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文书避讳

太平天国文书避讳制度的形成

在太平天国起义准备时期，拜上帝会为了保密或故示神秘，使用了一些隐语。其中如“三星”“禾王”“禾乃”等，后来便成为对洪秀全、杨秀清的避讳敬称，不得随意使用。随着洪秀全在东乡登极和永安封王，“王”字成为必须避讳的字，遇“王”字则改为“黄”字。

太平天国明文规定避讳字样，始见于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二十五日《永安封王诏》：“天父”才是真神，才是上，才是帝，才是爷，“天父天兄”才是圣，其余不得僭越；呼称天王洪秀全“为主则止”，不宜称上称圣，免致“冒犯天父天兄”；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也不得称为王爷，乃分别封为东、南、西、北王。

太平天国初期，避讳制度比较宽松，除“上帝爷火华”名讳必须谨避、严禁人名寓意僭窃之外，其天王与首义诸王姓名均不避讳。如，为避讳“爷火华”，《太平条规》“堆火”避“火”作“堆烧”，《颁行诏书》“华夏”改为“中夏”；为防止人名寓意僭窃，参加金田团营的首义人员蒙得恩，“本名上升，因敬拜上帝，上字犯讳，改名得天，复因天字崇隆无比，故又改名得恩”。现存各种太平天国印书的辛开元年与壬子二年(1852年)刻本，出现了大量的“秀”“全”“清”“朝”“贵”“云”“山”“达”“开”等字，临文不讳，可见初期文书避讳较为粗疏。

癸好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杨秀清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功臣勋旧，封官晋爵，等级森严不可逾越，避讳制度也日趋严密。当年新刻的太平官书，如《太平救世歌》《三字经》《见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等，其中的人名张潮楷、刘海珊、周际玱等，便是分别避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讳而改，再者补天侯李俊良本名俊昌、定胡侯李来芳本名开芳、镇国侯卢贤拔本名贤达、灭胡侯黄益芸本名益云，各避北、翼、南王名讳而改之。

受过欧美文化熏陶的洪仁王干，曾在《资政新篇》中明确指出，“爷火华乃犹太土音，译即自由者之意”，并主张“上帝之名，永不必讳”。可是随着太平天国日益封建化，他屈从于落后的思想观念，在其所著《军次实录》中，改“华”为“花”，并且将前代帝王概贬为侯，写“唐玄侯(宗)”“明太侯(祖)”，改前代官名苏州府知府为“苏州郡知郡”。如此大规模的看似毫无意义的避讳，体现出太平天国后期为维系涣散的人心而不断加强王权的威严，由此我们也看到太平天国正一步步走下坡路。

太平天国文书避讳制度的方法与种类

太平天国在早期显示出了强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意识，但实际上，在其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却将凝聚着几千年封建等级思想的避讳制度完全继承下来，比之前代，太平天国时期的避讳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范围之广、方法之繁、种类之多令人咂舌。

一、太平天国文书避讳制度的方法

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文献资料，可以总结出多种避讳方法。吴良祚先生在其大作《太平天国避讳方法探略》(《浙江学刊》，1988年第2期)中介绍了改字、减笔、加笔、空字、省字、删略、析字、合字、改音、谐音、衍义、改偏旁十二种方法，此处笔者就其中较为典型的改字、减笔、空字、谐音四种方法详细阐释。

1.改字法

所谓改字法，就是以同义字、近义字等来代替应避讳之字，这是避讳最常用的方法。太平天国时期，“皇上帝”三字为宗教避讳字，《钦定前遗诏圣书·马太传福音书》中“进贡皇帝”改为“供纳侯长”，“属皇帝之物进之皇上”改为“属侯长之物进之侯长”，可见“皇帝”讳作“侯长”。太平天国印书中，《行军总要》“败兵”讳作“胜兵”，《天朝田亩制度》“丧事”叫作“喜事”，《天兄圣旨》“避凶”谓之“避吉”，都是用反义字来代替避讳字。

2.减笔法

所谓减笔法，就是在写字刻书时遇到应避讳的字不改不空，而将该字少写一笔两笔，表示自己并未直书该字，是改了字的，但又不影响读者对文意的理解。太平天国“神后”之“神”作“伸”或“申”，“北王”改作“背土”，沈姓去水为尤，都是利用了减笔改字的方法。乙荣五年(1855年)十一月初二日恩赦李俊良过错与祁万如、胡玱祥死罪诏：“木俊良，错非装，革伊职，任伊常。不万如食烟，因鬼人心缠，今黜伊为奴，改正可上天。古玱祥，烟亦因鬼迷人肠，黜伊为奴心醒悟，再加修炼转天堂。”其中，“李”作“木”，“祁”作“不”，“胡”作“古”，亦属减笔改字之例。然这种方法易造成原义不明，给人的理解造成困难。

3.空字法

所谓空字法，就是在书写中遇有应避讳的字不写。空字的办法也有多种：(1)空一格；(2)打一空围口；(3)省略此字；(4)写一“某”字，表示原字空而不写；(5)写一“讳”字，亦空原字之意。《建天京于金陵论》宋永保文：“命我主天王扫除妖孽，拯民于水火之中，得享天堂，建都于金陵之地。近者得以沾其膏泽，远者亦欲得所依归。”其中“天堂，建都于”处五字占七格，是因为“得享天堂”之下原有“之福”二字，因犯幼主洪天贵福名讳省去，这是空字法的一个典型例子。由于后人排版印刷等不注意，很多空字法的应用不能准确辨认。

