
04
从上海到昆明，直线距离两千多公里。
这条路，坐火车走不了——铁路被日军卡住了。
坐船也走不了——长江航道被日军封锁了。
他只能绕。
先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再从海防坐火车到河内，再从河内换车，翻山越岭，一路颠簸到昆明。
整整走了三个多月。
身上带的钱花得见底了。
到桂林那一站，他实在撑不下去了。
正巧在桂林，他撞见了大学时代的一个老同学。
那个同学叫王安。
后来这个名字会响彻全世界。
王安电脑公司的创始人，美国华人首富之一。
可在1941年的桂林，王安也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穷小子。
王安那时候在桂林的一家无线电厂打工。
杨嘉墀找上门去。
「老王，借住几天行不？」
王安拍了拍他的肩。
「住下吧，工厂正缺人，你一起来打工。」
杨嘉墀就这样在桂林无线电厂当了几个月的临时工。
工资不高，管饭。
每天的活，是修日军飞机扔下来没炸开的电子元件，把好用的零件拆下来，重新组装。
这段日子虽短，可对杨嘉墀来说，意义重大。
他第一次摸到了真正的工业元件。
第一次知道无线电是怎么做出来的。
也第一次明白——光有书本上的公式没用，得动手。
几个月后，他攒够了路费，继续往昆明走。
到了昆明，杨嘉墀先在西南联大电机系当了一阵子助教。
可助教的活，他干得不痛快。
为啥？
太穷。
西南联大那时候穷得叮当响。
教授吃饭都得轮流。
学生宿舍漏雨，顶上糊着报纸。
实验室里别说仪器，连完整的电线都难找。
杨嘉墀在那儿教课，可他想动手做点东西，根本没条件。
1942年，一个机会找上门来。
西南联大机电系老主任倪俊，要出国了。
走之前，他把杨嘉墀叫到办公室。
「小杨，中央电工器材厂在招人，你去不去？」
杨嘉墀眼睛一亮。
「去！」
中央电工器材厂在昆明郊外。
厂里设备简陋，可比西南联大强多了。
至少，有自己的实验室。
杨嘉墀进厂后，接到第一个任务。
研制单路载波电话机。
让一根电话线能同时通好几个电话。
国外早就有了，可中国一台都造不出来。
中国的长途电话，全靠进口设备。
抗战时期，进口渠道断了，前线和后方的通讯，一塌糊涂。
杨嘉墀接下了。
接下之后才知道，这活有多难。
资料？
中央图书馆里只有几本英文期刊，讲了点皮毛。
元件？
国内压根不生产，全得从国外搞。
经费？
抗战时期，国家穷得抠抠搜搜，能给的就那么点。
杨嘉墀就在这种条件下，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白天画图，晚上焊接。
元件不够，他自己绕线圈。
仪器不够，他自己改装。
吃饭就在实验室里，馒头就着白开水。
有一回，他试验滤波器，反复调了一晚上没调好。
天亮了，他眼睛通红地走出实验室，在工厂院子里转圈。
正好碰上厂长。
厂长问他:「小杨，这都几天没回家？」
杨嘉墀愣了一下，挠挠头。
这一干，就是两年多。
1945年，中国第一台单路载波电话机，从杨嘉墀手里诞生。
样机在昆明工业展览会上展出。
那天，展厅里来了很多人。
有政府官员，有大学教授，有外国领事。
杨嘉墀站在自己的样机旁边，挺直了腰板。
可他心里，却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最清楚——这台机器，比美国同类产品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人家美国的载波电话机，一根线能通十二路。
他这台，只能通一路。
人家的体积小，稳定性高，信号清晰。
他这台，块头大，信号有杂音，稳定性差。
那一刻，杨嘉墀心里翻江倒海。
中国人不是不聪明。
中国人不是不努力。
可为什么，造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如人？
差距在哪儿？
差在没人教。
差在没见过最尖端的东西。
差在闭门造车，只能照着皮毛摸索。
那天晚上，杨嘉墀回到宿舍，坐在油灯下，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信里只有一句关键的话。
「儿欲赴美深造，学成归国，不为别的，只为有朝一日，中国人造的东西，不再低人一等。」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整个昆明炸了锅。
工厂里的工人放下手里的活，跑到大街上欢呼。
爆竹声响了一夜。
杨嘉墀也跟着同事们涌上街头。
可走了几步，他停下来，望着夜空。
战争结束了。
但是，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一个国家光靠人多没用。
