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最后一班飞机
我爸程建国的工厂彻底垮掉的消息，是我在朋友圈看到的。
真的，不是他告诉我的。那天晚上我还在公司加班改方案，手机嗡嗡震个不停。我划开一看，是我们小区的业主群，有人在转一条链接——《本地知名企业家程建国资金链断裂，厂房设备已被查封》。下面跟了十几条消息，有人说“老程人挺好的啊”，有人说“听说欠了银行好几千万”，还有人发了捂脸的表情。
我盯着手机屏幕，觉得那些字都在跳。手有点抖，我放下手机，又拿起来，把那条新闻从头到尾看了三遍。上面有我爸工厂大门的照片，黄色的封条斜斜地贴着，像一道难看的疤。拍照的人手抖了，画面有点糊，但封条上法院的红章清清楚楚。
办公室的空调开得太足，我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关掉手机，继续改PPT，但光标在屏幕上乱晃，一个字都打不进去。十分钟后，我抓起包就往电梯跑。
打车回家的路上，我给爸打电话。响了七八声，他才接。
“小雨啊。”他的声音听起来特别平静，平静得不对劲。
“爸，我看到新闻了。”我说，声音绷得紧紧的。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先回家。回家再说。”
“你现在在哪儿？”
“在家。快回来吧。”
挂了电话，我看着车窗外的夜景。这个我生活了二十六年的城市，霓虹灯还是一闪一闪的，街上的人照样走着笑着，可我觉得什么东西已经碎了。司机从后视镜看我一眼，说：“姑娘，你没事吧？脸色这么白。”
我说没事，就是有点累。
其实我早该察觉到不对劲的。上个月回家吃饭，妈不在，爸一个人在厨房忙活。他以前从不做饭的，那天却烧了四菜一汤，还都是我爱吃的。吃饭的时候他话特别多，问我工作顺不顺利，有没有谈恋爱，钱够不够花。临走时他塞给我一个信封，说“拿着，爸爸给你零花钱”，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两万块钱现金。
我说我不要，我有工资。他把信封硬按进我包里，说：“让你拿你就拿着，爸爸给你的，你就花。”
现在想想，他那时候就在做准备了。
我家住的那个小区曾经是市里数一数二的高档小区，但那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周围的楼越盖越高，我们这儿就显得有点旧。车开到小区门口，我看到七八个人聚在保安亭旁边，有男有女，有的在抽烟，有的在低头看手机。其中一个穿花衬衫的男人我认得，是给我爸工厂供原料的王老板，去年春节还来我家拜过年，拎着两盒海参。
司机问：“停这儿行吗？”
我说：“开进去吧。”
“门口那些人……”
“开进去。”
车慢慢驶进小区，我从后视镜看到那几个人朝这边看过来。花衬衫王老板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保安老李从亭子里出来，拦住他们说着什么，一只手在空中摆着。
我家是联排别墅，在最里面一排。车还没停稳，我就看到家门口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女的我不认识，男的穿着银行的工作服，手里拿着文件夹。他们在按门铃，按得很急，一声接一声。
我付了钱下车，那两个人转过头看我。银行男问：“你是程建国家的？”
我没说话，往门口走。女的挡在我面前，说：“程小姐是吧？你爸爸欠我们公司两百多万货款，今天已经是最后——”
“让开。”我说。
“程小姐，我们也是打工的，今天拿不到钱我们没法交代……”
我掏出钥匙开门，手有点抖，捅了两次才捅进锁眼。门一开，我就闪身进去，迅速关上门。外面传来拍门声，还有喊声，隔着厚厚的实木门，闷闷的。
客厅里没开大灯，只亮着一盏壁灯。爸坐在沙发上，背挺得笔直，像一尊雕塑。茶几上放着一个行李箱，黑色的，24寸，是我大学时用的那个。
“爸。”我叫了一声。
