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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第一季度借款数据:5770亿美元。同步发布的第二、三季度借款预估分别为1890亿和6710亿美元。数据发布时间与特朗普预定访华日期(5月14日至15日)之间相隔9天。特朗普最近在白宫公开表达了对这次访问的期待。通过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的接近,我们能够看到美国财政状况如何影响对外政策。
美国关税政策未能产生预期财政收益
第三季度6710亿美元的借款需求源于美国关税政策的财政表现与预期存在偏差。2025年4月,美国政府实施大规模关税措施,目的是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可以增加联邦收入,降低发债需求。一年后的运行结果呈现相反趋势。加征关税产生的额外成本中约90%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这意味着关税变成了一项面向美国国内征收的消费税。美国政府每获得一美元关税收入,国内购买力就减少不低于一美元:关税推高了进口中间品价格,进而抬升了下游生产成本,对消费和经济活动产生二次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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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嫁机制对财政收入产生了抵消。关税推高物价后,美国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消费支出增速放缓。消费放缓抑制了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受压,公司税收入随之减少。贸易伙伴的报复性关税打击了美国出口行业,农产品、汽车、机械设备等领域的海外收入下降,进一步压缩了税基。这一结果被概括为美国关税政策的“三连失败”:贸易逆差创新高、制造业持续萎缩、工薪阶层未能受益。这最终集中到财政上,导致华盛顿为了减少借款而加征关税,关税反而通过抑制经济和压缩税基,扩大了借款需求。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提供了证明:过去12个月,制造业岗位减少了9.8万个,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关税加征之后。制造业萎缩意味着就业收入下降,个人所得税收入减少;企业利润收窄意味着公司税收入下降。关税预期的财政收益被这些连锁反应逐一抵消。美国第三季度6710亿美元的借款需求正是这一偏差的具体表现。关税政策没有成为美国财政收入的来源,反而通过对经济增长的抑制和税基的侵蚀,间接扩大了赤字规模。
美国借款规模跃升的含义
第三季度的借款计划需要放在美国全年财政节奏中分析。美国第一季度已借款加上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仅前三季度合计就接近1.44万亿美元,占2026财年预计1.9万亿美元赤字规模的四分之三。即使第四季度不再新增借款,美国全年的赤字水平也已基本锁定在高位。
除了借款规模,从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的跳跃式增长,表明美国财政部预期下半年的资金缺口将急剧扩大。这来自于关税政策的收入贡献持续低于预期,以及关税引发的经济放缓正在压缩税收。两者叠加,形成了美国财政收支缺口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收入上,关税的净贡献被其引发的经济反噬所抵消;在支出上,高利率环境下的利息支出持续攀升,中东局势的消耗也在增加。美国收支两边的缺口都需要通过借款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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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财政部在二季度尚未结束时便提前公布了三季度的借款计划。这种提前在常规财政操作中不常见。通常的做法是逐季发布预估,或根据实际现金流调整。而这一次,美国三季度计划与一季度数据、二季度预估同时发布,表明财政部需要市场提前消化大规模国债供应的预期,以避免在三季度集中发债时引发收益剧烈波动。提前9天发布,实际上是在为市场提供预期管理时间。
美国访华时间与财政需求的关联
特朗普计划的访华行程安排在5月中旬,美国财政部在三季度借款计划中预留了6710亿美元的空间。两者之间的关联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分析。
国债市场的需求管理。第三季度大规模发债需要足够的承接力量。在美联储缩表的背景下,美国国内银行体系的吸收能力有限,海外官方买家的角色变得关键。中国是美国国债的主要外国持有者之一。美国在访华期间稳定双边经济关系,有助于在大规模发债窗口开启前维持市场信心。如果主要债权人调整配置,美国财政部的发债成本将明显上升。对于一笔6710亿美元的借款计划,融资成本的微小变化都将转化为数十亿美元的额外支出。
贸易谈判对财政的间接影响。美国关税政策已对中美贸易产生冲击。中国采取了对等措施,美国对华农产品、工业品出口受到影响。出口下降意味着相关行业的利润减少,公司税收入下降。特朗普在访华中若能达成新的采购承诺或贸易安排,有助于缓解出口行业的压力,从而减少联邦政府对农业等行业的补贴支出。出口恢复带来的税收增长,虽然无法直接填补6710亿的缺口,但可以改善财政状况。在美国赤字规模接近2万亿美元的背景下,这种改善的意义不容忽视。
中东问题上的协调需求。美伊冲突陷入僵局,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和外交消耗持续增加。这笔开支最终反映在财政支出。特朗普本人公开承认中国在美伊和谈中发挥了作用。如果中国能够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协助,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成本有望降低,从而间接减轻财政压力。6710亿美元的借款计划中,有一部分正是用于覆盖海外军事和外交开支。减少这部分开支,意味着美国借款需求可以相应下调。
6710亿美元的借款计划提前9天发布,可以解读为美国财政融资窗口将在三季度开启,而在此之前完成对华外交议程,有助于为这一轮大规模发债创造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这种时间配合也是财政约束对美国对外政策议程影响的体现。
中美密集互动作为技术铺垫
与美国财政部借款数据同步,中美各层面的技术性互动在4月下旬至5月初明显升温。4月30日,中美经贸和外交高层在同一天完成沟通。次日,美国参议员戴安斯率跨党派代表团访华。同一天,一架美军C-17运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估计是按照美国总统出访惯例承担前期物资运输任务。
这些互动的作用在于:在最高层会晤正式启动之前,尽可能消除技术层面的障碍。戴安斯已宣布不再寻求连任,他在对华交往中无需考虑选举政治的牵制。代表团成员覆盖航空、科技、造船、农业等重要产业州,议题设置明显偏向经贸领域。戴安斯在启程前表示,彻底脱钩是错误策略。这一表态与其代表团的技术性任务相匹配,他此行承担的是传递立场、开展前期沟通、为后续高层互动扫清技术障碍。从高层通话到经贸视频沟通,从戴安斯访华到C-17运输机降落,这些动作在特朗普启程之前已经完成了多轮铺垫。技术层面的问题越早解决,双方最高层会晤能够集中在战略议题的空间就越大。
美国财政约束下的外交议程变化
美国关税政策的财政悖论导致了华盛顿未能通过关税减少借款,而是因为关税引发了更严重的财政缺口。第三季度6710亿美元的借款需求是确定的,这笔资金需要以可接受的市场成本筹集。在发债窗口开启之前完成对华外交议程,是美方主动安排的时间规划。这服务于稳定主要债权人的国债配置预期,以及在贸易和中东问题上争取可交付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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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数据公布与计划中访华行程启动的时间差反映美国对财政窗口期的认知和利用。6710亿美元这个数据说明美国关税政策未能实现其财政目标,美国正在用借来的钱填补关税留下的窟窿。访华行程的时间卡在了这笔借款计划公布之后的第9天。这种节奏表明,美国国内财政回旋空间收窄时,其外交日程就需要满足弥补财政缺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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