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77年春天，北京西郊的一次人事文件调整，让许多军内老同志都有些意外。原本被看作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合适人选的李水清，被调往一个对大多数老陆军将领都很陌生的岗位——第二炮兵司令员；而原本的二炮司令员吴克华，则与他对调去了成都。
对于当时已经快60岁的李水清来说，这一步横跨，从野战军到战略导弹部队，仿佛是半路换枪，还得先把说明书啃一遍再上战场。导弹、发射井、电子测控，这些词在他几十年的从军经历里很少出现。有人私下里替他捏了把汗：一个从红军走出来的陆军将领，能不能盯住这支刚刚走出“文革”阴影、却担负着国家战略威慑重任的新兵种？
有意思的是，五年之后，这位“半路出家”的司令员又主动写报告，要求从这个位置退下来，把位子让给更懂导弹业务的贺进恒。秘书听说后直摇头：“李司令，这也太突然了，组织上又没叫您现在退，您再干几年不也正常？”李水清放下笔，抬眼看了他一眼：“你懂什么呀，这是规矩，也是部队的事，不是我个人的事。”
看似“草率”的一句话，背后是一整代人的习惯与选择。
一、一生打仗，从13岁背起的那口气开始
1917年11月，江西吉水县阜田镇水南村，一个普通农家迎来了一个男孩，取名李水卿。和许多那个时代的农村孩子一样，他本可以按部就班地长大，种地、成家、过日子。但命运在他13岁那年，突然拐了弯。
1930年，国民党地方武装闯进他家，把跟着共产党做事的外公杀害在当院。鲜血在泥地里渗开，对一个孩子来说，冲击太直白。按村里老人的说法，那天之后这孩子就像突然长大了，话少了许多。很快，他做出了一个在成年人看来都极其决绝的决定——参加红军。
当时他还不到13岁，个子瘦小，站在枪堆旁边，竟然还没枪高。部队自然不会让这样的半大小子直接端枪上阵，安排他当勤务员、司号员，再让他跟在宣传队后面做些杂活。就是在这种边干活边听人讲话、边跑腿边学吹号的日子里，他第一次接触到“革命”“阶级”“红军靠老百姓养，打仗为老百姓”的说法。
1934年，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那年夏天，年仅16岁的李水清（此时已改名“水清”）在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宣传队担任队长，挂着小挎包，背着宣传板子，跟着队伍往西走。雪山顶上，风大得让人站不住脚，许多大个子战士都被吹得晃晃悠悠，这个一向不起眼的“小个头”却咬紧牙关，一步一步挪过去。有战友打趣：“水清，你这块头，小风一吹不就飞啦？”他喘着气回了一句：“外公那条命压着，我飞不走。”
长征以后，部队进入抗日战争阶段，1937年八路军出现在华北战场，晋察冀根据地慢慢建立起来。在这里，李水清从营政治教导员做起，渐渐接触到真正的大仗硬仗。
平型关附近的一次战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山沟里枪声不断，炮火压在山脊线，敌人一波一波往上冲，他所在部队则死死咬着阵地不放。战斗间隙，他挨个钻到战壕里，一边给战士们换子弹，一边说几句简单的话：“有子弹就顶着打，没子弹就咬牙顶住。”这些听上去笨拙的话，却让一线战士感觉心里有个主心骨。这种从宣传员到政工干部的成长轨迹，也正是红军、八路军政治工作传统的缩影：话不一定说得漂亮，但人要站在最前面。
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在全国展开。李水清跟随部队在华北转战，绥远、怀来等地的几次硬仗，让他从一个营、团政工干部，逐渐成长为更大单位的负责人。战争年代的晋升路径很直接，打得赢仗、管得住队伍，就有机会担更大的担子。这个从13岁就离开田地的江西少年，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高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天，李水清站在长安街，一身戎装，担任步兵方队的指挥。阅兵场上，他的任务很简单——让方队走得齐、走得稳，把新中国的军队形象展示给世界看。实际上，对他来说，那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他的人生重点，开始从“打仗”转向“带队伍、建部队”。
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任第六十七军军长。对许多老红军来说，那块金星更像是一个阶段性标记，证明几十年出生入死有了官方的肯定。但在随后的岁月里，更多的则是琐碎的建设工作：训练、后勤、政工、干部安排，一件件需要操心，又都不那么显眼。
有一点非常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