他抬起头看我。才半个月不见，他好像老了十岁。眼袋很深，皱纹从眼角一直爬到太阳穴，鬓角的头发全白了。但他身上那件衬衫熨得平平整整，这是他几十年的习惯，哪怕天塌下来，出门也要穿得板板正正。
“回来了。”他说，声音有点哑。
我在他对面坐下。客厅很大，显得我们俩特别小。墙上还挂着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是我大学毕业那年拍的，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外面那些人……”我开口。
“不用管他们。”爸摆摆手，弯腰从茶几底下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推到我面前，“这是你的护照、签证，还有一张银行卡。签证是三个月前就办好的，加拿大的十年签证。卡里有十万加元，是用你名字开的户，和我的债务没关系，你放心用。”
我愣愣地看着文件袋，没动。
“晚上十一点半的飞机，直飞温哥华。”爸看了一眼手表，现在八点二十，“你现在就去机场，别耽搁。到了那边，联系这个电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条，放在文件袋上，“是我一个老朋友，在温哥华开中餐馆，他会接应你。你先在他那儿住下，工作慢慢找。”
“爸，”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你在说什么啊？我为什么要去加拿大？”
爸站起来，走到窗前，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了看，又放下。“工厂破产了，欠了银行四千多万，还有供应商的货款、工人的工资，加起来差不多五千万。”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房子、车子，所有能查封的资产，过几天就都不是咱们的了。你妈那边……她上个星期就搬走了，带着她的东西。”
我心里一沉。怪不得妈这几天都没接我电话。
“那你呢？”我问。
“我走不了。”爸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我得留下把事儿处理完。但你不能留在这儿。那些债主找不到我，就会来找你。你还年轻，不能被我拖累。”
“我不走。”我也站起来，声音大了点，“有什么事我们一起扛，我是你女儿——”
“程小雨！”爸突然吼了一声。他很少连名带姓地叫我，我愣住了。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又低下来：“听爸爸的话，就这一次。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学自行车，摔倒了，膝盖磕破了，哭着说不学了。我说，小雨，摔倒了不怕，怕的是不敢再骑上去。现在爸爸摔倒了，摔得有点重，一时半会儿起不来。但你不能跟我一起趴在地上，你得往前走，懂吗？”
他说着说着，眼圈红了，但他马上转过头去，不让我看。
外面又传来拍门声，比刚才更响，还夹杂着喊叫。我听到花衬衫王老板的声音：“程建国！我知道你在里面！开门！咱们好好说！”
爸走到我面前，把文件袋和纸条塞进我手里，力气很大，攥得我手疼。“现在就走。从后门出去，穿过老张家院子，他们的篱笆有个缺口，能绕到小区侧门。我已经叫了车在侧门等你，车牌号是江A3X8L9。记住，别走正门。”
“爸……”
“快走！”他推了我一把，又把行李箱拉杆拉出来，塞到我手里，“到了给我发个信息，用新号码，这个手机我马上就不用了一—不，你别联系我，等我联系你。走！”
我还想说什么，但爸已经推着我往后门走。厨房通往后院，后院是草坪，隔着一道篱笆就是邻居老张家。老张家灯黑着，可能还没下班。
“爸，至少让我拿几件衣服——”
“箱子里有，我给你收拾好了。”爸说着，打开后门。夜风吹进来，带着青草的味道。他把行李箱先拎出去，然后转身看我，突然用力抱了我一下。抱得很紧，很用力，像要把我摁进他骨头里。然后他松开手，说：“走吧。好好生活，别回头。”
