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1号积石冢出土的玉龙。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铜质汲水罐。

长白山地区发现的巨型石叶石核。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陶塑。

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出土的金兽面带饰。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出土的“千秋万岁”文字瓦当。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高等级院落平面示意图。

山西昔阳钟村遗址出土的器物组合。

稽中地点H85出土汉代简牍场景。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透光白瓷。

距今约22万年，长白山地区已经有古人类活动；距今约5000年前，一群先民在现在甘肃省庆阳市境内的董志塬地区建造了大型宫殿建筑……日前，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不仅勾勒出先民的鲜活生活图景，还回答了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刷新了历史认知。

从今年2月，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启动，到4月底经过最终评审，10项考古新发现从入围终评的20项中胜出，一年一度、备受关注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落下帷幕。

今年，脱颖而出的项目按年代早晚排列，分别为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山西昔阳钟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深化古人类活动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表示，从入围终评的项目来看，旧石器时代项目比较多。“我们说是‘四项半’，就是除了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贵州普定穿洞遗址、广西扶绥吉到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之外，还包括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重要遗存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在他看来，这从侧面印证了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这样受到国际关注的热点课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

最终，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入选。

据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项目负责人之一徐廷介绍，长白山脉横亘欧亚大陆最东缘，是探索晚更新世古人类迁徙、石器技术演进及跨区域文化交流的核心区域。但长期以来，这里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面临遗址关联不清、年代序列零散、文化属性不明等难题。

此次终评会上介绍的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相关考古新发现，正是对这些难题的回应，也改写了学界对这一区域史前人类活动的传统认知。

本次考古工作覆盖范围超10万平方公里，5年间完成重点调查面积6500余平方公里，新发现含石制品遗存地点超1000处，以确凿考古证据证实，长白山并非古人类零星途经地带，而是存在长期、稳定、高密度的人类活动。遗址围绕长白山天池呈圈层分布，形成规模宏大的“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年代跨度完整覆盖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至旧新石器过渡阶段。

“本次工作构建起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连续完整的文化序列。尤其是，桦甸寿山仙人洞将区域古人类活动上限推至约22万年前，是目前已知长白山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和龙大洞遗址揭露出高分辨率地层与三期文化遗存，是东北亚细石叶技术重要起源地；和龙吉地遗址出土巨型黑曜岩石叶石核，展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技术巅峰水平；抚松枫林遗址为古人类适应高纬度极端环境提供重要实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说。

裴李岗文化是迄今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而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地，也是裴李岗文化的典型代表。

“本轮发掘首次在遗址下层确认了内涵丰富、堆积连续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并在裴李岗文化阶段取得多项新认识。”项目负责人李永强介绍，这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形成以黍族、橡子、块根植物采集及鸵鸟蛋、水生资源利用为特征的广谱生计模式。遗址还出土多件人面陶塑。此外，还首次确认北方地区最早利用红曲霉酿酒，揭示了陶壶的酒器功能。

陈星灿表示，裴李岗遗址一系列新的重大发现和研究，深化了学界对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早期社会农业起源与扩散、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先民精神信仰的认知，巩固了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在中原文明中的奠基地位，为探索中华文明根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实证。

为5000年中华文明史再添实证

据陈星灿介绍，此次入选项目中，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和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密切相关。

郑家沟遗址体现出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复杂性，表明当时已产生“高于氏族部落、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不仅是“红山古国”论断的有力支撑，也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实证。

从地理位置上看，郑家沟遗址北临洋河，南有桑干河，东北为燕山山脉，西为阴山山脉，南有太行山山脉，处于“三山两河”之间。

据项目汇报人龚湛清介绍，经调查，在郑家沟村周边3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7个地点，共计9座积石冢。此次考古发掘的一号冢，是其中规模最大的积石冢之一。

“该积石冢是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传统核心区域发现、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存，年代距今约5300年至4800年，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突破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年代下限，不仅将红山文化时间轴线延长了近200年，也填补了冀西北地区红山文化考古的空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表示，近年在冀西北地区新发现的200余座积石冢使得河北北部从红山文化的“边缘区域”转变为红山文化晚期的重要分布区甚至是区域中心，突破了以往学界认知的同时也为研究红山文化人群迁徙路线、社会结构、丧葬习俗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一批新材料，是理解、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考古支撑。

让众多专家感慨其规模巨大的南佐遗址坐落在泾河上游一级支流蒲河和马莲河之间的董志塬上，初步确认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主体区约230万平方米，核心区约30万平方米。

说到约600万平方米这个数据，陈星灿表示，南佐遗址的体量规模超二里头、陶寺、石峁等知名都邑遗址。

“通过碳十四测年，遗址距今约5100年至4700年。”这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小宁第二次在终评会上作为项目汇报人介绍南佐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据他介绍，在遗址核心区发现了迄今所见中国北方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布局最严整、保存最好的高等级夯土建筑群。同时，对遗址核心区外围东、北、西3个区域进行了重点发掘，揭露出3座窑洞式院落，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单体结构最完整的窑洞式院落。

赵辉认为，南佐遗址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应该是黄土高原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处都邑性聚落，其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是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新材料推动学术研究

夏商文明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入选的相关项目不仅带来诸多新材料，还推动了新的阐释。

