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当了13年支书，却总是欺负我家，后来我考进了县委办公室

我至今都记得那天下午的阳光，白晃晃的，刺得人眼睛发疼。

大伯站在我家院坝中间，一脚踢翻了母亲刚晒好的两簸箕辣椒。红彤彤的辣椒滚了一地，像血珠子似的洒在泥地上。母亲蹲在地上捡，眼泪啪嗒啪嗒掉，却不敢吭声。

“这院坝往外延伸的这一尺，是我们老李家的祖产。你们凭啥把墙砌到这里来？”大伯叉着腰，声音大得半条街都能听见。

我那时候才十二岁，刚从学校回来，书包还没放下。我看见母亲蹲在地上捡辣椒的背影，她的肩膀在抖。

我想冲上去。

父亲一把拉住了我。他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是一种被压到了土里、却还要死死忍住的眼神。他朝我摇了摇头，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两个字：“算了。”

算了。

这两个字，我听了整整十三年。

大伯叫李德厚，是我爷爷的大儿子的。在我们那个叫李家沟的村子里，他当了十三年村支书。十三年，从我还穿开裆裤的时候起，一直当到我考上大学。

在村里，大伯就是天。

谁家要盖房子批地基，得找他。谁家孩子上户口，得找他。谁家想申请个低保、要个扶贫指标，都得找他。村小学的粉笔都得他签字才能领，你说这官大不大？

我们两家其实只隔了三户人家。他家住村东头的大瓦房，红砖砌的，院坝是水泥硬化的，门口还种了两棵桂花树。我家住在村中间的老房子里，土墙，青瓦，下雨天灶台那儿就漏水，得拿脸盆接着。

同样是兄弟，我父亲和大伯的差距，比村东头到村西头还远。

我父亲是个老实人，闷葫芦一个，种地是一把好手，可除了种地啥也不会。他不会说好话，不会来事儿，更不会去大伯家里“走动走动”。每年过年，别人家都给大伯家送烟送酒，我家就拿不出手。母亲有时候会说：“要不咱们也买两条烟，去大哥家坐坐？”

父亲闷头抽烟，半天憋出一句：“一家人，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干啥。”

他不明白，在这个村子里，大伯从来没把他当一家人。

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这种“不是一家人”的滋味，是在我九岁那年。

那年秋天，村里搞人畜饮水工程，每家每户要装自来水。这是上头拨下来的项目，材料都是国家出的，村里只需要出工挖沟埋管子。别的村都是免费装，到了我们村，大伯说，每家每户先交三百块钱“接口费”。

三百块钱，对别人家可能不算啥，可对我家来说，那是母亲在砖瓦厂搬了一个月砖头的工钱。母亲去找大伯问，说是上头的惠民政策，为啥还要交钱。

大伯坐在他那张太师椅上，手里转着两个核桃，看都没看母亲一眼：“上头的政策到了村里就得结合实际。挖掘机不要钱？管子从主管道接到各家各户不要材料？你要是觉得不合理，可以不装，又不是非装不可。”

母亲还要说，大伯已经站起身来了：“我还有会，你们回去商量商量。”

后来我才知道，全村就我家老老实实交了那三百块钱。别人家要么是亲戚，要么是关系户，要么就是村干部的亲戚，都没交。大伯就是吃准了我家没人撑腰，吃准了我父亲不敢闹。

自来水是装上了，可水流小得跟撒尿似的，夏天洗澡都得等半天。母亲去找村上的水利员，水利员说，你家是管网末端，压力不够，这是设计问题，他也没办法。

我不信。我跟隔壁家二狗子对了一下，他家住得比我家还偏，水龙头拧开哗哗的。二狗子他爸是大伯的小舅子。

这些事情太多了，多到后来我都懒得记了。

种地的时候，水渠放水，我家永远是最后一个。明明是轮着来的，可每次轮到我家的那块地，水渠里的水就没了。去问管水的人，人家笑眯眯地说：“哎呀，上游有人偷水，我也管不住。”

分地和宅基地永远是我家吃亏。申请补助永远没有我家的份。村里的公益岗位，给张家给王家，就是不给我家。母亲去问，得到的答复永远是一句：“你家的条件还没到那个标准。”

可隔壁刘寡妇家都能拿到低保，她家儿子还开着小轿车呢。

我上高中的时候，成绩还行，在县一中年级前五十。那年暑假，我想在学校补课，不回来。母亲在电话里说：“回来吧，你大伯说了，村里的贫困生补助，今年给你留了一个名额。两千块钱，够你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了。”

