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作电影，作为一门与世界交流的语言

动作电影，作为一门与世界交流的语言
在乌迪内与袁和平对话

文/罗帅

在第28届远东电影节的一场对谈中，本次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得主袁和平作为主讲嘉宾出席。对谈由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香港文化委员会副主席王英伟开场引介。他以一种轻松而带有幽默感的方式，将袁和平的创作身份概括为一种“速溶咖啡三合一”的存在，袁和平将武术家、动作指导与导演并置于同一创作路径之中。这一表达既准确又具有亲和力，也为整场对谈奠定了开放又精准的基调。

同时参与对谈的还有电影制片人、亚洲电影大奖学院顾问罗杰·加西亚（Roger Garcia）。对谈由远东电影节顾问凯文·马（Kevin Ma）及蒂姆·扬斯（Tim Youngs）主持。袁和平本次在乌迪内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一位动作导演的到场，更指向一种影像语言的生成路径。从香港片场经验出发，经由类型电影的反复实践，进入全球工业体系，并持续被改写。

在随后的对谈中，访谈脉络逐渐清晰：动作如何成为一种跨文化的电影语言。

问：这是您第一次来到意大利，对这里有什么印象？

袁和平：这是我第一次来意大利。我觉得这里的人和景色都很好，食物也很合口味。这座城市不大，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完，很舒服。这里的景色有一种上个世纪的感觉，和香港很不一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在这里拍一部现代动作电影会很有意思，这样的环境对亚洲观众来说也比较新鲜。

问：您是如何从替身演员一步步成为动作指导，再到导演的？

袁和平：其实过程很简单。我是从替身做起，做到一定水平之后，有人觉得我可以尝试做动作指导，而且我也比较便宜。后来看到很多同期的人开始做导演，我觉得如果不做的话就很难再进步，所以就试着去做。

一开始我并没有特别想当导演，只是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去尝试的方向。

问：《蛇形刁手》和《醉拳》开创了功夫喜剧，当时是有意识地进行创新吗？

袁和平：当时香港电影已经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张彻那种比较阳刚的，胡金铨那种比较有美感的。我不敢说自己是在做主流，只是想找一个不同的方向。

后来觉得把喜剧放进功夫片里可能是一条新的路，就尝试去做。《蛇形刁手》出来之后观众很喜欢，有笑也有动作，效果很好。《醉拳》之后更成功，慢慢就变成一种新的类型，很多人也开始跟着做。

问：您与成龙、李连杰、杨紫琼等人合作时，他们很多还未成名。您如何选择演员？

袁和平：最重要的不是功夫，而是观众缘。一个演员有没有让观众喜欢的特质，这个很关键。

当然动作也要好，要漂亮，要有能力完成动作。有些动作可以用替身，但如果演员愿意自己做，效果会好很多。像杨紫琼，她很努力，也很敢做，很多危险动作都亲自完成，这样拍出来更真实。

问：很多人认为太极太慢，不适合动作电影，但您在《太极张三丰》中做了不同的处理。

袁和平：很多人说太极慢，但我喜欢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太极里面其实有刚、有柔，也有快的部分，关键是怎么去设计动作。

只要动作设计得好，任何武术都可以拍得好看。

问：您后来进入好莱坞参与《黑客帝国》，当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袁和平：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工作方式，而是演员。好莱坞演员很多不会打，也没有基础。

我们做了四个月的训练，前两个月练基本功，后两个月把每一场动作拆开来教。

一开始我并不太想接这个项目，但后来看到他们把电脑特效和中国功夫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方向，所以就去做了。

问：在香港，如果演员没有那么多训练时间，您是如何处理动作戏的？

袁和平：拍摄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看演员能做到什么程度。如果做不到，就少一点动作，一个镜头可能三四个动作；如果做得到，就可以多一点，十几个动作也可以。

中国演员一般对功夫多少有一些理解，所以学得比较快，大概三四次就可以做到。

如果完全没有基础，其实很难拍好，所以我通常会选择有一定身体基础的演员，比如有舞蹈背景的。有舞蹈基础的演员武打动作完成得也会很好，很自如。

问：您怎么看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发展？

袁和平：动作片比较容易走出去，因为身体语言是全世界都能理解的。

像喜剧或者一些比较地方性的内容，不同文化的人不一定能明白。但动作不一样，如果再加上情感，就更容易被接受。

问：您这次带来的《镖人》改编自漫画，创作上有什么不同？

袁和平：漫画里的动作是一格一格的，上一格在叙述，下一格就结束了，但电影不可以这样，一定要把过程表现出来。

我做的就是把这些画面连接起来，在保留漫画风格的基础上，把动作设计得更完整。每一场动作都要重新设计，我不希望重复。

问：在这部作品中，您为什么减少使用电脑特效？

袁和平：能实拍就尽量实拍，真实的动作更有力量。

另外我不想重复自己。比如在新疆拍摄的时候看到沙尘暴，就会想把传统武术放在新的环境里，这样可以产生新的效果。

问：您如何看待动作电影的传承？

袁和平：我觉得传承很重要。我曾带过甄子丹，并发掘和培养了吴京，而他们也在延续这一路径。这个过程会继续下去，我相信，动作电影不会消失。

问：最后一个问题，回到最开始，小时候学习武术的时候，您有想过今天的成就吗？

袁和平：没有（笑）。

那时候只是看别人做动作设计，然后自己在旁边学。这个东西没有学校，也没有书，只能靠观察和经验。至于梦想，其实也没有想很多，最多就是想做导演。

后来也不是没有想过换行业，但我什么都不会（笑），所以就一直做电影，做到现在。

在这场对谈中，袁和平并没有试图给出一个理论化且格式化的答案，但他的经验构成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动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跨文化的表达方式，并不只是因为它依赖身体，而在于它在不同语境中不断被重组和再创造。

从功夫喜剧对既有类型的调整，到在好莱坞体系中的转译，再到《镖人》中对动作与空间关系的重构，这种表达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正是在这种持续调整与避免重复的过程中，动作电影逐渐脱离具体文化的限制，成为一种能够被不同观众理解的电影语言。或许只要人和人的交流欲望还存在，动作电影作为一种通用的语言就会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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