光靠勇敢也没用。
得有真本事。
得有能造飞机、造军舰、造尖端仪器的真本事。
而这些本事，中国还没有。
得有人去把它学回来。
回家那天，他抱着一个布包。
布包里装着两样东西。
一样是他研制的载波电话机的图纸。
另一样，是中央电工器材厂给他开的留美考试推荐函。
这张推荐函，不容易。
战时的中国，公派留美的名额一共没几个。
全国成千上万的青年才俊，挤破头盯着这几张船票。
杨嘉墀凭载波电话机这一仗，挣来了一张。
1946年初，杨嘉墀回到了上海。
阔别四年，他终于又见到了父母。
母亲拉着他的手哭。
「儿啊，瘦了。」
父亲在一旁不说话，只是反复看他。
看了半天，父亲开口。
「想好了？」
杨嘉墀点头。
「想好了。」
「去多久？」
「学完就回。」
父亲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再说。
那年冬天，父亲卖了几亩祖产，凑足了杨嘉墀去美国的盘缠。
05
1947年1月，杨嘉墀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先是去了芝加哥，在一家自动电话生产厂实习。
实习的日子，他一边干活，一边自学，一边申请大学。
几个月后，哈佛大学工程科学与应用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他手里。
他收拾行李，从芝加哥北上，直奔哈佛。
报到那天，系主任问他。
「你打算读几年？」
杨嘉墀想了想。
「越快越好。」
系主任笑了。
「这里是哈佛，小伙子。」
杨嘉墀也笑了。
「我知道。」
接下来的日子，哈佛的学生们见识了什么叫拼命。
杨嘉墀一个学期上八门课，哈佛的课不够，他还跑到隔壁麻省理工蹭课。
蹭课不过瘾，干脆选修了四五门。
晚上图书馆熄灯，他打着手电筒接着看。
宿舍里的同学说，这个中国人睡觉的时间，比美国人吃早饭的时间还短。
期末考试出来，门门全A。
不到一年，硕士学位拿到手。
导师勒考贝勒教授拍着他的肩膀。
「Yang，你下一步想做什么？」
杨嘉墀说。
「博士。」
导师点头。
「论文题目我给你出。」
题目是研制一台计算傅里叶变换的模拟计算装置。
这是什么概念？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1946年才研制成功。也就是杨嘉墀拿这个题目的前一年。
整个领域刚起步，很多技术连影子都没有。
杨嘉墀接了，把自己关进实验室。
半年后，他把一台傅里叶变换器搬到导师面前。
导师盯着这台机器看了十分钟，转过身。
「你确定，只用了半年？」
「确定。」
1949年4月，杨嘉墀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那一年，他三十岁。
06
博士毕业后，杨嘉墀本来想去搞雷达，导师都帮他联系好了。
可美国当局横插一杠子。
不许中国人接触雷达。
雷达去不成，杨嘉墀就去了一家光开关公司。
干了没几个月，他又辞职了。
为什么？干的都是外围活，核心技术不让他碰。
杨嘉墀这种人，让他干外围，等于让骏马拉磨。
1950年5月，经朋友介绍，他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物理系。
系主任叫钱斯，学术界响当当的人物。
钱斯见到杨嘉墀的第一面，就甩给他一个难题。
「我们这儿有个高速电子模拟机，搞不定。你能不能解决？」
杨嘉墀翻了翻资料。
「给我两个月。」
两个月之后，他拿出了一个抛物线函数发生器，完成了四分之一平方乘法器。
整台机器跑起来，稳定，精确，性能领先全世界。
钱斯惊得说不出话。
这还没完。
杨嘉墀又接了个大活——研制一台测量酶化学反应动力学过程的仪器。
这玩意儿跨学科，涉及电子学、光学、生物学、生物化学。
杨嘉墀样样都得自学。白天搞设计，晚上啃生物书。吃饭书摊在桌上，睡觉公式画在床头。
按期交货那天，他拿出了一台仪器。
快速记录吸收光谱仪。
工作范围从紫外光到可见光，精度前所未有。最关键的一点，它结束了光谱仪手动操作的历史。
仪器一推出，整个学术界轰动。
《科学仪器评论》专门发文介绍，美国专利局授予了它发明专利。
国际上把它命名为四个字。
「杨氏仪器」。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听说后，坐不住了。
那可是被誉为「诺贝尔奖摇篮」的地方。
研究所派人找上门，开出顶级条件，聘他做高级工程师，每周去工作三天。
杨嘉墀去了之后，又是接二连三的成果。
生物化学的二色光谱仪、视网膜仿真仪，每一样都是开创性的。
他还帮一个叫哈特兰的教授搭建了第一台模拟计算机，用这台机器验证了「侧抑制」的理论。