我拉着行李箱走在草坪上，草有点湿，轮子碾过去留下两道深色的痕迹。走到篱笆边，我回头看了一眼。爸还站在后门口，背光，看不清脸，只看到一个黑黑的剪影。他朝我挥了挥手。
我翻过篱笆的缺口——那是个很隐蔽的缺口，篱笆枝条被人为地拨开，刚好能过一个人和一个箱子。老张家的狗在屋里叫了两声，又停了。
侧门果然停着一辆白色网约车。司机看到我，按了按喇叭。我上车，报了手机尾号。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说：“姑娘，这么晚赶飞机啊？”
“嗯。”我说。
车子启动了。我从后窗往后看，我家那栋别墅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树影里。客厅的灯还亮着，在黑暗里显得特别孤单。
路上有点堵，开到机场已经九点半了。我拖着箱子往航站楼跑，跑到国际出发的入口，才想起看机票信息。爸把机票也放在文件袋里，我拿出来一看，电子客票，温哥华，23:30起飞，经济舱。
值机柜台前队伍不长，很快就轮到我了。我把护照递过去，地勤是个年轻姑娘，看了看屏幕，又看看我，说：“程小姐，您的座位是28A，靠窗。行李箱需要托运吗？”
“不用了，就这个。”我说。
她贴好行李条，把登机牌和护照还给我，笑着说：“祝您旅途愉快。”
愉快。我在心里重复这个词，觉得特别陌生。
安检口人也少，我把电脑、充电宝、手机掏出来放在筐里，脱了外套，穿着鞋过安检门。机器没响。安检员是个小伙子，拿着扫描仪在我身上扫了一遍，摆摆手：“可以了。”
我穿好外套，把东西装回包里，拉起行李箱。过了安检，就是国际出发的候机区了。巨大的玻璃窗外停着好几架飞机，尾灯一闪一闪的。我找到登机口，是D12，还要往前走一段。
手机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管家刘伯。
刘伯在我家干了十几年了，比我爸年纪还大几岁。工厂刚开那会儿他就在，后来年纪大了，爸就让他在家里帮忙。刘伯没结婚，无儿无女，就把我家当自己家。
他发来一条微信，只有三个字：“别登机。”
我愣住了，手指停在屏幕上。对话框上方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但过了十几秒，新消息才弹出来。
很长一段：
“小雨，千万别上飞机。你妈赵月梅十分钟前带着周律师到家里来了，现在在客厅和你爸谈话。我偷听到一些，你妈不是来帮他的，她是来谈离婚和财产分割的，还说早就把你名下的那套小公寓转走了。你快回来，事情不对劲。”
我站在人来人往的机场过道中间，周围是拖着行李箱的旅客、抱着孩子的夫妻、大声讲电话的商务人士。所有的声音都变成嗡嗡的背景音，只有手机屏幕上的字，一个一个，像钉子一样钉进我眼睛里。
我抬起头，看向登机口的方向。D12的指示牌亮着绿光，已经开始排队了，地勤在广播：“前往温哥华的旅客请注意，请准备好登机牌和护照……”
手机又震了一下。刘伯发来一条语音。
我点开，把手机贴到耳边。刘伯的声音压得很低，很急，还带着喘息，像是在什么角落里躲着说话：
“小雨，你爸不知道我给你发消息。但你千万不能走。你妈带了一份文件，我在门缝里看见，是你爸签过字的什么协议，好像跟工厂抵押有关。她还说你爸给你的钱是‘转移资产’，要追回来。你快回来，现在回来还来得及。别让你爸一个人面对他们。”
语音播完了，自动播放下一条，还是刘伯的声音，更急了：
“对了，你妈不是一个人来的，律师带了两个助理，像是法务公司的人。你爸刚才声音很大，我听见他说‘赵月梅你非要赶尽杀绝吗’，然后你妈说了什么听不清。小雨，你快决定，我去听听他们现在说什么——”
语音到这里戛然而止。
我握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登机口那边，队伍在慢慢往前移动，地勤在扫码，嘀一声，又嘀一声。广播又在催了：“前往温哥华的旅客，程小雨旅客，请尽快登机，飞机即将关闭舱门……”