我愣了一下。大伯主动给我家好处？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还是回去了。到家第二天，母亲就带我去大伯家。大伯靠在沙发上看电视，见我们进来，眼皮都没抬一下。

母亲小心翼翼地说明来意。大伯慢悠悠地喝了口茶，说：“补助是有，但是有几个条件。第一，你娃儿要写个申请，说明家庭困难情况。第二，要开个家庭会议，所有亲戚都要签字同意。第三嘛——”

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现在都记得，就像看一条从路边捡回来的小狗：“你考上大学以后，要回来给村里服务两年，算是对村里的回报。”

我当时就笑了。真的，我没忍住。

我站起来，拉了拉母亲的手，说：“妈，走吧，这钱我不要了。”

母亲急得直拧我胳膊：“你傻呀，两千块钱呢！”

“两千块钱我可以去打工挣。但这口气，我不想咽。”

我拉着母亲走了。身后传来大伯的声音：“有志气是好事，可志气能当饭吃？”

母亲跟我怄了好几天的气，说我太冲动了，得罪了大伯以后更难。我说妈，我们已经这么难了，还能难到哪里去？

后来那两千块钱给了村会计家侄子，那家伙连高中都没考上，不知道他怎么符合“贫困生”条件的。

我高考那年，考了全县第六名，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通知书送到家里那天，母亲哭了，父亲抽了一整夜的烟，一句话都没说。

第二天早上，父亲把烟屁股掐灭，对我说了一句话：“好好念，念出来了就别回来了。”

我说好。

大学四年，我拼了命地读书。别人谈恋爱、打游戏、逛街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别人睡懒觉、逃课的时候，我去旁听其他专业的课。别人放假回家的时候，我在学校旁边的超市搬货、在肯德基收银、给培训机构发传单。

我不想回去。但我也知道，我回去的方式，不能再像父亲那样窝囊。

大三那年，我开始准备考公务员。我们县城有个说法，叫“四条出路”：教师、医生、公务员、打工仔。教师和医生我干不了，打工仔我不甘心，那就只有公务员了。

复习的那段时间，我瘦了将近二十斤。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背书到晚上十二点。行测、申论、公共基础知识，翻来覆去地做。省考报了县委办公室的岗位，招一个人，报了将近两百个人。

笔试那天，我坐在考场里，手心全是汗。行测的题目我做到最后一分钟，申论的最后一个字写完刚好打铃。

等成绩的那一个月，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一个月。晚上睡觉经常梦到自己在考试，要么是笔没水了，要么是找不到考场，要么是铃声已经响了、卷子还没写完。

成绩出来那天，我正在肯德基上夜班。手机上弹出成绩查询的短信，我蹲在仓库里，哆哆嗦嗦地点开。

笔试第一。

面试那天，我穿了唯一一套正装，是跟室友借的。我在候考室里等了三个小时，进去面试了十五分钟。考官问了四个问题，我回答了四个问题，全程腿都在发抖。

面试成绩出来，我还是第一。

体检、政审、公示，一路都顺顺利利的。拿到录用通知的那天，我把那张纸看了整整十遍。然后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母亲哭得说不出话来。

报到那天，我站在县委大门口，仰头看着那个挂着国徽的门楼，深吸了一口气。县委办公室在四楼，楼道里的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我的办公室在四楼最东边，三个人一间，窗户正对着县政府广场。

办公室主任姓孙，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说话不紧不慢的，但眼睛很毒，看人一眼就能把人看透。她简单介绍了一下办公室的情况，然后给我安排了一堆任务：写材料、收发文、通知会议、接待群众来访，基本上就是什么都干。

头一个月，我每天早出晚归，办公室的灯经常是我最后一个关的。孙主任交给我的材料，我改了七八遍才敢交上去。去给领导送文件的时候，手都是抖的，怕把文件顺序弄错。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大伯不知道我的事儿，也没人跟他说。他在村里还是那个说一不二的支书，我家还是那个谁都能踩两脚的人家。母亲在电话里还是报喜不报忧，只说家里都好，让我好好工作，别操心。

真正让我和大伯这件事有个了结的，是去年秋天的一件事。

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正赶一份汇报材料，桌上的电话响了。是信访办转过来的一个案子，说李家沟村有人反映低保评定不公，要求县委办督办，还点名要我这个“李家人”来办。

我把材料调出来一看，反映问题的那个名字，是母亲。

我拿着那份信访件，手有点抖。我跟孙主任汇报了这件事，说涉及我的亲属，我申请回避。孙主任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跟平时不一样，说：“你是该回避。但在这之前，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建议县民政局牵头，镇纪委配合，到村里实地核查。不只看低保的问题，还要看扶贫资金使用、工程项目发包、集体资产管理这些方面，一并查清楚。”