4.谐音法

所谓谐音法，就是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词来替代。《天父诗》七十五：“尔想上天莫瞒天，瞒天一定有冤牵，不信且看枉而景，第九天条千万千。”一百O六：“朕妻朕儿体爷心，头顶大罪是奸淫，不信且看阵中养，上帝一怒即降临。”其中，“枉而景”是辛开元年七月以“逆令双重”之罪被杀的黄以镇的贬称，“阵中养”是甲寅四年(1854年)因犯第七天条受诛的陈宗扬的贬称，“黄以镇”作“枉而景”，“陈宗扬”作“阵中养”，就是用谐音法避讳的体现。由此可见，谐音法也是太平天国避讳制度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太平天国文书避讳制度的种类

太平天国时期的避讳字数量庞大，考诸现存的太平天国文献资料，查有实据的太平天国避讳字就有上百个，因此，给这些避讳字以科学分类就显得十分必要。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的分类结果，笔者此处按照吴良祚先生的分类方法，按避讳字的性质将其大体分为四类，即宗教避讳、封建避讳、恶意避讳和迷信避讳，下面一一阐述。

1.宗教避讳

宗教避讳，就是由于宗教信仰和宗教禁忌而产生的避讳。恩格斯说过：“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太平天国时期，由于太平天国以上帝教立国，实行政教合一，所以宗教避讳成为太平天国时期最早出现的一类避讳，也是太平天国避讳中最受重视的一类避讳，连洪秀全本人都要恪遵。洪秀全原名“火秀”，因与天父“爷火华”名字中一字相同，为维护天父尊严而改名“秀全”；为了敬避“皇上帝爷火华”讳，他自己为“王”为“主”而止，避不称“皇”称“帝”；幼主叫他“爹”而不称“爷”；臣下也不能称他为“上”。可见，太平天国宗教避讳是其避讳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相当的重视。

2.封建避讳

封建避讳，是指出于对国君和父祖的尊敬或畏忌而产生的避讳，主要是避国讳。历代避讳字之载入文书、著于法令者，大抵以帝王庙讳御名为主，避皇亲国戚讳者为数寥寥。而太平天国不但避天王、幼主、君王父名讳，而且避天王诸子和首义诸王名讳，避讳之严格为前代所无。“君”“王”作为太平天国避讳字，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是，一般只知“君”而不知“臣”，只知“王”而不知“后”。《钦定敬避字样》中记载：“臣，天父、天兄、天王、幼主统下之人方是臣，前代列侯属下之人不得称臣，概以下字称之。”“后”之作为避讳字，也可在文献中查得：《创世传》和《马太传福音书》中，“王后”讳作“贵聘”“侯聘”；《钦定英杰归真》中“后梭”讳作“筱翟”；《圣差言行传》中，“天后”讳作“添筱”“天厚”。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封建避讳是十分严苛的。

3.恶意避讳

恶意避讳，是指因嫌恶而产生的避讳。因为阶级的利益和偏见，太平天国所嫌恶的与清政府恰好相反。太平天国以清朝统治者为妖，凡称“神”“仙”“君”“王”’者概斥为妖，如甘王庙谓之“甘妖庙”，“九仙庙”讳称“九妖庙”，“龙”指“东海龙妖”，要避恶讳作“隆”，如黑龙江改“乌隆江”。并且，天王在癸好三年降诏：“贬‘北燕’(即北京，讳‘京’字而改)为‘妖穴’，且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故并贬直隶省为罪隶省。”太平天国还把“鞑”和“咸丰”等字加反犬旁，将“菩萨”恶讳作“该杀”，连歇后语都改作“泥该杀过河，自身难保”。这些做法都体现了太平天国统治者对清政府的憎恶，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斗争的残酷。

4.迷信避讳

迷信避讳与恶意避讳相类似而又有区别，相似之处是二者都不是对尊者名讳的敬避；不同之处在于恶意避讳因嫌恶而避，迷信避讳因迷忌而避。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的迷信意识浓厚，这类避讳字比比皆是。太平军伤员叫“能人”，其中有官职的将佐或称“能将”，军中设“能人馆”。太平天国避讳“伤”字，崇信上帝全能，而伤员讳改“能人”，同称“能”，包含了褒扬尊敬之意。《钦定旧遗诏圣书》凡“死”“亡”“卒”“崩”均改为“升”，或作“升天”，还把“死日”改“忌日”，“死前”为“生前”。这都体现了太平天国对生死命运的迷信。太平天国讳“败”为“胜”，《行军总要》记载：“浮桥之头，预点司炮兄弟在彼埋伏，预备兄弟胜兵，有妖跟后，开放炮火，以阻妖魔来路。”此处“胜兵”实为“败兵”。由上可见，迷信避讳体现出太平天国的愚昧和思想的局限性。

太平天国实行避讳制度，原本出于农民进行反清王朝斗争的需要。但是这种礼俗，植根于农民经济的土壤，浸透了封建宗法与三纲五常的毒素，表现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思想意识的落后面，很快就成为建立新王朝的一种手段。随着太平天国政权后期日益封建化，其文书避讳制度也愈加严苛。

避讳是中国社会的一种传统陋习，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留下了独特的踪迹。无数事例说明，避讳是受封建礼教文化、等级观念等影响而形成的，避讳文化一旦羽翼丰满起来，它又会反过来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亦是如此。（王云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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