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洛普民调显示：31%美国人忧生活成本，13%愁油价

关于如何看待可负担性，左翼人士把成本上涨看作推进大政府议程的机会。不过，如果可负担性确实是个问题，就必须先弄清楚，问题到底是什么，又能采取什么办法。

盖洛普最新民调指出，“高生活成本仍然是美国人家庭面临的最重要财务问题之首”。根据盖洛普的新数据，31％的人认为“高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最重要的问题，13％的人认为是能源成本和油气价格，13％的人认为是“购房或租房成本”，8％的人认为是“医疗成本”。

但“生活成本”和“可负担性”并不是一回事。“生活成本”指的只是个人和家庭购买所需物品的花费。

而“可负担性”指的是我支付这些开支的能力。一辆顶配奔驰，对大多数靠工资生活的美国人来说都负担不起；但对杰夫·贝索斯或比尔·盖茨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

真正重要的是，我的生活成本上涨速度不能快过我的收入，也就是我能支付的能力。我们必须同时看这两者，这一点至关重要。伯尼·桑德斯之所以值得被拿来讨论，正说明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比如，桑德斯说得没错，美国的医疗成本确实是个问题；他也常常指出，美国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许多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两倍。

但桑德斯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把一切都交给政府，而政府正是问题的来源，不是解决办法。美国医疗成本失控，不是因为政府太少，而是因为政府太多。

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个人经营自己的企业，在竞争市场中运作，能让一切保持敏锐和高效。失去竞争，用官僚体系取代私有经营，混乱就开始了。

根据彼得森——凯撒家庭基金会医疗系统追踪项目的数据，1970年，美国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6．9％。到2024年，这一比例升至18％。

同样根据彼得森——凯撒家庭基金会的数据，1970年，自付医疗支出占总医疗支出的32．7％，公共医疗保险占22％。

政府越多，浪费、低效和欺诈就越多，因此成本也会更高。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称，联邦政府在2025年支付了1860亿美元的不当付款，比前一年增加240亿美元。其中，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也就是食品券，占了1860亿美元中的1040亿美元。

但同样要记住，可负担性不只是东西卖多少钱，还包括我们支付这些东西的能力。

政府越多——也就是按照伯尼·桑德斯的设想，社民色彩越浓——经济增长就会越慢，收入就会越低，进而削弱每个家庭的购买能力。

弗雷泽研究所每年都会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衡量全球165个国家的经济自由程度。经济最自由的国家，通常也是政府对经济干预最少的国家。根据弗雷泽研究所的数据，经济自由度最高的25％国家，人均收入平均是最低25％国家的6．2倍。在经济自由度最低的国家，贫困率是经济自由度最高国家的25倍。

在讨论“可负担性”时，这一点必须牢记。

当前最受关注的经济领域，除了整体通胀率，还有能源成本、住房成本以及医疗成本。左翼和进步派人士把成本上涨看作推进大政府议程的机会。但这套议程只会让成本更高，削弱经济增长，进而压低收入，不管东西本身卖多少钱，都会降低我们的购买能力。