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的汉魏古诗研究，始于2004年，2005年就开始在《山西大学学报》等学刊连载，2009年出版《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2010年《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举办专题讨论，从而带动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讨论的热潮。
2012年8月，任台湾中山大学客座教授期间，我才从一些学者口中得知，我的研究结论——汉魏古诗是曹植甄后的作品——与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惊人一致。
宇文所安先生的这一研究，中文版发表于《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时间为2012年6月。我不知道此书是否有英文版，以及英文版的出版时间，但我可以确信，我的研究完全是从汉魏古诗的作品原典以及相关史料中得出，这与我后来的《红楼梦》作者是脂砚斋的研究是完全相同的方法。
近日，我正修改有关《红楼梦》的文章，猝然之间，收到韩国朴宰雨教授信息：宇文所安先生仙逝。这令我无比震惊！
我与宇文所安先生神交很久，但却还没有机会拜访，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所谓神交，说的是我有关汉魏古诗的研究与宇文所安竟然不谋而合。成为汉魏古诗研究领域，罕见的东西方学术界两位素不相识学者观点暗合的特殊案例。
我对于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动态，一向孤陋寡闻。一方面，由于我天性疏懒所致，另一方面，我在研究任何学案之前，是不太敢广泛阅读相关研究成果的。他人的研究，固然能给我很多启发，但我同时也担心，会不自觉引导我向相同的方向思考。
我为我与宇文所安先生——远隔万里之遥而能息息相通、相互呼应的结论而倍受鼓舞，也深度感谢多位学者将我与宇文先生的这一研究进行深度再研究。
如四川大学张朝富：《事实与逻辑之间：木斋、宇文所安“汉五言诗”研究的启示与追问》，其开篇文字如下：
关于汉魏五言古诗的研究，最近颇不平静，因为两部著作的出现，一是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一是宇文所安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按着他们的说法，署名班婕妤的《团扇诗》、苏武李陵的“苏李诗”、秦嘉徐淑的赠答诗、《白头吟》、《陌上桑》、古诗十九首等等，均非汉人作品。关于汉魏古诗作者及时代问题，传统认识一直也不统一，即使进行否定的一派，也往往是个案型的、对若干首的翻案，虽时有新意，但终未影响汉魏古诗研究的大势，传统以来的文学史编排、讲授和研究，基本都把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乐府一类，纳入到汉代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量，而按照木斋和宇文所安的认识，大家兀兀所营之汉魏古诗版图，不仅虚空，原为徒劳，更折射出我们一直的思考和做派出了大问题，想来心惊。结论依然可以商榷，这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尤为关注的是，他们的进路与一般有何不同？对传统认识的否定性思考有何超越？它们能否担待起这种天崩地裂式的解构？与之映照，传统的认识和处理原则有何不足？试述之。
顺便说及，有关汉魏古诗并非汉诗的观点，除了我与宇文所安先生之外，还有日本汉学家铃木修次的《汉魏诗的研究》，也同样认为所有这些优秀的汉乐府、抒情五言诗，都不是汉代的作品，都是“后人慷慨的赐予”。铃木先生的大作迄今为止尚未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我前年在日本内山书店购买回一本日语原作，但我的日语早都忘记得差不多，不知道哪位兼通日语而又精通汉魏古诗研究的学者能够承担此重任。
2016年，世界汉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我和朴宰雨先生同时被推举为首届执行会长，翌年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我被推举为会长，朴宰雨先生为理事长，宇文所安先生为顾问。
同年，身在美国的我，也曾动过心思与宇文先生交流访问，但我天性不擅长人际交流，因此作罢。这不能不说是我终生的遗憾。
旧历三月十六，正是暮春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时候，却深感满心的沉重。走在姑苏古城的暗香疏影中，细雨稀稀疏疏，洒落在我的面颊，想象着宇文先生的音容笑貌，忽然感到呼吸的艰难和沉重的压迫。
在我们的国度，何时才能出现宇文所安先生这样敢于向传统说法说“不”的学者？
何以解忧？唯将此文，作为对学术知己却平生未曾谋面的宇文所安先生致以深深的追思：宇文先生一路走好！天堂果有灵魂的世界吗？如果有，我愿在未来与您在天界相会，共谈汉魏古诗与曹植甄后的冤情。
说明：由于本公号此前未单独刊发张朝富教授论文《事实与逻辑之间：木斋、宇文所安“汉五言诗”研究的启示与追问》，故借此机会，将全文PDF展示，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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