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新中国国号简称起争议，司徒美堂反对保留：何以昭告天下百姓

1949年9月26日午后，秋阳从西侧的窗棂斜照进中南海勤政殿，二三十位两鬓斑白的辛亥元老围坐在圆桌旁，周恩来举杯开场：“今天就这一件事——’中华民国’四个字，还留不留？”一句话，把现场气氛点燃。没人想到，敲定新中国国号的最后关口，会被这四个字卡住。

此前的路程并不平坦。追溯到1948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向全国发出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约。信息传到香港，一批批民主人士、文化名流、海外侨领在夜色掩护下悄然北上。七次秘密航行，千余人穿越封锁线，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6月15日，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常务委员会把案头工作分解成六组：确定代表名额、起草《共同纲领》、设计国旗国徽、拟定政府架构等，每项都事关新国家的骨架。司徒美堂、张澜、陈嘉庚等人刚到北平就被拉进学习班，参观兵工厂、烂尾工事和刚解放的街巷——先了解形势，再谈意见，这是那段时间的惯例。

国号初稿由第四小组提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清华教授张奚若觉得累赘，他直言：“’人民’与‘民主’功能重复，删一字为佳。”周恩来听后点头：“共和二字已含民主二字之义。”数番权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写进文件。名称定了，简称却成隐忧。

临近九月，全会文件里依旧在正式国号之后括注“中华民国”。部分代表担心百姓改口困难，也念及辛亥遗绪，倾向保留；另一派则坚持革故鼎新，不留尾巴。一时间，辩锋交错，谁也说服不了谁。周恩来索性请出寿登古稀的元勋们，想让他们给“最后一击”。

午宴开到半程，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率先发言：“老百姓已叫惯了‘中华民国’，骤改怕有抵触，三年后再议，也未可。”何香凝接话：“这是中山先生的遗产，慎之又慎。”反对声随即响起。年届八旬的周致祥起身，言辞恳切：“两次革命，两副面貌，旧名失德，留之何益？”众人有些犹豫，却仍未达共识。

此刻，司徒美堂放下酒杯，猛地站起——“诸位，我无大才，无多学问。但我参加过辛亥革命，也见证了旧朝覆灭。今天人民做了主人，还要藏着掖着旧国号，岂不羞见天下？革命胜了，却不敢亮出自己的旗帜，怎能服众？”短短几句话掷地有声。会场先是一静，随后雷鸣般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似要把屋顶掀翻。

情势自此逆转。沈钧儒从法律角度补上一刀：“一国两号，国际公法不允，条约签字又当何名？”理由精悍，堵住了回旋余地。周恩来对众人说：“意见已明朗，我将整理后呈主席团决定。”当晚，主席团会议表决——删除简称，国号专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30日，第一届全国政协胜利闭幕。63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连夜商讨开国大典细节。张灯结彩的长安街已人声鼎沸，鼓号声此起彼伏。10月1日14时，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在勤政殿举行，毛泽东宣布委员就职，随后向世界发布成立公告。二十分钟后，他们步上天安门城楼。

广场上30万军民汇成红色汪洋。毛泽东俯瞰人群，高声招呼：“同志们万岁！”一阵山呼海啸的回应，在古老的城墙间碰撞回响。15点整，他按下电钮，五星红旗第一次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伴奏下升上长空，54门礼炮轰鸣28响，寓意从“七七事变”到此刻的艰辛岁月。朱德、聂荣臻随后检阅部队，铿锵的步伐在金水桥畔铺陈出胜利的节奏。

黄昏降临，火炬游行点亮整座城市。广播里一遍遍播报着新政府的声音，吉林的鞭炮、南京的锣鼓、广州的彩灯，把庆典的火热推至全国。曾经分崩离析的山河，在这一天听见了同一首国歌，看见了同一面国旗，而那四个在午宴上被断然摒弃的字，自此封存进历史的抽屉。

司徒美堂回到住处，伏案写下日记：“国号既定，乃众望所归。愿再无风雨，愿山河永固。”窗外礼花未休，夜空被映成赤金色，映着一位老革命者的泪光，也映着一个新时代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