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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这个人，您要是翻翻历史书，前半段是功臣，后半段是罪人。
他14岁参加革命，走过长征，打过仗，管过后勤，周总理亲口夸他是“最好的总后勤部长”。
可后来他跟错了人，做错了事，判了刑。
好在他赶上一个念旧情的时代，晚年保外就医，在西安安安静静过了二十年。
2002年他走的时候，来送他的人里，哭得最凶的是黄永胜的儿子。
他喊了声“送邱伯伯回家”，那一声，喊出了父辈们说不出口的遗憾。
邱会作1914年生在江西兴国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
14岁参加红军，长征时他是后勤干部，过草地前想方设法弄青稞，自己腿烂了也咬牙跟着部队走，一步没落下。
抗战、解放战争，他管过后勤也带过兵，辽沈、平津、渡江战役一场没落。
1955年授衔，他才41岁，开国中将。
1959年当上总后勤部部长，国家困难时期，他搞改革、抓生产，不但保障了部队，还给国家上缴了20亿资金。
周总理在大会上公开表扬他。那几年，他风光得很。
可权力大了，诱惑也大了。
他后来参与了一些不该参与的事，犯了严重的错误。
1971年9月，一架飞机在外蒙古坠毁，邱会作知道自己的末日来了。
可他没有主动交代，选择了沉默。
十天后，他被停职审查。
起初伙食不好，黄永胜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求改善。
毛主席批了：“他们有资格吃好，也应该吃好。”
从此，他们的伙食比在家里还好。
毛主席还交代：只要不跑、不逃，该有的待遇不变。
邱会作后来被送到秦城监狱，待遇没怎么变。
他积极交代问题，写悔过书，还给被自己迫害致死的干部妻子下跪求原谅。
认罪态度好，判刑时比别人少了一两年。
1981年审判，他被判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由于1971年就被关了，到宣判时只剩8年。8年，他看得到自由。
1981年9月，邱会作保外就医，安置在西安。
离开秦城前他提了三个要求：有暖气、洗澡设备、治病方便。
到了西安，这三样全缺。
他气不过，说要回秦城。
工作人员慌了，找他儿子来做工作。
儿子劝了劝，邱会作没再闹，接受了现实。
他知道，能有今天已经是福气。
他和妻子胡敏住在西安，每月100元生活费，后来涨到200元。
胡敏是军医出身，邱会作的身体主要靠她照顾。
为了补贴家用，胡敏开过诊所，一直到干不动才关。
邱会作穿儿子的旧衣裤，报纸也不订了，想看新闻就去邻居家借。
老两口请了个保姆，日子紧巴巴的。
可他从没怨过，逢人就说自己是苦出身，有口饭吃就知足。
1992年，政府特批他们住进干休所，房子大了，还有专车。
屋里最值钱的，是孩子给买的那台21寸电视机。
邱会作每天练书法，写毛主席诗词。
他说：“练字可以修身养神，写自传可以省行悟事，对历史和后人有个交代。”
他写了好几本回忆录，改了一遍又一遍。
2001年底，邱会作病重，被接到北京协和医院。
他不知道自己是癌症，神志渐渐不清，没留下遗言。
照顾他的医护人员说，老人弥留之际，朝着西北方向点点头，含泪说了声“谢谢”。
他谢的是西安，那座收留了他最后二十年的城。
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病逝，89岁。
丧事以家庭名义办理，来的人自愿。
出乎意料的是，来了大约一千人。
人群中，哭得最伤心的是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
他扶着邱会作的灵柩，喊了一声：“送邱伯伯回家！”黄永胜1983年去世，葬礼冷冷清清。
黄春光看着邱会作的葬礼，大概想起了自己父亲走时的样子，眼泪止不住。
邱会作从1971年被关到1981年保外就医，再到2002年去世，他多活了31年。
那31年里，他住在西安，吃着粗茶淡饭，穿着儿子的旧衣服，每月领着几百块生活费。
他本可以风光无限，却落得个门前冷落。
可对比那些没能等到平反的老战友，他又是幸运的。
他等到了保外就医，等到了干休所的楼房，等到了儿孙绕膝。
最后那声“谢谢”，是他替自己这辈子，画上的句号。
临终前，他回头看了一眼这座给了他最后温暖的城市，然后闭上眼，走了。
功过是非，留在身后。那声“谢谢”，也许是真心的，也许是他替所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说了一句迟来的话。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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