后来，哈特兰拿了196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颁奖词里有一句话——「侧抑制公式的建立」。
而这个公式背后的关键工具，是一个中国人造的。
钱也跟着滚滚而来。
美国一家仪器公司找到杨嘉墀签合同，每生产一台「杨氏仪器」，付给他一百美元的发明费。
那是1955年的一百美元。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杨嘉墀眼看就要变成百万富翁。
他在纽约租了一套带花园的洋房，太太徐斐是上海大家闺秀，钢琴弹得极好。家里有汽车，有冰箱，有电视。夏天去海边，冬天去佛罗里达晒太阳。
按美国人的标准，这就是「美国梦」实现了。
可杨嘉墀，坐不住了。
07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消息传到大洋彼岸。
杨嘉墀和几个中国留学生在曼哈顿一家小酒馆聚会。
他端起酒杯说道。
「兄弟们，我要回去。」
可这一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出台「麦卡锡法案」。
法案里有一条死死卡住了中国留学生。
凡是学习医学、理科、工科的中国人，不许离境。
杨嘉墀去移民局问了好几次。
每次都是同一句话。
「No。」
他不死心。写信，托关系，找律师，全都石沉大海。
有美国朋友给他出主意。
「Yang，你为什么不入美国籍？入了籍，什么都好办。」
杨嘉墀摆手。
「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要在中国。」
也有人给他介绍工作。南美洲的实验室开高薪，台湾那边来人请，英国、法国、加拿大都伸来了橄榄枝。
杨嘉墀一一回绝。
「我要回中国工作。」
「那里是我的家。」
转机出现在1954年。
日内瓦会议上，中美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
谈判桌上有一条议题。
朝鲜战场上，中国手里有一批被俘的美军飞行员。美国想要回来。
中国说，可以谈，但有条件。
什么条件？
放滞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回国。
美国政府咬牙——不放，飞行员要不回来；放，等于放虎归山。
最后还是放了。
放了多少个？
分批分次，几十个。
其中有钱学森。
有赵忠尧。
有师昌绪。
也有杨嘉墀。
后来美国国防部有人复盘这桩交易，扔下一句话。
「我们用十几个飞行员，换了一个新中国的科技军团。」
「这笔买卖，亏大了。」
到底有多亏？
光是杨嘉墀一个人，后面就够美国人喝一壶的了。
可在1956年那个夏天，杨嘉墀心里只有一件事。
回家。
他和太太徐斐把家底翻了个底朝天。
家具，卖。汽车，卖。电视，卖。
连徐斐心爱的钢琴，也卖了。
钢琴搬走那天，徐斐站在窗口，看着那架陪了她十几年的施坦威被人抬走，眼泪掉下来。
杨嘉墀走过来，拍拍她的肩膀。
「回家了，给你买新的。」
徐斐抹了抹眼角。
「你骗人。国内现在哪有施坦威？」
杨嘉墀笑了。
「那就不弹这的钢琴了，弹咱们国家自己造的。」
卖家当的钱，没买回国的礼物。
他买了一堆东西。
示波器。
振荡器。
真空管。
电压表。
这些都是当时国内做科研最缺的设备。
整整两大箱，跟着他和妻女一起，装上了回国的轮船。
在移民局办手续那天，工作人员盯着他看，冷冷地问。
「你是自愿回中国吗？」
杨嘉墀挺直了腰板。
「是自愿的！」
「绝对自愿！」
08
1956年8月，杨嘉墀踏上了阔别九年的故土。
钱学森在北京见了他。
两个海归坐在一起，聊了一个晚上。
钱学森问他。
「老杨，你打算干什么？」
杨嘉墀回。
「国家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钱学森拍了拍他的肩。
「自动化。咱们国家这一块，是空白。」
杨嘉墀去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办公室里只有几张桌子、几把椅子。
仪器只有他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两箱。
人手是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连示波器是什么都不知道。
杨嘉墀一边搞研究，一边带学生。白天教课，晚上做实验。
国内的工资跟美国没法比。
他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一百美元发明费，后来累计了好几万。
他一分钱没动，全都委托给了哈佛的老同学王安。