我盯着登机口，又低头看手机。刘伯没再发消息过来。
行李箱的拉杆被我攥得紧紧的，塑料套子硌得手心生疼。我转身，逆着人流往回走。有人撞到我肩膀，说“看着点路”，我没理，越走越快，最后跑了起来。
跑过安检口，跑过值机柜台，跑出航站楼自动门。夜风呼地扑了我满脸。我拦下一辆刚下客的出租车，拉开车门把箱子塞进去，自己也钻进去。
“去哪儿？”司机问。
我报了我家小区的地址，说：“师傅，快点，很急。”
车子猛地冲出去。我靠在后座上，心跳得像要撞出胸口。手机屏幕暗了，我按亮，盯着刘伯的对话框。没有新消息。
我又点开我爸的微信。最后一条是我下午发的，问他晚上回不回家吃饭。他没回。往上翻，是上周的聊天记录，他说给我寄了箱橙子，让我注意查收。再往上，是上个月，他说：“小雨，爸爸永远爱你。”
永远。
我闭上眼，深深吸了口气，又睁开。车窗外，城市的灯光流成一条条彩色的带子。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小学生，爸的工厂刚接到第一笔大订单。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带我和妈去市里最好的旋转餐厅吃饭。那是我第一次吃自助餐，拿了好多蛋糕，吃得满嘴奶油。爸笑着用纸巾给我擦嘴，说：“慢点吃，以后爸爸赚大钱，天天带你来。”
后来他真的赚了钱，买了别墅，买了车，送我去留学。但旋转餐厅再也没去过。妈说那种地方是暴发户去的，没品位。
车子一个急刹，我往前一冲，差点撞到前座。司机说：“到了，门口人太多，进不去。”
我往外看，小区门口黑压压围了二三十个人，有刚才见过的花衬衫王老板，还有不少生面孔。有人在喊，有人在拍小区大门。保安老李和另外两个保安拦着，但人墙眼看就要被冲开。
“姑娘，就在这下吧。”司机说。
我付了钱，拖着箱子下车。刚走近人群，就听见花衬衫在喊：“让我们进去！程建国欠钱的时候怎么没躲着？现在当缩头乌龟？”
有人附和：“对！让我们进去！”
“今天不见到人我们就不走！”
我低着头，想从旁边绕过去，但花衬衫眼尖，一下就看到了我。他指着我：“哎！这不是程建国的女儿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唰地射过来。我被钉在原地，动不了。花衬衫走过来，脸上堆着笑，但眼神很冷：“程小姐，你爸在家吧？带我们进去见见呗？”
“我……”我喉咙发干，“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不是刚从家里出来吗？”花衬衫旁边一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尖声说，“我刚才看见你打车走的，现在又回来了，耍我们玩呢？”
人群围了上来。我被挤在中间，行李箱被人踢了一脚，倒了。有人拉我胳膊：“跟你说话呢！你爸到底在不在家？”
“放开我！”我想甩开，但抓我的手像钳子一样。
保安老李挤进来，挡在我面前：“你们干什么？别对小姑娘动手！”
“老李你让开！今天不给我们个说法，谁也别想走！”
吵嚷声、推搡声、骂声，混成一片。我被挤得东倒西歪，包带子被人扯住了，我死命拽着。就在这时候，一道刺眼的车灯照过来，接着是尖锐的喇叭声。
一辆黑色轿车按着喇叭，硬是从人群旁边挤出一条路，停在我旁边。副驾车窗降下来，刘伯探出头，急声说：“小雨！上车！”
后车门开了，我抓起行李箱，在刘伯的帮助下挤开人群，连人带箱子扑进车里。车门砰地关上，刘伯对司机喊：“快走！”
车子往前冲，有个人想挡在前面，司机没减速，那人吓得赶紧跳开。后视镜里，那群人还在指着车骂，但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我瘫在后座上，喘着气，浑身发抖。刘伯从前座转过身，脸色苍白：“没事吧小雨？伤着没有？”
“没、没事。”我喘匀了气，坐直身体，“刘伯，家里现在……”
刘伯脸色更难看了。他看了一眼司机，压低声音说：“回家再说。司机师傅，麻烦去锦绣花园。”