钟村遗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地处太行山西麓。据项目负责人范文谦介绍，该遗址的墓葬是迄今发现等级最高的夏晚期贵族墓葬群，显示出太行山西麓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区域中心。

王巍表示，钟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取得了多方面的突破：揭示了本地贵族的复杂葬仪，明晰了其礼制的深远影响；区域系统调查厘清了太行山西麓地区夏时期的文化面貌。“钟村遗址的贵族墓葬显示了夏时期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高度，该遗址的发现为衡量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的文明发展高度提供了重要参照。”王巍说。

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城区的郑州商城遗址则是目前公认的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遗址。

该遗址新发现的大型府库群、复杂城市水网、内城手工业遗存、高等级祭祀遗存、贵族墓等，分别在物资储备、水利规划、手工业布局、祭祀礼仪、墓葬制度等方面填补空白，进一步证实了郑州商城规划有序的布局特征，勾勒出郑州商城从营建、发展到鼎盛的变迁图景，展现了早商都城文化汇聚、融合与辐射的互动模式，为解码早商都城文明、探究中国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关键实证，有力推动夏商文明研究进入新阶段。

当我们将目光从夏商投向周，陕西富平长春遗址是西周王畿地区新发现的一处大型采邑聚落，填补了关中东部地区西周采邑考古的空白。

“长春遗址这一精心规划、功能完整的贵族采邑，以及聚落层级清晰的关键流域，为我们理解西周王朝的国家形态与政治结构，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关中东部样本’。”王巍说。

新发现实证文献记载

10项入选项目中，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新的考古发现让相关文献记载有了考古实证支撑。

琅琊台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中心为海拔183.4米的山峰。文献记载琅琊是周代齐国“四时主”祭祀地和秦皇汉武东巡的重要地点。

跟着项目负责人吕凯的讲述，会发现山顶高台建筑有房间、天井、门址、踏步、道路及完备的排水、蓄水设施，山下院落院内建筑则以南北向道路为中轴呈对称布局。“山顶、山下建筑同时营建和使用，有道路相连。出土遗物分属秦、西汉两期，发现秦代夔纹大半圆瓦当、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构件，实证了秦始皇筑‘琅邪台’的历史记载。”吕凯说。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表示，琅琊台遗址发掘成果不仅实证了秦皇汉武东巡的历史叙事，更以实物遗存集中展现了秦汉王朝的国家治理能力、工程技术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同时还是古代中国海洋意识觉醒与海洋战略发展的重要体现。

长久以来，绍兴作为越国都城和会稽郡治仅见文献记载，缺乏考古实证。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古城南部的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的新发现补上了这个缺憾。“此次发掘首次在绍兴古城内系统揭示了越国都城的宫台建筑、城墙遗迹、祭祀场所以及汉六朝会稽郡治的官署建筑、官营作坊等核心功能区，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互印证，重构了越国都城和会稽郡治格局。”霍巍说。

据项目负责人李龙彬介绍，该遗址首次揭示了古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治核心区的文化面貌，实证了古城6000年人居史，2500年城市发展史。

值得关注的是，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发现的越国宫台和汉六朝官署建筑均采用了地下木构基础与地上台基相结合的建筑形式，体现了南方传统干栏式建筑与中原台基式建筑的有机结合，出土大量瓦作标本完整构建了东南地区东周-汉六朝时期瓦作编年序列，是中国古代建筑考古的重大发现。

多学科结合运用更广泛

纵览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王巍认为，多学科结合在现代考古中的运用更加广泛，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在新郑裴李岗遗址，在精细化发掘和系统采样基础上，综合运用碳十四、光释光测年及孢粉、地磁和土壤微结构等多学科方法，建立了较为可靠的年代框架，重建了双洎河流域自更新世晚期以来的环境演化过程。

在钟村遗址，多学科研究揭示了夏时期多元的文化交流。钟村遗址发现的绿松石牌饰、漆器、朱砂等各类奢侈品，多产自中原或南方地区，显示出当时存在着发达的跨区域资源贸易网络。

苏峪口瓷窑址是入选项目中年代最晚的一项。它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深谷腹地，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完整记录了西夏制瓷手工业的发展历程。

“通过科学分析，这里发现的碗、盘、炉、罐、香插、板瓦与西夏陵、西夏离宫及皇家寺院等跟宫廷密切相关的高等级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的胎釉特征完全吻合，实证其为西夏皇室御用窑场。”项目汇报人柴平平说。

据柴平平介绍，该窑址在制瓷技术方面实现了四大突破：一是采用“黑色胎土+脉石英”的二元配方技术，烧制出透光度达40%的高石英白瓷产品，此项技术较元代景德镇窑提早两个世纪；二是大规模应用“釉”封匣钵口技术，并创造性地开发出“釉”的耐高温等功能；三是发现我国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用煤烧制瓷器的窑炉，将北方成熟用煤烧瓷的时代前推至西夏早期；四是发现了专门用于煅烧脉石英的石砌窑炉，将我国采用煅烧法制作石英砂的技术提前到西夏。

霍巍表示，这四大技术突破，其实是汲取了我国南、北方先进的制瓷智慧而完成的一种本土化创新，成为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共同铸就中华文明的生动例证。

(本版配图均由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