就是后来开了王安电脑公司、成了亿万富翁的那个王安。
王安给他打电话。
「老杨，这笔钱你不用？」
杨嘉墀回。
「先放你那儿，我现在用不上。」
1959年，中科院接到一个绝密任务。
代号：「21号任务」。
任务内容是研制三样仪器——火球温度亮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现场地面振动测量仪。
干什么用的？
给原子弹试爆做测试。
原子弹爆炸，威力多大？光看蘑菇云不行，得有数据。
火球温度多高，冲击波压力多大，地面振动多强，这些数据直接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败。
任务下来，谁来负总责？
杨嘉墀。
他接任务的那天，从办公室走出来，副手跟在后面问。
「杨所长，有把握吗？」
杨嘉墀停下脚步。
「没把握。」
副手愣住。
「那怎么办？」
「干。」杨嘉墀说，「干到有把握为止。」
接下来的几个月，杨嘉墀办公室的灯就没熄过。
技术资料？
国外封锁得死死的，一张图纸都找不到。
经验？
中国压根没人干过这玩意儿。
他怎么办？自己想。
火球温度要测的是几千上万度的高温，普通温度计一秒钟就化了。
杨嘉墀想出来一个办法——用反馈式光电倍增管线路做大量程温度计。
冲击波压力测量呢？
他用变磁阻式压力传感器。
这两个方案，都是他凭空想出来的。
想出来还不算，得做实验验证。
实验数据从哪儿来？
没有原子弹给他试，他就用太阳光做替代。太阳光的温度、辐射，能模拟一部分核爆数据。
那段日子，他每天蹲在实验场。
太阳一出来，开始测。
太阳一落山，回来算。
算到深夜两三点，睡两三个小时，继续。
回国的时候，杨嘉墀三十七岁。接「21号任务」的时候，四十岁。人正当壮年。
可这个任务搞了几个月，办公室的同事见了他都吓一跳。
杨嘉墀的头发白了。
不是斑白。
是大片大片地白。
太太徐斐回家，看见他坐在台灯下算账。两鬓的白发在灯光下，看得清清楚楚。
徐斐转身去厨房，煮了一碗鸡蛋面。
端给他。
「先吃。」
杨嘉墀放下笔，扒了几口。
「徐斐，对不住你。」
徐斐摇头。
「在美国，你也是这样。我习惯了。」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
下午三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蘑菇云升起来那一瞬间，测量仪器一组一组传回数据。
火球温度。
冲击波压力。
地面振动。
每一组数据都精确无误。
09
原子弹的事还没消停，新任务又来了。
1965年，国家重启人造卫星研制计划，代号「651任务」。
第一颗卫星，叫「东方红一号」。
杨嘉墀负责姿态控制系统。
卫星要在零下一百度到零上五十度的极端温差下工作。
最难的部件叫红外地平仪。
杨嘉墀带着团队，在北京、上海、长春三地来回跑。
火车上，他抱着图纸睡。
到了实验室，摊开图纸就讨论。
讨论完，再上火车。
有一回，他在长春实验室连着三天没合眼。
第四天人扛不住了，伏在桌子上眯了一会儿。
醒来发现，手里还攥着铅笔。
铅笔尖把图纸戳了一个洞。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东方红》的旋律从太空传遍了全世界。
那个晚上，北京街头到处是欢呼的人。
杨嘉墀回到家，徐斐做了一桌子菜。
女儿杨西端起酒杯。
「爸，今天该庆祝。」
杨嘉墀喝了一杯，放下杯子。
「卫星上天，只算成了一半。」
徐斐问。
「另一半呢？」
「回得来，才算成。」
什么叫「回得来」？返回式卫星。
卫星上天容易，回来难。
难在哪儿？
返回的时候，卫星要冲过大气层。姿态稍微偏一点，要么烧成灰，要么掉进太平洋。
调整姿态靠喷气，喷气靠氮气，氮气来自卫星里带着的高压气瓶。
只有美国和苏联搞定了这套技术。
中国想搞。
可没人教，没人带，没有图纸。
杨嘉墀又一次接了任务。
任务名称：研制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
这套系统，是返回式卫星的命根子。
他从1966年开始干。中间那些年，国内运动不断，他也下过干校，种过菜，养过猪。
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他脑子里想的还是那套控制系统。
枕头底下压着图纸。睡不着就拿出来看，看完了再睡。
这一干，就是九年。
九年时间，杨嘉墀从五十岁熬到了五十九岁。
头发从花白到全白。
腰，也直不起来了。
九年的心血，要在一颗卫星上接受最后的检验。
这颗卫星，1975年11月26日上天。
上天之后。
出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