锦绣花园？那不是我妈去年买的那套高层小区吗？
“我们去那儿干什么？”我问。
刘伯没回答，只是朝我使了个眼色，又看了一眼司机。我会意，没再问。车里陷入沉默，只有空调出风口呼呼的风声。
我看着窗外，这不是回我家的路。车开上高架，城市的灯火在脚下铺开，像一片倒过来的星空。我忽然想起那个黑色行李箱，还扔在后备箱里。里面装着爸给我收拾的衣服，还有那个牛皮纸文件袋，护照、签证、银行卡，都在里面。
还有那张十一点半飞往温哥华的机票。
我看了一眼手机，十点五十。飞机还有四十分钟起飞。如果现在调头去机场，也许还来得及。
但我没说话。
车子下了高架，拐进一条安静的路。这一片是新区，都是高层住宅楼，路上人少车也少。最后车子停在一栋楼下，刘伯付了钱，我俩下车。
夜风有点凉，我打了个哆嗦。刘伯从后备箱拿出我的箱子，说：“走，先上去。”
“刘伯，到底怎么回事？”我拉住他，“为什么来这儿？我妈呢？我爸呢？”
刘伯张了张嘴，还没说话，单元门开了。一个穿居家服的女人走出来，手里提着垃圾袋。看到我们，她愣了一下，随即认出我来：“哟，小雨？这么晚怎么来了？”
是我妈的朋友，王阿姨，住我妈楼上。她看看我，又看看刘伯，再看看我手里的行李箱，眼神变得意味深长。
“王阿姨。”我勉强打了个招呼。
“来找你妈啊？她在家呢，刚我还看见她回来。”王阿姨说着，凑近一点，压低声音，“小雨，你爸的事……唉，你也别太着急，天无绝人之路。你妈也是，夫妻一场，何必闹得这么难看……”
“王阿姨，”刘伯打断她，“我们还有事，先上去了。”
“哎，好，好。”王阿姨提着垃圾走了，一步三回头。
进了电梯，刘伯按了18楼。电梯缓缓上升，镜面墙壁映出我狼狈的样子：头发乱了，外套歪了，脸色白得像纸。
“刘伯，”我看着不断跳动的数字，“我爸现在在哪儿？”
刘伯盯着电梯门，声音很沉：“还在家里。但你妈带着律师走了以后，又来了几个人，说是银行委托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人，要清点资产。你爸让我先走，我就出来了。出门前他悄悄跟我说，如果你没走，就让我带你来这儿。”
“来这儿干什么？”
电梯“叮”一声，18楼到了。门开了，刘伯拉着箱子走出去，我跟在后面。楼道里很安静，感应灯随着脚步声亮起。我们走到1802门口，刘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门。
屋里没开灯，黑漆漆的。刘伯按亮开关，灯光倾泻而下。
这是一套大平层，客厅宽敞得能打羽毛球。装修是时下流行的极简风，灰白色调，冷冰冰的，没什么人气。但让我愣住的是，客厅中央整整齐齐地放着十几个纸箱，有的封好了，有的还敞着口，能看到里面塞满衣服、书籍、相框。
其中有一个箱子倒在地上，东西撒了一地。我走过去，蹲下看。是我从小到大的相册，翻开的那页是我五岁生日，爸把我举在肩膀上，我手里拿着气球，笑得眼睛眯成缝。妈站在旁边，也笑着，但她的脸被用黑色马克笔涂掉了，涂得乱七八糟，只剩下一个黑洞。
我又看到我的芭蕾舞鞋，小学的奖状，中学的毕业纪念册，大学时从国外寄回来的明信片……所有这些东西，原本应该在我房间的柜子里，现在都被胡乱塞进纸箱，像一堆等待处理的垃圾。
“这……这是……”我抬起头看刘伯。
刘伯站在门口，没进来，声音很哑：“你妈今天下午让人去家里搬的。你爸那会儿在跟银行的人开会，不在家。等我发现，东西已经搬上车了。我拦了，拦不住。搬东西的人说，赵女士吩咐了，凡是程小雨的东西，一件不留，全清走。”
我跪在地上，手撑在冰凉的地板上，才没让自己倒下去。地板很干净，能照出人影，我的脸在倒影里扭曲变形。
手机突然响了，在安静的房子里显得特别刺耳。我掏出来看，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没说话。
“程小雨女士吗？”是个男人的声音，很官方，“这里是市第一人民医院。您父亲程建国先生刚刚被送来急诊，请您尽快过来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