孙主任靠在椅背上看了我十几秒，然后笑了笑：“你想得挺周到。行，就这么办。”

核查组第三天就下去了。带队的何科长我认识，转业军人，办事特别较真。他们去了五天，回来的时候，何科长到我办公室坐了一会儿。

他说：“小

他说：“小或，你们村这个支书，账目糊涂得很。低保名单上的人家，有三户家里有车有房。扶贫资金里有一笔五万块钱的‘产业扶持款’，花得不明不白，说是买了果树苗，可那片地还是荒地。还有村小学的修缮款，工程队是他小舅子，活干得稀烂，钱一分没少拿。”

他顿了顿，又说：“你父亲的地，也查了。你家的承包地，有好几块被登记在别人名下，还都是你大伯的亲戚。”

我点点头，没说话。

何科长走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是个明白人。”

后面的事就很快了。

镇纪委来的那天我在场。大伯还是穿着那件藏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油光光的，坐在村委办公室的太师椅上，转着他那俩核桃。

纪委的人把材料摊在他面前，一样一样地摆。低保名单、资金拨付记录、工程合同、土地台账，一桩桩一件件，清清楚楚。

大伯的脸从红变白，从白变灰。那两个核桃终于不转了。

他最后说了句：“这些事我都有解释。村里的工作不好干，有些也是权宜之计。”

纪委的人没接话，让他签字。大伯拿起笔，手抖得厉害，签了好几遍才签好。

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刚好遇见从村卫生所出来的父亲。父亲的白头发又多了些，背也驼了，看见我在那儿站着，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在我身边站了半天。

他什么都没说。我也什么都没说。

后来他掏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忽然说：“你大伯年轻时候不是这样的。你爷爷走得早，他是老大，带着你三个叔叔过日子，苦得很。后来当了支书，慢慢就变了。”

我说：“爸，我知道。但变了就是变了，错了就是错了。”

父亲没再说话，把烟抽完，背着手走了。

年底的时候，县里开全县干部大会，我坐在台下第四排。主席台上，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在讲话，说到基层治理的时候，拿李家沟村举了例子。他说：“村级组织是党的执政基础，决不能让少数人把持村务、优亲厚友、侵害群众利益。李家沟村的案子就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信号。”

结束之后，我回了一趟家。从县城到李家沟，开车要四十分钟。我把车停在村口，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土路往家走。路两边是稻田，晚稻已经收了，地里水汪汪的，映着傍晚的天光。

走到大伯家门口，我看见他坐在院坝里，面前摆了一张小方桌，桌上是一碟花生米、半碗酒。看见我走过来，他抬了一下眼皮又低下去了。

他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皮肤松垮垮地耷拉着，像一棵被霜打过的老白菜。那件以前每天穿得板板正正的中山装，现在套在身上空空荡荡的，领口的扣子也没扣。

我站了一会儿，还是走了过去，叫了一声“大伯”。

他没应。端起酒杯，手抖得酒都洒出来了。

我说：“我今天回来看看我爸我妈。”

他灌了一口酒，闷闷地说：“你现在有出息了。县委办的人，了不得。”

我没接这个话。我看见墙角堆着几个编织袋，里面是些空饮料瓶和废纸板。以前那个威严的村支书，现在已经靠捡破烂贴补家用了。

“有些事，”我斟酌了一下，“不是针对你。是农村要往前走了，以前那些老办法行不通了。你也是被这十几年的位子害了，坐在上面飘飘然了，忘了自己姓啥了。”

大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点光。那光一闪就灭了，他没再说什么。

我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听见身后传来他沙哑的声音：“你比你爸强。”

我没回头。

院坝里的桂花开了，风一吹，满院子都是香气。我不知道这香气，他还能不能再闻到。

回到家，母亲已经炒好了菜，父亲坐在桌边等我。桌上多了一副碗筷，我问还有谁，母亲说没谁了。

那副碗筷摆在上席，从始至终，没人来坐。

吃完饭，我帮母亲洗碗。母亲忽然说：“你大伯昨天来了一趟，把当年收的那三百块钱接口费还了。”

我说：“哦。”

母亲又说：“他没进门，放在门口就走了。”

我说：“哦。”

母亲擦了擦手，看着我，眼眶有点红：“你爸偷偷跟了半条街，回来坐在门口抽了半天的烟。”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照着这个土墙青瓦的老房子，也照着村东头那栋红砖大瓦房。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十三年，不会忘记那些在泥地里捡辣椒的日子，不会忘记那些咽下去的眼泪和委屈。

但我也知道，有些事情，不用再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